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晚9时30分,“黑长途车”驶入巷子内,“售票点”人员(图片最下方)招呼乘客上车。
每天深夜,北京西站,至少百余名未买到火车票的旅客被“客贩子”带走。
这些“客贩子”收取高价票后,将旅客转到长途客车上,送往目的地。
记者调查,这些长途客车一种是外地客运公司过京的长途车,违法停车揽客;另一种则是没有任何营运资质的“黑长途”。
除了票价高外,还存在巨大的安全隐患。从“客贩子”到“黑售票点”再到“违规长途车”和“黑长途车”,已形成一条地下运作链条,并牟取暴利。
前日,记者将此情况通报北京相关交通执法部门,相关部门表示将介入调查。
■ 暗访
“客贩子”揽客 黑票点“卖卡”
“去包头、呼市吗?”、“去郑州吗?”、“去太原吗?”
8月7日晚8时许,北京西站北广场售票厅门口,五六个男子逢人便问,是否去往内蒙古、河南、东北、山西等地。
其中一名男子缠住记者不放,反复说“火车票都已经卖完了,只能坐长途大巴,立马就能发车,车都很安全……”
“客贩子”西站售票厅抢客
售票大厅内,电子显示屏上,当日发往上述各地的火车,大多已没有余票。
“在北京住一宿最少得一二百,明天还不一定买到票,还不如坐大巴。”一位操着东北口音的紫衣男子,一边劝说旅客,一边主动给旅客拎行李。
记者询问去石家庄是否有车,“到哪都有,”该男子马上说,去石家庄最低200元,“俩小时一趟”。他随即操起电话确认座位。
此时,一扎马尾辫的女子靠近记者,小声嘀咕,“送上大巴,11点准时能走,160元,就剩俩座了。”
看到记者有意,“马尾辫”挽起记者的胳膊就走,边走边与“售票点”联系。
走出不到100米,“马尾辫”收起电话,“不行,刚才人多没听清,老板说少180(元)不能走”。记者扭头要走,“马尾辫”赶紧上前阻挡,“这是最低价了,都是途经北京的国营大巴车,下面有专门的售票点。”
据记者了解,北京到石家庄的正规大巴车票价仅为75元。
隐藏在地下茶吧的“售票点”
记者跟着“马尾辫”,来到西站南广场地下商城。
这里一处“茶吧”门脸内,数排躺椅上,坐着20余名男男女女靠着或休息。
门口一张桌子,就是“马尾辫”所说的“售票点”。
“人领来了。”“马尾辫”对桌边光膀子的男子喊了声,接着催促记者买票。
“到石家庄,180元。”售票男子头都不抬,30岁左右,一口标准普通话。
他抽起桌上的一张纸片,写上“北京至石家庄,票价180元”,随手递给记者。
旁边一位中年男子解释称,这是乘车卡,凭卡上车。
这张乘车卡上,写有“夜班快车、豪华卧铺”,背面为多个目的地名称,包头、济南、青岛、上海、太原、哈尔滨,密密麻麻罗列了23个城市。
小巷子内“票点”以卡换票
北京西站北广场对面的小巷子里,还有一处“售票点”。
8月4日晚9点,小巷子一处空旷的台阶上已经有二十多人在此等候。不时有人领旅客过来,交给这里负责的两名男子,“车都到了吗?这里已经有二十多个了。”一名男子打电话说。
一位蓝衣中年女子是“售票员”,她提着小包,拿着小本,问好每个人都去哪里,收钱后在本上记上一笔,并掏出一张卡片发给旅客。她说,凭这个卡上车时就能换取车票。
四川来京打工的老邢夫妇,已在这里等了4个多小时。闷热的夏晚,不见一丝微风。老邢的媳妇将裤腿捋到膝盖上,不停地用捡来的纸壳扇风。老邢则靠着行李打起盹儿来。
夫妇俩准备去包头打工。火车票没买到,在售票大厅蹲着,后被人拉到这里。
“每次问怎么还不发车,都说快了,但等了4个多小时了,还没来车。”老邢说。
每人220元的票价,老邢夫妇也觉得高。
但在他们看来,在北京西站附近过夜一个晚上得花一二百,而且第二天不一定能买到票,“跟当晚走差不多”。
■ 正规要求
长途客车站外揽客违法
北京长途汽车公司相关人士介绍,正规车辆均有固定场站,北京目前有包括六里桥、四惠、机场等10处长途汽车站。长途车只能在这些站内运营,上客,站外揽客均属违法。发车时间、班次、票价都张榜公布。
此外,正规客运车需在车前放置运管部门颁发的客运证、交管局颁发的道路许可证。车身也会喷涂所属运营公司名称。
8月7日晚10时,途经北京的外地正规大巴车在北蜂窝路揽客,等待从西站来的旅客上车。
“黑长途”操作流程
1、“客贩子”在西站售票厅、南北广场,寻找并游说未买到火车票的旅客乘坐大巴。
2.“客贩子”将旅客带到西站附近的黑售票点开出票据,旅客在此集结等待。
3.周边公交站、出租车站附近,专人带乘客乘车离开或直接上开往目的地大巴车。
4.黑售票点人员与司机交接乘客,过后再与车辆承包人结算钱款。
■ 调查
记者调查得知,设在西站南广场地下商城的“售票点”和西站北广场对面巷子里的“售票点”,将各自招揽来的旅客,通过不同的途径送往目的地。
外地长途大巴进京捡客
8月7日10时许,西站南广场地下商城的“售票点”,记者终于等到车来。
“去石家庄的车到六里桥了。”一名光着膀子的中年男子示意记者跟他走。
南广场出租车站附近,记者及另一名乘客跟着光膀子男子上了一辆黑色捷达车。
存在超载超速
记者询问,大巴车有无安全方面的问题,司机拍着胸脯说:“一看你就是头回坐我们的车,没事的,我们的大巴都是国营长途公司的,有事找我。”
司机自称是长途公司的业务员,旅客领到的卡片上有他的电话,他是专门负责“售后服务”的,这次开车送人是因为人手不够。
捷达车很快到达六里桥南太平桥西路路口,一辆写有“临汾开往包头”、牌照为鲁QA1169的长途车正在此接人。
司机指着该车说,因为司机需要培训如何不超员超速,临汾去往包头的这条线已经停了半个多月,“这是刚恢复。”他说,上次公司有辆车,超了15个人,在高速路上时速开到150公里,“差点出了事故,把老板吓得不行”。
长途大巴不给票
5分钟后,一辆牌照为冀C11181的大巴车开过来,司机催记者和另一名乘客赶快上车。
上车后,记者提出用先前领到的卡片兑换车票,大巴司机和另一名副驾驶均表示不能换,“上了车就行了”。
在记者的执意要求下,副驾称车票没有,给了记者一张没有出发及到达地点的发票。
这张印有“秦皇岛龙腾长客运输有限公司客运发票”的发票上没有注明车票金额,最大的报销金额是140元。
大巴司机证实,他们确实为秦皇岛正规客运公司车辆,正规路线是经过北京但不准停车,但他只负责开车,“另外有人和西站附近售票点结算之间的账款”。
“黑长途”巷子深处接客
“到包头的车到了啊,去包头的跟上啊。”8月4日晚9点30分许,售票女子冲着老邢夫妇大喊。
老邢一手提着行李,一手拖着老婆,跟着30多人后面往附近羊坊店路一处公共汽车小跑。
巷子内才敢停车
5分钟后,一辆牌照为京AF的大巴车缓缓停在公交车站前,车上一名光膀子男子招呼旅客上车。
没上几个人,大巴不顾后边拎着大包小包追赶的旅客,往前开了一百多米。
刚一停稳,乘客蜂拥至车门。大巴车又朝前开了一段,右拐进北蜂窝路的小巷子里。
“巷子安全,路面容易被发现,得等会再走。”光膀子男子说。
随后,这辆大巴车停在巷子里。
记者看到,该大巴车上没有任何长途运输的标志,连起始地点都没有。
超载面包送乘客
9时55分,一辆牌照为京G的小面包车开了过来,车上的乘客们或骑或坐在各自的行李箱上,整个小面包车挤了不下10人。
这些乘客上了大巴,看到座位都被老邢夫妇等乘客占满,跟带他们过来的人员理论了半天,最后没办法只能上车。
“这都是好的。”老邢说,前年七八月,他也是在北京坐大巴去郑州。先是被小面包车从西站拉到等长途车的地方,等了好几个小时也没有长途车,老邢要求退钱,就遭到几名彪形大汉拳打脚踢。最终,老邢只能另付给彪形大汉100元车费,才被拉回市区。
10点10分,大巴开始启动。
一辆京P牌照的白色捷达车一直为大巴车押车。
羊坊店路、复兴路,大巴车由东向西方向闯了一个红灯后疾驰上了西三环。
当晚记者乘车紧随大巴车,该车在环路一直以超过百公里时速前行。在清河收费站进京藏高速,一路向内蒙古方向驶去。
10个小时后,老邢夫妇终于到达包头。他们说,大巴车没进市区,而是把他们放到高速附近。
■ 牟利
西站贩客黑链条
根据八王坟长途客运站的票价,北京到沈阳的票价是165元,西站“客贩子”要价220元,北京———包头票价150元,西站“客贩子”仍要价220元,高出70元。
百余“客贩子”月进万元
据一位干了4年的“客贩子”介绍,在日客流量超过10万的西站,给途经北京的长途大巴车拉客的从业者有上百人之多。西站北广场、南广场附近有多个长途汽车“售票点”,这些地方也是由专人操控。
“客贩子”就是负责给这些售票点拉客。工资按月结算,每拉一个乘客能拿到20元提成,一天要拉够20人。如此算来,一个“客贩子”干满一个月,可拿到万余元。
黑票点老板与车主合作
“客贩子”拿的还是小头。
据该“客贩子”透露,赚大头的是“售票点”的老板。西站的长途大巴多是夜班车,去内蒙古、东北、河南、山西的乘客最多。可沿途不管从哪儿下车,票价一律是230元。
“售票点”的老板与外地客运公司进京大巴车车主是合作关系,车辆一般都是个人承包。
以去包头为例,“售票点”卖220元至230元。车主给“售票点”的价格也就100元。除去客贩子的提成,每张票“售票点”净剩100元。
粗略估算,西站多个“售票点”一天的收入保守数万元。
据知情人透露,除了外地长途车进京捡客,还有直接用无任何运营资质的车辆直接跑长途客运的,“这种更是暴利”。
无保险一旦出事后果严重
北京多个长途客运站表示,正规客车在站外拉客属于违规行为。旅客在车站内购买的车票都是正规的电脑机打客票,一旦客车发生意外,旅客可以据此向客运部门投诉索赔。旅客在车站上车会接受严格安检,客车出站拉客存在安全隐患。
“表面上是对正规车的冲击,实际最严重是安全隐患。”多名正规长途车司机说,“黑长途”不仅票价高,更不安全。有的车内客货混装、加座拥挤,乘客没有安全保障。没有车票没有保险,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
A14-A15版采写/本报记者 刘泽宁 实习生 黄锐
A14-A15版摄影/本报记者 尹亚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