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7月底，高考第一批次的录取进入尾声，围绕高考的种种喧哗与骚动也逐渐平息。可就在这时，一场“鸽子门”事件又“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
近几年高考结束后，高校之间总要展开生源争夺战。不过，今年的高校招生大战格外精彩，有暗战、有明斗、有策反、有辟谣，末了还有高校上演一出背信弃义的戏码。为了争夺优质生源，众多高校陷入了恶性竞争，不惜用各种手段互相倾轧。
预录 “ 落空 ” ， 向谁讨个说法 ？
近日，7名和南京大学签下预录取协议的安徽高分考生，因分数没达到投档线，无法投档而与南大失之交臂。安徽省教育厅对此事回应道：“从教育政策上预录取协议是不被认可的，但是考生可以以个人和南京大学签订的录取协议作为一种契约，通过法律的途径维护权益。”
尽管当地教育部门出面谴责，校方也表示歉意，不过这7名考生与南大无缘却是改变不了的事实。这起风波被网友称为南大“鸽子门”，它让“预录取协议”这一高招过程中知名高校的通行做法浮出水面。
所谓“预录取协议”，是考生在正式填报志愿之前，与高校签订的一份承诺书。在协议中，考生答应第一志愿填报该高校，而高校则会相应许下录取承诺。
在高校自主招生尚未健全制度的情况下，高校之间用预录取圈抢生源并不奇怪，特别是在日益功利化的社会环境中，规则不足就意味着对恶性争夺行为的默许。
由于考生和家长与高校之间处于录取信息、政策信息的严重不对称，在高考志愿填报过程中，考生和家长往往处于焦虑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出现在他们面前的高校招生老师，就会被视为权威的信息来源。他们容易相信高校招生人员所说的话和所做的“承诺”。尽管高校都声称预录取是以学校信誉为担保的“单向承诺”，宁肯考生负学校，学校不可负考生。不过，“鸽子门”事件暴露出这种承诺并不是十分靠得住。
从法律上看，预录取协议并非真正的合同，没有法律效力，它也不被招生程序和政策所承认，不过，令人不解的是，各地教育主管部门一直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对于“鸽子门”，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冯玮在微博中如此质疑安徽省教育厅：2004年教育部就要求不对外提供考生信息，今年3月24日教育部要求“任何人不得擅自泄露或篡改高考考生信息”，预录取未被叫停，泄露考生信息显然违规。谁更应对“鸽子门”负责？
预录取存在多年，教育部门却一直没有公开表明态度，这让考生和家长轻易相信高校许下承诺的美好，高校用这种方式抢生源更加无所顾忌。
在记者采访中，不少学生认为，尽管南大招到了更高分考生，看似得了实惠，却伤到了学校的信誉度。而教育部门即使不便或无法禁止预录取行为，也该由教育主管部门针对预录取出台规范，尽可能保障考生权益。
为抢生源 ， 高校 “ 暗战 ” 升级
预录取怪象实际上源于日益激烈的高招录取大战。高校生源竞争年年有，今年颇具戏剧性，跌宕起伏，高潮迭出，随着多起高校明争暗斗，甚至不顾脸面的“对骂”事件披露，高校招生“暗战”内幕开始浮出水面，人们看到，知名高校仿佛突然陷入了“人才争夺焦虑期”。
将今年高校生源大战推向最高潮的是“招生电话门”。起因就是复旦大学招生办声称发现在个别省份的招生中，有人冒充复旦大学招生人员致电考生，称他们与复旦所签的加分协议被取消，并“怂恿”考生修改志愿。
7月1日，复旦大学招办网站发表声明，提请考生防范。对“挖复旦墙角”一说，上海交大则连发4条官方微博回应，表示该校招生工作是“阳光工程”，无人冒充其他院校老师通知考生取消其与他校所签协议。
不过，究竟有多少考生接到冒充者的电话，多少考生因此更改志愿改填“上海同城另一理工科院校”？时至今日，双方均未有充分的“证实”和“证伪”。
在高校招生期间，各种美好的许诺和流言同时包围着高分考生们。为此，清华四川招生组在微博上辟谣，北大四川招生组也通过媒体辟谣，称有人向高分考生散布不实短信，学校声明从未出现过违背预录取协议及招生承诺的情况……
高校招生办法各异，高招迭出。长期驻点，保证情报通畅，研究学生、家长心理，宣讲、辟谣、明争、暗斗、策反，已经使各地的高校招生越来越像一场跌宕起伏、惊心动魄的“谍战”。
高校为了抢高分学生，彼此斗得急赤白脸，甚至开展不顾脸面的“对骂”，不过，一谈到所谓的“北清霸权”，他们的态度几乎一致：坚决反对，无可奈何。与其他高校相比，北大、清华在招生时优势明显，别的高校基本只能对徘徊在北大、清华分数线左右及以下的高分学生做工作。而在一些地方，考上这两所高校对当地政府还有老师都是一项了不起的成绩，今年考生顶不住地方政府、老师的压力，只能报北大、清华，意愿被“绑架”的事件频出。
耐人寻味的是，当国内大学竞争正酣时，香港大学中国事务处透露，港大已确定录取内地省级高考头名11人，相比去年人数增加近一倍。
高招陷入指标化陷阱
7月24日，清华大学公布今年本科招生录取结果，共有3349名学生被该校录取。此前北大宣布录取本科新生3441人。两校同时表示，今年不再公布录取各省“状元”数量等信息。与去年两校公布状元数掐架相比，这无疑是个进步。
在清华大学招生办主任于涵看来，乱抢生源是系统问题，“求爷爷告奶奶式的招生办法并不是大学教授们想做的”，“长此以往，这不仅有损高校的形象，而且也辜负了公众对高等教育的信任”。他去年刚刚成为招生办主任，上任第一件事就是和北大定下了君子协定：今年不再对外公布招收的状元数。
目前，高校的招生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已经陷入比拼在某一地区录取分数线高低、招生组老师带着完成招录多少名高分考生的任务、招徕到多少名高考状元等指标化陷阱。
高招指标化给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都带来了伤害。于涵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指出，对于基础教育来说，会形成基础教育唯分数论的不良导向；对于高等教育来说，会因此忽视了人才培养的根本任务；同时，对于社会和广大公众来说，高校的招生录取工作也没能向社会传播良好的成才观和价值观。
在教育学者熊丙奇看来，要终结高校招生乱象，最关键的还是要深入推进高考的改革，实现考生和大学的双向选择，考生可以自主申请多所大学，大学可以独立进行录取，一名学生可以同时获得多张大学录取通知书，再做出选择。
不过，这些年人们看到的似乎只是高校花样频出的招生政绩，在人才培养模式上，却看不到多少根本性的改革。高校为了拼生源，不惜做出丧失教师尊严、原则和良心的举动，分数形成了绝对的权力，却忽略了教育的根本。
高校面对优秀生源丧失静气，失去理性和起码的矜持，而高校招生与人才培养却是“两张皮”，招生只负责将高分考生揽至麾下，人才培养只能“有什么苗子做什么菜”。有评论指出，除了教育部门评定验收后颁发的等级，各高校内部教育与管理模式几乎一个样，自然谁抢到好生源，谁占优势，谁更能出成效、出业绩了。
安徽省教育厅厅长程艺表示，“我觉得大学不必为投档分高几分低几分而过多地考虑排名，应该将更多精力放在教学质量和特色上来，而不是通过特殊的招生手段来招揽学生。”
高校被“生源焦虑症”所困，如此急功近利，这无疑是国内高校及高教的可悲之处，亦是无奈之处，高教改革势在必行，也迫在眉睫。本报记者 于忠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