首届网络315十大维权新闻人物谈维权

　　蒋卫锁形容自己当年的西部乳业万里行是“抱着棺材走路”，用他自己的话说，有人买他的人头。因为他站到了“另一个利益群体的对立面上”，打破了潜规则。漠视、流言、恐吓、家庭矛盾……让他身心俱疲。很多人都不理解他，活动过程中，有的企业婉言回绝，说负责人不在，搪塞了事；有的则直接闭门谢客；有的虽表面热情，却惟恐记者拉赞助或搞新闻曝光；政府官员也热情、冷漠不一，有的甚至直言不讳地问：你们到底想干啥？

　　“乳业很不和谐，其实我就想让更多的消费者了解、诊断、治疗中国乳业的顽疾。”蒋卫锁这样解释自己的动机。

　　蒋卫锁说，他能顶住压力没有退缩，是因为有更多的人在支持他，那就是业界的有识之士和广大的奶农。那时每到一处，热情好客的奶农都把他们团团围住，反映问题，透露乳业内部的一些暗箱操作行为，甚至把一些掺杂使假的照片制作成光盘偷偷送给他们……

　　真正令他尴尬的是资金上的压力。活动之初，蒋卫锁把苦心经营多年的“水碧园”酒家以15万元的价格卖掉，作为西部乳业万里行的启动资金。但即便如此，在活动即将结束时还是经费告急，缺口5000元左右。现在看来，也许5000元算不了什么，但当时从新疆返回，3000公里的路途要走3天。路费再加上10多人的食宿，让蒋卫锁很是尴尬。最后他们只好省吃俭用，住最便宜的招待所，吃最便宜的饭菜，每个人都想方设法凑钱……而最让蒋卫锁后怕的是，当他们返回途中经过哈密时，依维柯车子的两个前轮发生异常，司机下车一看，两个前轮箍像火球一样通红，差点就发生车毁人亡的惨剧！

　　“打假维权成本太高，这是最困难的地方。”蒋卫锁感叹，他呼吁人人打假，但这只是一个理想状态，现实中这是不可能的；反过来个体的力量毕竟有限，仅靠少数人也不行，需要更多的人参与进来，这是一对矛盾。最理想的状态就是无假可打。“但只要有假冒伪劣，我就会一直打下去，我今生和乳业绑到一起了。”

　　首先是农民，然后是商人，最后是打假维权者。蒋卫锁对自己生活中的角色这样定位排序。“我和王海不一样，他打假能赚到钱，我没赚过一分钱。”蒋卫锁说，最令他感到欣慰的是，三聚氰胺事件爆发之后，尊重他的人多了。

　　蒋卫锁随身带着两包以他名字为品牌的羊奶粉。他现在经营着十来家蒋卫锁乳品连锁店，奶源来自于他手里的十几个奶牛小区，十几个奶站，由专人监控质量，加工环节交给他信任的企业。他认为，“主要也还是资金不足”，目前能努力做的就是以个人品牌为赌注，把“蒋卫锁”牌乳品连锁专卖店开展起来，以实际行动振兴中国乳业。（实习记者 宿希强）

　　黄静：惩罚性赔偿离光明还有多远

　　2009年3月5日，距离消费者权益保护日进入倒计时之际，华硕案的女主角黄静再次站在了众多媒体面前。

　　此前，黄静的代理人周成宇向各家媒体发布消息称，3月5日上午10时，黄静到检察院领取完国家赔偿金后，将在距离检察院100米左右的北京龙都宾馆一层召开记者沟通会，届时黄静本人会将这笔赔偿金全部捐献给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5日早上9点，周成宇向媒体群发短信，称“因受到不明力量干扰，出现诸多巧合事件形成戏剧性变化”，地点更改为北纬四十度大酒店。

　　然而就是这样一场普普通通的沟通会，却遭遇了一系列非同寻常的“变故”。在沟通会现场，该酒店工作人员不止一次出面阻止见面会召开。当媒体记者就座后，现场突然断电，整个沟通会陷入一定程度的混乱之中，而记者发现整个酒店只有该会议室没有供电。对此，酒店方表示：“我们是开门做生意的，你们的话题太敏感了”，不管是什么活动都不能办下去，损失由酒店赔偿。

　　其实，在见面会前夕，一系列“怪事”便接二连三地发生了——原定酒店地点的无故变更；原定受捐赠的基金会不接受捐赠；原定帮助周成宇检测涉案电脑的一家IT专业媒体临时提出，因为压力过大，不能提供现场检测；原定于3月5日领取国家赔偿金，因法官身体不适，领取赔偿金的安排延后。

　　太多的意外事件集中出现在召开记者沟通会的这几天，而这么多偶然集合在一起，似乎也构成了一种必然：在巨大的经济、地位、实力差距面前，普通消费者维权势必还要在黑暗中前行。

　　黄静与跨国公司华硕的纠葛源于一台普通的笔记本电脑。然而，让黄静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是这样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行为，却埋下了她10个月牢狱之灾和漫长维权之路的祸端。

　　一个维护自己权益的普通消费者，甚至在自己的维权官司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就因为另一场官司身陷囹圄。10个月的牢狱之灾对黄静这个弱女子来说，经受的精神和肉体上的打击都是难以估计的。

　　从华硕案中我们不难发现，消费者同大公司、大企业发生纠纷后，吃亏的往往是消费者一方。在利益关系的驱使下，公司与个别媒体勾结、公司与政府勾结的现象已是屡见不鲜，普通消费者作为弱势群体，其维权之路的艰辛可想而知。

　　2007年11月7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以证据不足为由，对黄静做出不起诉决定。2008年6月16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对黄静发出审查刑事赔偿申请书，赔偿请求进入确认程序。在这件事上，法律终于给了黄静一个公道的答复。

　　然而，黄静与华硕之间原被告角色互换后的新官司，才刚刚拉开帷幕。在这场官司里，官司的一方依然是一个弱女子，官司的另一方依旧是跨国大公司。

　　其实，回顾过去一些类似的维权案件我们可以看到，普通消费者维权难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除了一些诚信至上的商家能够主动承担消费者的损失外，那些和商家协调未果、最终以法律途径解决的案子，往往都会以消费者的失败而告终。这也就是为什么个别消费者胜诉的案子总能在社会上引起极大轰动，并被冠以“里程碑意义”的原因了。

　　“黄静维权案”的最终走向暂时无法判断，当人们都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在“500万美元的赔款要求是否漫天要价”，我们是否更应该关注如何建立起一条普通消费者维权的康庄大道呢？这条大道应该是公平的、法制的、充满诚信的，能让普通消费者和跨国公司站在一个平等的天平上协商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