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法的“择校费”
9月5日，由21世纪教育研究院编写的《北京市小升初择校热的治理：路在何方》调查报告(下称《小升初报告》)在京发布。
调查报告负责人，北京理工大学教授、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专访时表示，之所以选择“小升初”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相关部门对这一阶段的监管存在真空且“民怨沸腾”。
“实际上这一阶段收取‘择校费’是‘合法化’的。”杨东平说。根据《小升初报告》披露的内容，义务教育阶段名校收取的“择校费”多称“赞助费”，是有关部门许可的，是“合法”的。例如，北京市小学和初中择校费的“法定”标准约为3万元，但因人而异，被要求缴十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大有人在。家长要将择校费存到区教委指定的银行账户或教育基金会账户上，但无任何正式单据和凭条。区教委一般按70%～80%的比例返还给学校，要求收支两条线，主要用于改善办学条件和教师待遇。正因为如此，名校收费的动机十分强烈。
广东省教育厅、财政厅、物价局颁布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公办高中招收择校生有关问题的通知》显示，择校费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财政部门按50%的比例返还给招生学校用于改善办学条件，其余部分返还给教育行政部门统筹用于扶持和改造本地薄弱学校。
一位不方便透露姓名的原教育部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不管是各省份间具体执行何种比例返还，“收支两条线”的形式一直存在，在客观上也助长了愈演愈烈的“价格战”。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山东省监察厅副厅长孙继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陈，“择校费”这个名目，在各学校的账目里是不出现的，基本上都是以捐资助学费的形式出现。《教育法》第48条规定，国家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向义务教育捐赠，所以有些学校就打擦边球，钻政策的空子。
对此，杨东平补充，北京地区的“赞助费”都是直接交到各个区的教育基金会，像海淀区教育基金会，都不直接交到学校，基金会的钱是由区教育局来掌握的，再按照一定比例返还给学校。
“这个在北京市等于是公开的，它有一个很冠冕堂皇的说法，收这个费就是为了改造薄弱学校缩小差距，其实这是加大学校差距的主要因素。因为现在公办学校获得的国家拨款都差不多，所以造成差距的主要来源就是这种‘赞助费’、‘择校费’。”杨东平说。
钱去了何处？
今年5月，广州市第一次公开了市内各区中小学的择校费数额，高达11.39亿。其中捐资助学费94405.87万元，择校费19520.99万元。
相关文件中，对于资金的具体流向的表述，多为“严格用于教育系统公用支出，不得用于教职人员的工资、福利等开支”，或是“择校费应全部用于学校的发展和改善办学条件，不得挪用择校费发放教师、干部、职工工资、奖金、福利或平衡财政预算”。
但实际情况是，由于表述模糊，“用于学校发展和改善办学条件”成了一个大筐，形形色色的内容都被装了进来。9月15日央视《焦点访谈》播出的《择校费到底用在了哪里》节目中，广东不止一所学校将择校费用于支付教师福利、临时工工资、物业乃至为学校购置新车。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北京。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北京某重点中学教师向《中国经济周刊》透露，学校的多功能厅已经很新，但每年都要“修葺”，“现在比人民大会堂还要气派”，而他们的工资也确实比普通中学的老师有优势。
对此杨东平表示，希望北京也可以公布择校费。至少区教育局要公布区教育基金会收了多少钱，返回给学校多少，都花到哪儿去了，“这笔巨款的数目没有人知道，至少要先信息公开”。
“迫于经济的压力”成为许多收费学校的托词。对此，孙继业予以否定。他认为，目前我国已经实行了义务教育的保障机制，经费逐年提高能够保证学校的正常运行，凡是能够收这些费的学校都是软硬件比较好的学校，尤其是硬件不需要大的投入、建设，不大存在经费的压力。
杨东平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收取“择校费”的名校，绝对不是因为缺钱，且名校还利用这笔钱在全国范围内招老师，把各地的名师招过来，更是加大了学校的差距。而且义务教育阶段的“择校费”加剧了社会的不公，容易滋生腐败。
据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统计，从2006—2010年10月底，共受理涉及中小学在职人员的举报线索32件，其中涉及职务犯罪线索15件，包括贪污线索7件，索贿、受贿线索4件，挪用公款线索2件，其他职务犯罪线索2件。据了解，举报线索主要发生在招生等领域，且被举报人多为“一把手”，校长、书记有11人，约占35%。
“择校费”俨然成为了滋生腐败的温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