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关注预算公开的公共预算观察志愿者吴君亮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目前公款出国的乱象有几种表现:一是不需要出国的却出国了,或者编造理由出国,这在他们行内叫“编个筐”。二是出国的人数多过需要的人数。有时明明一两个人去就可以了,非要搞一队人马去,这在他们行内叫“搭个车”。三是出去喜欢绕弯,去一些不需去或不该去的地方。本来去一个国家一个城市就行了,但就是要多去几个城市,甚至多去几个国家,这在他们行内,叫“刹一脚,绕个弯”。吴君亮说,有些地方甚至把出国作为一种待遇,每年都去享受。
因而今年3月,监察部有关负责人在一次制止公款出国(境)旅游专项工作部际联席会议上提醒说,禁止公款出国(境)旅游的任务依然艰巨。该负责人表示,近些年来,一些党政干部以公务为名,巧立名目公款出国(境)旅游,耗费了国家大量资财,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经济参考报》记者了解到,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也一直致力于规范公款出国(境)行为。早在1989年中办、国办就曾印发《关于严格控制领导干部出国访问的规定》。随后,有关部门相继发布《关于加强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出国(境)管理工作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党员干部出国(境)管理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加强因公出国(境)管理的若干规定》、《关于坚决制止公款出国(境)旅游的通知》等文件,旨在限制出访团组数和人员数量、在国(境)外的期限、禁止一般性考察或重复考察等。
应有严格标准和绩效考核
目前公费出国暴露出的种种问题表明,公款出国的数额到底有多大、公款出国的官员在国外到底做了什么还很难说清。“这充分透露出预算公开的必要性”,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李炜光认为,预算公开不仅仅是公布一个数据,还应该包括绩效考核问题,为什么要出国,出国以后的结果以及对改善自身工作带来的效果等,这些都应对纳税人有一个交代。
“仅就预算内来说,中央公布了因公出国的年度消费是多少多少,但老百姓根本没法监督是合理还是不合理,是必要还是不必要。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即对三公消费的合理性的判断要细化。”竹立家说。
而上海财经大学教授马国贤则对《经济参考报》记者介绍说,有些“三公经费”虽然已经发生,但未必列入会计支出,如“企业请客、官员出国”等。另外,由于“三公经费”中,如出国(境)支出并无相应的会计科目,部门公布的数据来自统计,“这就不能排除有些部门公布的数据有人为缩小的可能。”为此,他建议,如果要长期监察,财政就必须改革会计核算体系,设置会计科目,并列入决算,同时,允许媒体或公民能通过申请公开,自由地获得各部委有关信息,才能发挥公民的监督作用。
马国贤表示,此次国家第一次公开“三公经费”信息,意义不能低估。但是,至少到目前,公布的包括因公出国在内的“三公经费”尚无法作为监督依据。这主要是因为“三公经费”的概念不够清晰,统计范围尚不够严密,比如,部级机构的经费与部级下属“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的经费就不是同一概念。其次,“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是很含糊的概念,只有统计并公布到单位才具有研究和评价价值。
吴君亮建议,今后不仅应制定严格的标准,比如什么情况下可以出国,人员标准等等;而且预算中要体现出来,要有详细的解释,另外,决算时还要有明细。
李炜光也认为,预算公开不只是一个形式,更是某种机制的转换。目前,要做的是如何不在这个层面徘徊,而是继续往前推进。在他看来,完善机制首先是法制,目前我国的法制体系尚未建立,《预算法》中关于预算支出,特别是三公支出应怎么公开、以何种形式公开、何时公开、公开之后如何问责、如何考核绩效等都有待明确。再者应提高公共管理及审计水平。此外还要使公众参与渠道畅通。记者 王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