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前一周，正拟在A股和H股上市的温州眼镜行业龙头企业浙江信泰集团，因资金链断裂、老板跑路，18年的企业生命戛然而止。
从今年3月至今，温州已有80多家企业发生老板失踪、公司破产、员工讨薪事件，仅9月以来，就高达25起。其中包括信泰集团、三旗集团、波特曼、江南皮革等一批知名民企。
一场由民间借贷风险传导至实业的危机正在爆发。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指出，若任由危机蔓延，年底前温州将有40%的企业倒闭。
9月底，温州市委、市政府紧急召集工商业、银行业、担保业和相关政府部门频繁开会，密集出台行业倡议书，以保卫温州中小企业。温州市委、市政府9月28日出台《关于稳定规范金融秩序促进经济转型发展的意见》，并组建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希望通过疏堵并举，引导民间借贷规范发展。
温州只是全国民间借贷市场这一金融灰色地带危机的一个缩影，在银根紧缩、民间资本投资无路的背景下，江苏、福建、河南以及内蒙古等省区都已成为借贷风险高危区。
本报采访多位业内人士认为，通过对民间金融的合法化，将民间借贷纳入主流信贷体系，是避免发生“中国式信贷危机”的关键。
民企生存危机
今年，劳动力价格上涨、原材料价格上涨、人民币升值、税负过重，诸多不利因素冲击着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
温州最大的打火机生产商之一东方打火机厂董事长李中坚说，这次和2008年金融风暴时不一样，2008年东方利润虽少但还能活，现在是有订单都没办法做，“多做多亏”。
温州民间借贷乱象的背后，正是实业不兴，中小民营企业难以盈利已是普遍现象。
据温州经信委报告显示，许多企业年前接的订单还没做完就已经亏损。情况稍好的行业企业还能够全身而退、停产关门，或减产停工勉力维持；本来就利薄的行业比如制鞋、不锈钢、人造革等，更是已发生多起老板跑路的事件。
当人力、原材料价格纷纷上涨时，以成本和价格优势取胜的温州民营制造业本就举步维艰。而货币政策的紧箍咒造成的融资难，又成为了压垮它们的最后一根稻草。
9月21日，关于“浙江信泰集团老板出走”的消息已经传得沸沸扬扬，公司门外聚集了四五十个债权人，信泰集团的高管仍在组织企业正常生产。
“我们的订单已经排到明年了，没理由会破产，而且也不相信老板真会跑。”信泰集团旗下的信泰光学公司一位高管说。
成立于1993年的浙江信泰集团有限公司，是当地眼镜行业的一家知名企业。信泰集团的创办人、董事长胡福林，也是当地风云人物，曾当选温州市第十届人大代表，获全国归侨侨眷先进个人、优秀社会主义建设者、多市级劳模、2006全球华商百业领军人物等荣誉。
不过，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胡福林开始转型投资太阳能光伏产业。而这次转型，被外界普遍认为是引起其资金链断裂的主要原因。
温州工业园区管委会办公室副主任邹建强说，金融危机后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各家银行几乎是“追着企业的屁股”要给贷款，“当时，大多数企业考虑也过于乐观，于是，从银行贷款后投向技术升级、规模扩张、扩展经营范围。一两年后，当这些基础建设基本完成，需要资金投入生产、产生效益时，银根却在这时收紧了。”
一放一收，无疑绷紧了企业的资金链。
中型企业如是，小企业则更艰难。因无法从银行获得持续的资金，温州商人阿志关掉了其多年经营的体育用品贸易企业，“对我们这种抵押物很少的小企业来说，实际上很难从银行拿到贷款。”
阿志说，他曾发起行业内的小企业以“联保”形式向银行申请过一笔贷款，随着银根越来越紧，“联保”的方式也不奏效了。
而且，从银行获得贷款的成本不仅是高企的贷款利率，贷款以外的各种附加成本也压得企业喘不过气。温州一位企业主举了个例子，为从银行获得1100万元的贷款，他不得不满足银行如下条件：月息1分多、开办22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购买300万元的保险。
无奈之下，阿志转向民间借贷，但民间借贷的风险又进一步制约银行向企业放贷意愿。
温州当地一些银行人士说，中小企业拖欠贷款或者干脆不还贷款的意愿正在上升，中小企业贷款的风险似乎正在冒头。“小企业贷款风险是与民间借贷成本正向相关的，我们注意到，民间借贷成本逐步抬头，甚至高过2008年，这是个信号，小企业贷款的风险也很高了。”一浙江本土银行的负责人表示，目前民间借贷成本已经超过大多数小企业所能承受的范围，如果银行贷款到期，小企业宁愿不还银行贷款，也不愿借高成本的民间资金来周转。
尽管相比民间借贷，银行的借款成本要低许多，但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利率也已从去年的基准利率上浮10%~30%，提高至基准利率上浮70%左右。
根据温州市经信委的统计，一季度末，当地百家龙头企业利息支出达3.11亿元，同比增长40%，远远超出企业26.15%的负债增长率和18.3%的销售增长率。
危险的是，经信委数据显示，近六成温州企业存在为其他企业进行担保融资的情况。一旦信贷危机失控，将在相互担保的企业间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从而引发大量银行坏账和大面积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