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脏支架利益链有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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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心脏支架使用比例明显偏高，存在过度使用现象
江苏徐州的范阿姨感觉胸闷难受，到了医院后做了心脏造影检查，医生建议做支架介入治疗。最后，范阿姨心脏被放了两个支架，虽然两个支架光材料费就达到3万元，但刘阿姨一家人都觉得值，因为改善胸闷的效果非常明显。
北京市一家三甲医院的心内科主任告诉记者，我国的心脏支架使用率约为人均1.7个。记者根据这个数字算了一笔账，以公开报道的2009年全年介入治疗手术约23万例计算，一年被植入心脏的支架达到40万个。2010年我国心脏支架的使用数量预计达到50万个。按每个支架1.5万元计算，仅耗材一项花费约75亿元。
治疗冠心病，改善其心脏血管狭窄或堵塞的症状，可以通过药物治疗、搭桥手术、支架介入等3种方法来实现。随着技术的进步，创伤小的支架治疗成为越来越多患者的首选。然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副主任聂晓敏告诉记者，支架介入在短期内能明显改善胸闷、气喘等症状，但是也有适应症，而且远期来看，仍然有发生心血管再狭窄的风险。即便如此，做介入治疗的医院越来越多，很多二级医院也在开展。
据介绍，有些介入治疗的病例完全可以用药物治疗代替，而搭桥手术也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风险那么大。根据国外经验，搭桥手术和支架介入手术应保持合理的比例。相比之下，我国心脏支架使用比例明显偏高，存在过度使用现象。
2 出厂价与患者购入价之间相差六七倍，是正常的
一方面是有的患者支架放入过多，一方面是有的患者想用却买不起。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支架过于昂贵。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董协良在提案里揭露了医疗器械市场上存在的黑幕：“一个国产的心脏支架，出厂价不过3000元，可到了医院便成了2.7万元；一个进口的心脏支架，到岸价不过6000元，到了医院便成了3.8万元。”
事实是否如此？曾在欧美驻中国公司长期从事药品、医疗器械销售工作的陈先生讲述了其中的大体规律。他告诉记者：“心脏支架的出厂价与患者购入价之间相差六七倍，是正常的。”
以范阿姨使用的进口支架为例，医院卖给她的价格约为2万多元，那么销售商的进货价则约为6000元。中间的加价部分，很大比例给了医院和医生，包括回扣、赞助学术会议等。
一般来说，外国公司不会直接把产品从本国卖到中国内地，因为税费等各种成本太高，所以往往先在香港或新加坡等设分公司，再将产品卖到中国内地。由于一个进口支架真正卖到患者手上，需要经过很多环节，所以最终价格内地比香港、台湾贵得多。
国产支架会不会便宜点？据陈先生介绍，心脏支架对企业的研发能力要求非常高，我国企业目前还没能达到如此高的水平，因此，价格稍微便宜些。
记者又找到另一名从事医疗器械销售的何女士继续求证。她说，一般来说，环节越多，价格越高，高值耗材的利润相对来说更高。
3 整个利益链的每个环节，都会在高价产品中分一杯羹
天津市一所重点大学的李教授一直致力于研究物流领域，她向记者讲述了这个庞大利益链的各个环节。
从医院开始的链条显示，医院提出的采购需求计划最终决定权掌握在一些关键人物手上，如各科室主任、医院负责人及有关人员。如果进口的器械，需要向市级有关部门提出采购计划，大型的医疗器械采购需要通过专业的公司进行招标。因此，这个链条包括了医院各利益相关人、采购决策人、招投标有关负责人等。
从厂家开始的链条显示，厂家要先进行产品注册审批才能上市，销售时分长期销售代理和短期代理两种。长期销售代理一般会发展各地的一级、二级等多级代理商，终端销售商负责公关医院，把器械卖给医院。这些经销商的门槛较低，两三万元就可进入。这一链条包括了生产厂家、各级代理商、医院相关人员等。
“以药养医机制的作用，催生了一些不合理利益链条，如挂靠、成交、过票等环节。”李教授说。由于整个链条缺乏监管，也没有有力的惩戒手段，心脏支架等医疗器械、耗材的流通过程十分混乱。
“尤其是高值耗材，型号复杂，价格昂贵，医院不可能备齐全套。如骨科耗材需要手术时才能定下来。有些医生直接让患者买，或从国外带回来卖给患者。”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卓小勤说。
卓小勤认为，企业定价越高，医生为了获得更多利益，就越愿意推荐这个产品。产品卖得好，医院和企业都得利。很快大家蜂拥而上都来生产这个产品，使得负责产品流通的销售企业越来越多。由于只有新产品才可以重新定价，为了定个高价，企业就不断申报新产品，这些都需要政府审批。在链条的末端，医生通过多种形式的回扣来获取经济利益。整个利益链的每个环节，都会在高价产品中分一杯羹。
这个利益链产生的根源是“以药养医”。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于医疗资源不足，国家就给了“以药养医”的政策，即在药品、医疗器械采购价基础上允许一定比例的加价，作为医院维持发展的经费。这直接造成一系列连锁反应：第一，市场得到信号，定价越高越好销，这是导致医疗器械价格和很多药价虚高的最直接原因。第二，大家发现做药、做医疗器械赚钱，于是盲目建药厂、医疗器械厂，而且都是小型的、低水平重复。这些企业要生存，就采取一些非常规手段——虚高定价、给回扣。于是，整个产业结构变得混乱。比如医药代表的本职是介绍新药品和器械，让医生能尽快掌握其用法。但如今医药代表的主要职能成了“做回扣”，而医生成为卖产品的“商人”，得到的“回报”惊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