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不开的学术独立与大学行政化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钱学森之问”刺痛着中国的教育现状，而“行政化”的高校管理体制无疑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去行政化”一直是国内高校的共同努力，但行政权和学术权并未真正分离。大学的管理人员官员化，大学用行政的思维和手段解决学术和教育问题。高
校考核教师越来越像考核 GDP：科研论文多少篇、科研经费多少万元、科研项目级别多高……整个环节统一管理、统一标准，却忽略了重要的一点：学术自由和学术精神自由。美国芝加哥大学有句名言“明辨之路是争论，而非顺从”。行政化使大学多了顺从的奴性，扼杀了大学的自由精神与创造性。
对于大学，行政要为教学、科研服务，而不是管理，更不是管头管脚。“我们的学校都是靠行政权力治校，下级服从上级。教授没有话语权，只能去迎合权力，或者主动去做官。于是产生了大学不去竞争学术好，而是崇尚权力大、地位高的校园文化。在这种氛围中，学术就萎缩了。”原中科大校长、现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曾一语戳破高校“行政化”的弊病。行政思维主导着大学，大学所真正需要具备的精神和本质日趋没落。
“领导退席”曾引起热议。不少人认为，这是高校“去行政化”的一大步。也有人提出，校领导中有相当一部分学术水平完全够格的人选，“一刀切”有矫枉过正、浪费人才的危险。
“一所大学如果没有学术，那大学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同样，一所大学不以育人为本，那么大学也没有存在的价值。学术既不需要行政来干涉，也不需要民主来决策，因为学术不是依靠行政领导发布指令来进行管理的，学术也不是靠少数服从多数来实现发展目标的。一所大学的学术必须保持独立，思想必须保持自由。这样，一所大学才能有发展的前景。”杨玉良说。
作为世界公认的一流大学，耶鲁大学是美国“教授治校”的典型，“耶鲁教授做主”成为它的最大特色。耶鲁设立文理科教授会，而且耶鲁的每个学院都有教授会。教授会有权制定学院的教育政策，开展教学、科研活动工作，监督大学政策的贯彻与执行，向院长推荐系主任人选。
教授治校的传统使耶鲁形成了学术自主、中立、自由的良好风气。在耶鲁，教授就是学校的主人，既是管理者，也是教学者、研究者。这种教授治校的传统使耶鲁没有庞大的脱离教学的行政人员队伍，也没有专门的行政大楼。
“我们是选出来的，就要尽职尽责。”在闻玉梅看来，作为学术委员会的委员，就要有三个“观”：“一是良好的道德观，特别是科学道德观。二是全面观。现在的教授都喜欢把自己的专业说得非常重要，好抢钱、抢人、抢地方，这样没办法把事情做好。第三要有可持续发展观，考虑问题要有前瞻性。不是说我这一任做三年，要做出什么成绩来，而是应该推动整个学校、整个中国的进步和可持续发展。对学校，对全体的师生员工，你的责任是长期的。”
求解“教授治校”的过程将更复杂
改革最根本的不在于把权力交给谁，而是建立起一套健全合理的机制。
大学自治、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是西方现代大学管理的三项基本原则。法律确认的大学自治是最基本的前提。没有大学自治，就谈不上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但是，在中国实行“教授治校”的难度非常大。如果说“行政与教学分离”是摆在中国高等教育面前的方程式，那么求解的过程将更加复杂。
在各类行政部门主导大学治理的环境下，学术委员会成为捍卫学术自由的一座新的坚固的堡垒。复旦新的学术委员会章程强调学术的职权要与行政权力区分开来，给教授更多自主权。新的学术委员会运行时间还不长，“领导退席”之后的效果如何还难下定论。但委员们已经互相约好，开会时一律互称“老师”，什么“院士”、“院长”、“所长”、“主任”之类的称呼都不提。第一次开会时合影留念，大家站的位子也不是按资历高低谁居中、谁站第一排，爱站哪儿站哪儿。时任党委书记秦绍德站在第二排的最左边，校长杨玉良站在最后一排的右边第二个。事后，有委员表示，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虽然都是小细节，却有利于形成更加自由、民主的氛围，这是解方程的第一步。
复旦大学还试图将这个方程解得更透彻一点。今年初，杨玉良在一次媒体见面会上透露复旦正在制定被称为“复旦宪法”的大学章程，划分和限定各种权力，包括校长的权力，摒除行政权力对教育的过度干预。
大学章程要解决的远不止是学校内部治理问题，还应包括界定学校与政府(财权、人事权)、学校和社会的关系等重要内容，这些都迫在眉睫。目前，包括复旦在内的26所高校已经被列为教育部建设大学章程的试点。如何通过程序处理好学术民主和学术自由的关系，更好地发挥作用；如何在制度设计上打破由传统的学科划分带来的功能上的分割，实现学科的交叉和融合。对于这些重大问题，学术委员会的委员们正在摸索中，因为“没有先例可循”。
我国一批高校要实现“教授治校”、“教育家办学”，都面临着传统管理体制的强大惯性和障碍。尽管雄关漫道，但学术委员会、大学章程等改革都必将为中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方程式提供有价值的注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