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方】
为减少恋爱造成的不良影响
此规定是否能成为鉴定道德水平的措施之一，是不少网友争议的焦点。湘潭大学商学院2010级学生高玲表示，她最疑惑的是规定中“出轨”一词如何定义，“我理解为不能脚踩多条船，或者当小三之类的不正当行为吧。”商学院学生处党委书记欧定余稍后对媒体的解释是：“谈恋爱出轨者”并不是指所谓的“劈腿”或移情别恋，规定也不是不准学生谈恋爱，而是希望减少因谈恋爱造成不良影响的现象。“比如造成怀孕、闹纠纷影响到学校的”。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其实高校校规中类似此类道德评价的条例屡见不鲜。长沙理工大学城南学院设立道德银行，把道德行为量化，达到一定分数才能评优评先；华南师范大学规定“学生不得非法同居，不得做第三者”；重庆师范大学“被发现当三陪、当二奶、当二爷、搞一夜情的学生将被开除学籍”等条款的设立，这些规则一出台就面临非议，但是学校却选择坚持。
北大招办有关负责人也就“不孝敬父母不得推荐”表示，这一规定不是要比较谁更孝敬父母，而是将“不孝敬父母”作为能否获得推荐资格的底线，希望以此引导学生明辨是非，形成健康向上的价值观。持类似观点的还有华南师范大学参与制订新校规的心理系副主任张敏强，他认为尽管大学生都是成年人，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但作为“教学育人”的大学学府，对学生做出道德约束非常有必要。长沙理工大学城南学院道德银行提倡者之一、原城南学院党委副书记施一满表示，“道德银行”很多制度有争议在所难免，学校将不断在探索中完善，对调动大家参加义工和志愿者的积极性还是有明显效果。
长沙教育学院师训处主任冯辉梅也表示，各大高校校规政策的制定者制定的不同条例都是因时制宜，具有针对性，校规之所以涉及思想道德水准评价是为了引导正确的方向，倡导良好学风，约束学生不良行为，媒体应给予积极关注正面引导。
【建议】
制定校规要考虑可操作性
社会学家则对大学道德标准量化表示忧虑。上海交通大学社会学博士周建国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道德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社会道德的内在化，从而建立符合道德规范的人格。道德量化体系把人们普遍认可的价值标准与功利的目的联系了起来，这样做可能适得其反。
即使学校拟出关于道德评价条例的初衷是好的，条例是否有可操作性，能否顺利执行仍是陷入困境中的道德衡量标准面对的核心问题。暂且搁置争议，不论将思想道德评议体系量化是否合理，仅仅考虑是否可以通过量化而达到可执行可操作的目标，仍值得考量。
北大招办有关负责人坦言：“为孝敬父母制定一个可以量化的标准很困难，不是天下所有的事物都可用数字去量化和标准化。”他解释道，之所以要明确孝敬父母这一规定，是因为现在很多学生智商可能很高，成绩可能非常优秀，但对父母和他人充满了冷漠，认为所有人都该为他服务，北大不欢迎这样的学生。支持者认为，这种规则的重要意义不在于执行，而在于大学对人才倡导一个怎么样的评价体系。
作为高校学生工作者，湖南师范大学王芳老师也表示，高校在制定校规时，必须要考虑可操作性和程序的完善性、合理性。在涉及学生权益时，要本着“以人为本”的原则，充分考虑学生的感受和实际，给他们解释和申辩的机会，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同时，大学在修订和完善校规时也须慎重，不能给外界和学生留下“朝令夕改”的印象，这样的校规才能真正发挥积极作用，引领正确的思想道德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