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妻子李素梅为了教一起务工的亲戚家孩子识字，办了一个“家庭私塾”。交不起公办校“赞助费”的邻居们慢慢都把孩子送过来。1995年10月，我到北京，帮忙打理当时连名字都没有的“家庭私塾”，没想到，今天我们能有近2000名学生、90多位老师、两个教学点。
早期，打工子弟学校的运作无法可依，行知早年频繁搬迁也是因此。
1997年，因为拆迁，最早的一批窝棚教室被推倒，行知曾经流浪到沙窝、彰化村、五路居，但都因为没有“合法身份”，待不了太久。
1998年，国家教委制定了《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那年夏天，我和妻子向北京市教委申请注册，学校也才由北京陶行知研究会会长方明先生起名为“北京行知打工子弟学校”。
直到2003年，经海淀区教委审核批示，行知的双槐树教学点终于摘掉“非法办学”的帽子，12月领到民办校许可证，改名“行知实验学校”。其间，行知还曾在丰台开过4个教学点，跟成人中专、成人高中“联合办学”，也就是租用他们闲置的教室。
我曾在地图上画过行知的落脚点：南到沙窝，北到彰化村，东到紫竹桥，西到晋元桥。我们的漂泊之路可以说是“南移北迁，东搬西挪”。今天，行知在双槐树和龚村设两个教学点，有小学、初中1900多名学生。
现在想来，行知当年最大的麻烦就是办学许可证难求，学校非法教学，学生非法求学，这也是北京现在多数打工子弟学校的难处。这些年，陆陆续续也有60多所学校合法化了，可是据我所知，全市200多所打工子弟学校，大多数还是违规操作。这么些年，政府审批的机会，可遇不可求。
流动的校园，是打工子弟学校共同面对的一个问题。教育用地批不下来，没办法建永久性建筑，几乎全部打工子弟学校都是在租赁校舍，或是私盖违章房，只能保证校舍坚固实用。可是，租赁合同到期、拆迁等都成困扰，校舍不稳定，学生的学习状态肯定不稳定。
校长们头疼的另一个大问题是师资。收费低，拨款少，学校资金缺，老师收入差，民办校入保难，教师没法参评职称，相比民办贵族学校高达五六千元的月薪，我们确实留不住老师。
我经过了最难的几年，说实话，当时有过放弃的想法。1997年，因为频繁搬迁、求助无门，我一度都买好了返乡的车票。在站台上，我犹豫了：已经答应了学生和家长，继续找校址，260多人呐，就这么一走了之，实在对不住人。
33岁，我来到北京，按老家的算法今年已经是虚岁五十了。想想行知这么多年的经历，总结打工子弟学校的难处，就是身份难得、土地难批、教师难留、资金难筹。现在我最期望的、也是老师和学生们最期望的，就是能让我们的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像上海那样，和城里孩子一样免费入学。(易本耀 北京市海淀区行知实验学校校长 本报记者程聚新采访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