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在徐瑞宝和许志辉等8名年轻人的带领下,双喜村和导子乡其他村庄的青壮年远赴深圳成为风钻工。18年间,他们中已有146人(双喜村有65人)查出尘肺病,24人病故
◎深圳市政府曾“特事特办”,提出“法律框架、人文关怀”的处理原则,但最关键的进展还是卡在劳动关系上
◎几位农民工问题专家建议应由国家成立专项基金,将治病救人和职业病鉴定维权分开写入修订后的法律,从而避免耒阳尘肺病悲剧再次出现
83岁的双喜村老人王翠兰已经哭干了眼泪,她穷尽一生拉扯大的5个儿子,有4个在这几年陆续故去。而她朝夕守望的湖南耒阳市导子乡双喜村,已经由一个热闹的湖南乡村变得凋敝而破败,用王翠兰的话说,村庄年轻人“出去打工,赚了钱,盖了房子,娶上了老婆,但人没了”。
导子乡几乎没有人不知道这种人间悲剧的原因:尘肺病。
双喜村的眼泪
村庄年轻人“出去打工,赚了钱,盖了房子,娶上了老婆,但人没了”
9月8日—11日,南方日报记者来到耒阳双喜村实地调查。
双喜村被低矮的丘陵环绕,随处可见的荒地里长满野草,沿山而建的房屋非常分散,偶尔会看到贴着瓷砖、有着宽阔欧式风格阳台的三层小楼。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外出打工、人烟渐稀和往家汇钱、反哺农村,成了只有300多户人口的双喜村繁荣和荒寂的一体两面。
1992年,在徐瑞宝和许志辉等8名年轻人的带领下,双喜村和导子乡其他村庄的青壮年远赴深圳成为风钻工。18年间,他们中已有146人(双喜村有65人)查出尘肺病,24人病故。
徐瑞宝和他老乡的工作是先用风钻在岩石上打眼,再用炸药爆破,在坚硬的岩石上打下直径一米到两三米、深达数十米的孔桩,然后在孔桩里浇铸钢筋混凝土,给高楼大厦铸地基。
从90年代初到2003年十多年的时间里,耒阳的工人基本垄断了深圳风钻工这一行,深圳几乎所有标志性建筑,包括地王大厦、赛格广场、市民中心,都是耒阳人打下的地基。
但井下风钻作业粉尘特别大,对身体危害极大,老板又没有提供相应的防护措施,长期从事这一工作让他们得了不同程度的尘肺病。
第一批南下者包括农民徐瑞乃,当年妻子肖美华和徐瑞乃一起到了深圳。“每次他们打完地基上来时,脸上都是白色的灰尘,只能看到两只在转的眼珠,哪个是我老公都认不出来,他的耳朵好几天都满是嗡嗡声。”
徐瑞乃见证了中国沿海经济奇迹般的快速增长,从乡村走出来的他铆足了劲挣钱。虽然白天上了班,但他还是愿意晚上接着干,这样每天可以挣到180元。伴随着深圳一栋栋高楼拔地而起,他觉得自己的人生也走上了快车道。
在深圳的那些年,他拍了很多照片,其中有一张定格了他人生的得意:在宽阔的草坪上,他微微侧着身顽皮地躺在地上,抬起头张望着镜头,双手抱在脑后,春风吹乱了头发。
十多年后,他以同样的姿势躺在一部名叫《双喜的眼泪》的纪录片中,但此时他瘦得皮包骨头,身体已然僵硬,他的嘴努力地张开着,希望能吸入更多的氧气,但纤维化的肺已经没有能力吸收了——被确诊为尘肺病三期的他在去年撒手人寰,留下妻子、老母亲和两个儿女。
2009年耒阳尘肺病人维权被媒体报道从而引起社会关注,但两年来死亡的阴影步步紧逼。前年7个,去年6个,第一批南下8人死了6个……这些数字像一枚枚针锥插进了双喜村尘肺病人的心。
他们非常清楚,尘肺病人晚期发病多伴有三五种并发症——肝炎、肺结核、心脏病、胆囊疾病等。但吃药治疗,尤其是治肺结核的药,会损害肝和胆,所以在不断地治疗中,医治一个器官,同时会损害另一个器官。因此,尘肺病人的离世大都非常突然,有的人上午还在正常聊天,下午便溘然长逝。人死的时候体温超过40℃,而忍受不了高温的病人往往会难受得在地上打滚。
双喜村已故风钻工的平均年龄只有40岁,已故周清平的昨天代表着尚存活尘肺病人的明天,死亡对他们来说就像打嗝一样,所有人都知道一定会到来,但是具体时刻他们只能惶恐地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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