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
在上海和少年先锋队组织一样，所有的小学里也都有一个小红星儿童团。儿童团里孩子们被看作是少先队的预备队员，所有新入学的新生们都会统一加入到儿童团里，直至第二年的少先队建队日时再统一换领红领巾。加入到这个组织，让孩子们感受到的是荣誉。
熊梅：
在12月4日那一天举行一个正式的入团仪式的时候，他们的脸上所洋溢的笑容应该说是非常醉人的，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很好，就是很渴望自己尽快加入这个组织当中。
解说：
上海首创的“绿领巾”制度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全国工作委员会从1986年开始的组织改革探索工作，到今天已经实行了26年，甚至现在这些佩戴着绿领巾孩子的家长们都有着佩戴绿领巾的经历。作为小学生的必经过程，上海小学校里的绿领巾从来没有被当作划分学生好坏的标志。
熊梅：
每个学生都有不同的起点，我们不会因为说孩子他的学习或者他各方面的表现不好，然后就会是分成第一批、第二批、第三批这样子入团。我们就是会根据孩子不同的起点，然后去鼓励他，最终呈现的形式就是在12月4日那天我们每一位同学都能够佩戴上期待已久的红领巾。
解说：
而当上海的“绿领巾”组织模式被全国其他省市开始仿效时，不但绿领巾的外形被改变，佩戴绿领巾的初衷也被改变了。面对各地出现的绿领巾、粉领巾，在2004年，团中央就明文禁止，并下令全国彻查这些变色红领巾，再到今天西安出现的为了激励上进给差生戴上绿领巾的事件，我们不禁要问，到底是什么让原本美好的绿领巾变了味？
主持人：
上海和西安这所小学看似有些相同的做法，最大的一个区别是在西安这个小学里，一个团队里有一部分是戴上了红领巾，另一部分戴上了绿领巾。而在上海的时候，是同样的一个群体的时候全戴绿领巾，然后一起去更新变成红领巾。这里就涉及到了一个公平和歧视是否存这样一个问题。其实，当我们把所有的孩子都应该当成好孩子，你把他真当成好孩子了，最后他可能就变成好孩子了，但你你要真把他当成了坏孩子，最后他可能就真就变成了坏孩子了，这一点恐怕教育的人要思考。
那么中国教育学会教育机制研究分会的秘书长施进军也说：“教育方法可以创新，但是要旗帜鲜明的反对‘伪创新’，因为稍不注意就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他提醒注意有四种形式是很常见的侵犯学生的现象：一，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二，歧视、排斥后进生。三，非法限制自由。四，乱收费、乱罚款等等。”
那么说回到领巾的问题，刚才短片也说到了，除了红领巾之外，其他颜色的领巾都是有问题，其实是处在被反对的过程当中。那么红领巾本是否也有改革的空间呢？来，听听专家的建议。
解说：
今天当绿领巾引发争议仍然成为媒体、公众关注的热门话题时，西安教育学会的许建国会长则表示，在此之外无论红绿都不应该承载区别学生的功能。
电话采访：
西安教育学会会长 许建国：
你说他们戴红领巾，当学生在入学第一个学期的第一个月以内20多天时间有的学校甚至十几天、几天就给孩子戴上红领巾了，而且要本人申请，班主任签字，少先队研究才能批准戴上红领巾，六岁的孩子刚刚入学，幼小的心灵几乎是没有任何辨别是非的能力，你说让他申请怎么写。而你同意或者不同意他戴红领巾，你的根据何在？你失去了一个衡量的标准，你还要把它做一个结论，改革非常必要。这个方向现在我们暂且恐怕还拿不出一个很好的方向出来，这要经过学校的一些理论上，首先要做研讨。
主持人：
其实西安的这所小学可能也给全国的类似小学也提了一个醒，究竟是不是小学一年级刚开学不久的时候，我们就火眼金睛立即甄别出来谁应该戴红领巾，谁就不应该戴，还是大家集体的时候，都是一样，但是过了一年的时候，到了二年级的时候可能再戴红领巾，包括红领巾的一个评价问题，其实我看刚才队章的角度来说，对红领巾没有那么高的论好或者不好的要求，而是你提出要求已批准就可以成为了，那么我觉得的确像这位教育专家说的一样，我们改不改先另说，但是令所有人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如果你家有小朋友被要求绿领巾你会怎么做？很多人的选择是不一样的，有的选择是先不管孩子，我去教育局投诉去，这是27.48%。接着还有人先关心自己的孩子，担心小孩出现心理问题，先引导小孩要对自己有信心。这是26%。还有接近26%是请示学校领导，也给领导老师戴上不同级别的标识吧，这是有点恶搞，黑色幽默的意思。还有14.77%，和学校老师理论，凭什么给小孩戴绿领巾，这属于胆大的家长，敢跟老师去叫板。后面还有说是教育自己的孩子等等。
最后，我特别想引用前边有一个博客，是《北京青年报》常务副总编田科武，他说：“老师的初衷或许是好的，可能只是因为不懂教育规律，不按儿童心理才出此下策。”我同意他的看法，我觉得当我们所有批评的声音已经足够大的时候，我依然愿意相信西安的这所小学从校长到老师，他的心是好的，同时他这样一个做法也给全国所有的学校提了一个醒，相信他们自己可以改过来，没问题，其他的学校也应该受所敬鉴，所以我们一起去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