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家媒体报道，近日，《收获》杂志编审、文字工作者叶开向语文教材的编写开炮，提出“在孩子最需要读到最好的作品的时候，请不要给他们制造垃圾”，“别的省份我不知道，上海我是已经调查得非常清楚了，这些编者在这方面的水平相当差，是那种区教育局的教研员。他们编教材，编写者就得到了编写权，然后转包给另外一个人，这另一个人就拉着一些其他人东拼西凑编成了一部教材。”
语文教材，绝非将几篇课文串起来，再弄几道思考题就可以。它要求编写者高屋建瓴，有深厚的文化意识，有纯真的精神家园意识，有文化思考力和判断力，在给孩子提供优美文本的同时，更让孩子得到美轮美奂的精神熏陶、朴素庄重的情趣感染，让语文教材成为孩子的“文化、情趣导师”，让孩子成为热爱生活的人。此外，教材还应“不只培养儿童识字书写的能力，在生活情意上，更负有重大的开发责任”，如果过分强化训导，成为政治道德的规训读本，孩子不仅会失去对生活情意的发现、感知能力，日后则容易成为低俗的文化追求者。
近段时间，民国老教材颇受欢迎，“在国文中多少能找到一点生活情意的发现”，比如庄俞先生编著的《商务国语教科书》，其间有“惜物”、“友爱”、“睦邻”、“储蓄”、“合群”、“济贫”等传统道德观念，还有“燕子”、“蝙蝠”、“采桑”等博物知识穿插，有文采，有趣味，有知识，无教训导气，有亲切韵味，是一种美好的人文和诗意熏染。
如今的教材编写转包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编者的文化素质、人文素养，已降低到不加要求的程度。当下，一线的语文教研员不乏高水平者，但更多教研员和语文老师驾驭文字的能力却并不高，让他们当孩子们的“语文厨师”，优美的文章被弄成“任意肢解的政治说教”，一些语文教材成了“文化教育豆腐渣工程”，势必给孩子造成精神和文字误导。
语文教材不应成为编委们评职称的“科研成果”，理应提高其编写门槛，加大文化含量和人文本位要求，并将其提升到文化和教育使命的高度来认识。教材编写者应多元化，不仅有文化能人，还应有心理学专家、社会学专家、科学家等，提升教材的综合人文含量；应最大程度淡化语文教材的说教色彩，代之以文本熏陶，须知，美好文本中本就饱含充分的道德、精神资源。(耿银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