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与答
提问：请解释中国之前是出于什么原因没有实现转型？
王一鸣：原来传统的转型概念是所谓的粗放型向节约型的转变，这个概念来自于苏联，因为苏联以前的发展方式是资源的大规模粗放投入型，直到苏联解体的时候都没有完成转型，究其根本原因，主要是在于体制。它的体制缺乏市场配置，缺乏竞争，单靠政府计划配置，这种转型很难实现。
我国现在的转型内涵要比以前丰富的多。十三大报告中提出转型，一是需求结构的调整，二是产业层面的调整，三是要素层面的调整，就是提高科技进步和劳动素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十二五”规划将转型内涵进一步丰富，包括了很多外部的问题，如民生改善，生态环境的改善等。而转型能不能成功，关键还是体制的调整能不能跟上。转型过程中需要战略层面的设计，但最根本还是要进行制度改革。
提问：中国三大银行资源占到全球的40%，很多行业投资过度，一些中小企业却得不到投资，请分析下金融行业在转型过程中的作用？
王一鸣：现在金融业分为银行业务和非银行业务两大板块，银行业务里第一层面是四大国有银行，第二层面是浦发、招商、光大、中信等十几个股份制商业银行，第三个层面就是小银行，但是我国的小银行还很缺乏，这主要是因为金融业的不开放造成的，很多民营企业进入不了金融业。
另外，谈到信贷资源的问题，四万亿计划实施以后，随着通胀的出现，央行开始紧缩，提高准备金率，控制信贷规模，基本的策略是保留原有的贷款项目，不贷款给新项目，这样银行间的资金差异利率就非常高，再加之民间资金率很高，对于中小企业来说，融资成本就大大提高。而国有商业银行原本盘子大，在决定信贷额度的时候必然占有的资源就多。要解决这个问题根本在于银行业的开放，让大量的民间资本进去，发展中小银行，竞争充分以后，银行的效益就会大大提升。现在人大正在制定储蓄保险法，储蓄的保险问题如果得到解决，中小银行的风险就会小很多。
提问：您刚才说，人口结构是影响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原因，是不是可以考虑允许放开二胎？请您再详细解释一下投资率和消费率的关系。
王一鸣：现在社会上有舆论称，劳动力供需形势变了，应该调整计划生育政策。但我认为这需要仔细研究。第一，劳动力到峰值以后减缓的曲线是很缓慢的，尽管劳动力供需形势有变化，但放开人口政策的这个点还没到。第二，中国就业压力依然很大。所以，目前决策层面的说法是完善计划生育政策，在我的理解中完善大概是要分三步走，现在第一步已经在做，就是两个独生子女就可以生两个孩子。第二步是只要一方是独生子女，就可以生两个孩子。第三步就是不管是不是独生子女都可以生两个孩子。
关于消费率和投资率，中国现在的问题是因为投资率过高，转换成生产能力后内部消费不了，只能靠出口，出口之后就变成外汇，所以中国外汇储备越来越多，已经超过三万亿，这意味着资源的闲置，而且各种各样的投资实际上处于一个失衡的状态。但居民福利水平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提高，所以必须矫正原有的发展模式，提高居民收入，才能有能力去消费，而这同时投资也就会下降。从国际经验来说，消费贡献较大的国家，一般经济增速不会很快，而投资占比高的国家，经济增速会很快，但中国需要的是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而不是靠投资拉动的短期的高增长。
王一鸣 男，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理事、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常务理事。
1989年毕业于南开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毕业后长期在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工作。1993-1994年欧盟中欧研究中心和比利时老鲁汶大学应用经济系访问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和区域经济，主要著作有《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重大问题研究》、《“十五”计划时期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研究》、《知识经济与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区域经济政策研究》等。 记者 方烨 实习生 王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