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现实的问题是,为什么要“混”学生会?
采访中,记者发现,尽管最初大部分人参加学生会的目的只是为了“锻炼自己”,但在潜意识中,通过学生会工作获得保研或者增加就业筹码,似乎才是部分学生会干部们走下去的真正动力。
“学校没有明确的规定,说学生会主席就一定可以保研,但大家会看嘛,往届的主席几乎都获得了保研名额,这几乎就是公开的潜规则。”一位大三的学生会部长告诉记者,“混学生会,有时候与能力有关,但更多时候也与个人的性格、交际能力甚至家世背景有关。一些长相甜美的女生,尤其能够得到更多的机会。”
在校学生会公关部工作的大二女生李婉告诉记者,公关部的主要工作是拉赞助。“上个学年,我觉得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是,自己拉到了一笔3000元餐劵的赞助。”李婉为此很是高兴了一阵子。
这样的成绩在刘若看来,“对一些有家世背景的同学来说,简直就是小菜一碟”。她告诉记者,本系有不少同学的家庭背景好,他们依赖父母的社会关系随便拉个万把块钱的赞助,很快便能够在众多普通家庭出身的学生中凸显出来。
符铭为是否还要在学生会这条路上走下去苦恼着,“学生会工作占据了我很多时间,一方面它的确教会了我一些为人处世的方式方法,另一方面,又担心是否一定能够实现保研的目的。”
学生会工作的另一个好处是,在争取奖学金时,学生会有独立推荐资格。也就是说,大多数学生需要通过成绩排名来获取奖学金,而在学生会中工作的学生每年有稳定的名额可以直接获取奖学金。
“是否获得过奖学金与未来能否保研也有一定关系。”一位大三的学生告诉记者,保研主要考察学生的三方面能力:成绩、科研论文以及社会工作。“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连环套,比如成绩不一定看总分,而要看你的专业分和选修分;科研论文就要参加学校的各种大赛;社会工作就主要指学生会工作。三年下来,我才基本上搞明白这套规则,很多时候,会觉得相当疲惫。”
学生会里学到“成熟”?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陈伟在博文中写道,“学生会本应是学生自治组织,现在却成了‘被治’组织,完全接受团委的领导或指导,从财政、学生干部任免各个方面被完全控制,由此产生了诸多问题:学生干部的产生不透明、官僚作风盛行、不为学生谋利、学生干部可以享受如保送研究生、评奖学金、参加对外交流活动等各方面优惠。”
在采访中,人大的不少学生坦言,“感觉没有陈老师说得那么严重,但那些问题的确多多少少地存在着。”
也有学生表示,在学生会里,“自己的确学到了不少”。
符铭对此感触很深。他举例说,自己是三个大课的课代表。老师之所以不约而同地选中他,只是因为他更会处理师生关系。“一个是老师问,谁愿意买他的书作为教材,当时全班只有我一个人举手了;还有一个是老师下课后说,如果有人想要课件,可以给他发邮件,全班也只有我一个人下课后马上给老师发了邮件。”符铭为自己的这种成熟辩解说,“我都是真心的,但老师也需要学生的呼应嘛。”
同样,从学生会上下级之间相处中学习到的“不能童言无忌”、“谨慎的人际交往规则”,让符铭在日常学习中处理和同学的关系时,格外小心。他会早到教室半小时,随时准备帮助有需要的同学复制各种学习资料,在和同学交谈时,会关注是否平视对方等细节。
在听到符铭的学生会工作领悟之后,上世纪80年代就读于清华大学的陈晓感慨道:“我们那个时代的大学和学生会,真的没有这么复杂,大家一起谈理想,写诗,切磋专业知识,大学真的就是象牙塔。”
而针对学生会的半官僚化问题,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新教育改革发起人朱永新说,什么样的大学造就什么样的大学学生会。大学本来应该是一个相对民主、自由、宽松、自治的机构,这样一个机构才能保证大学成为一个自由思想的发源地,应该淡化大学的行政色彩。
学生会里,究竟学到了什么?每一个参加过以及仍在参加着的大学生心里,都有一本账。本报记者 李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