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给张军开车的一名司机说，“干这行在北京就是靠关系靠钱。”就在上周，他还给张军开车，接送公安局内保局一名处长吃饭。
“现在，也有其他公司在竞争，但是都被我们公司垄断了。”他说。
对于访民们的报警，这位安元鼎的司机表示，即便警察当时去过问，最后也会不了了之。
有多少地方政府如上杭县旧县乡那样与安元鼎签订了业务合同，由于这些难以见光而无从得知，但庞大的地方政府的“市场需求”导致安元鼎之类的保安公司业务成为稀缺，众多证据表明安元鼎的业务触角早已伸向全国各地。安元鼎一名特勤跟记者见面时说：“昨天上午，鄂尔多斯的一个公安局长，还有个集团的办公室主任请吃饭。他们也是为了上访这一块，所以请我们吃饭，昨天两个业务员经理开车去的，说下一步，有什么事给我们打电话。给他们搞定送到当地。”
2009年11月25日的《瞭望》新闻周刊指出，各地政府驻京工作组采取三种方式安置分流上访人员：一是自己租用房屋或宾馆设置临时劝返分流点，由驻京工作组照顾和看护；二是雇用专业保安公司，由保安公司租赁场所和负责看护；三是直接雇用社会闲散人员，由他们提供地点和看护。这些临时劝返分流场所，被上访人员称为“黑监狱”，因为很多人在那里被扣押手机、身份证，被限制人身自由，甚至被虐待和殴打。
“撤掉了驻京办，撤不掉驻京办的需求。……可能不叫驻京办了，叫做保安公司，用来维稳。”7月20日，按照规定，146家地方政府职能部门驻京办和436家县级政府驻京办应在这个时限前全部撤销，但在《驻京资讯》社长李罡看来，这并不妨碍安元鼎们做大生意。
驻京办撤了，公权外包
大限日过后几天，北京市北辰绿色家园，《驻京资讯》社社长李罡坐在电脑前，盯着桌上刚打印出来的网站结构大样，为即将上线的邸讯网做准备。
隔壁会议室嘈杂的声音传来，李罡说，“里面是几个县驻京办的领导，约他们来商量网站的运作。”大限之后，这些官员，都是影子人，该做的事还在做。
李罡观察到，县级驻京办的撤销，使得用来维稳的保安公司浮出水面，被市场化。“我目前了解到，很多城里的接待服务站都是企业行为。我给你接个人，给你劝返，帮你送回去。你给我钱。”
鉴于《驻京资讯》社掌握数目巨多的驻京办信息，一些保安公司找到李罡，寻求合作，或者让介绍业务。就在一小时前，有人找李罡建议说，“开发一套维稳软件，各地方的负面信息只要在网上有苗头，我全部给你监控出来……”
“县级驻京办是各地维稳第一线，被撤销后，保安公司趁机介入，这种做法，等于将公权外包了。”
在北京，围绕上访人员的吃、住、行、“抓人”、“看守”、遣送等，明里暗里已形成规模庞大、畸形的“灰色产业链”。越来越多的安元鼎们进入这条产业链中，瓜分利润。
在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看来，这类私人公司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公权性，让人震惊。张同时也是一位宪法学者、政府管理学院双聘教授，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
“从目前曝光的情况来看，显然是起很严重的违法事件。这个现象首先是公权私化，把公权外包给私人，公权力本身要遵循的原则被侵犯，还有就是，这些公司聘用了很多社会的闲散人员，从这个意义可以把它定义为“黑社会”，现在把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变成了合法的公权力组织，这就是私权利的正当化或者合法化。”
张千帆认为：“这个口子一开，各地都纷纷效仿的话，后果很难想象。最主要的后果就是对公民基本权利的践踏，它得不到法律上的保障；同时它不能解决根本性的问题，一定会出现越维越不稳的现象；还有就是黑白的勾结，现在已经分不清了，以后就越来越分不清，私人就变成了公权力的一部分，公权力可以把权力委托给私人行使，会造成中国公权力机构的黑社会化，黑社会变成合法正当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