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一个低调务实而又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群体：平日，他们是西服革履地在职场拼搏的中产精英，用市场眼光考量各种行为的价值；而在某个特殊时段，他们却隐身乡村，超越世俗逻辑，无私无求地向一些素不相识的孩子输送知识与爱。在网络上，他们有个亲昵的称呼“粉笔头儿”。
他们是“红粉笔乡村教育计划”的志愿者。
到今年9月底，“红粉笔乡村教育计划”已经实施逾5年，其参与主体是30岁至35岁左右的白领中产阶级，倡导“精神扶贫”的理念。
一个关于“粉笔”的创意惠及近万名乡村学生
2006年4月，以商务人士为主体的“红粉笔乡村教育计划”正式启动，至今已吸引了近300名全国各地的志愿者。他们利用每年的假期，在一至两周的时间里赴贫困乡村支教。至今，这个计划覆盖了全国17个省区市的27所乡村小学，为近万名学生带去生活算术、趣味作文、少儿英语、生理卫生、自然与环保等素质教育课程。
“红粉笔”的创意者是知名媒体人沈颢。他说，在童年的记忆里，“粉笔”象征着学校的学习生活，而“红粉笔”则通常是老师批改作业时使用的，代表教师的形象。
“红粉笔乡村教育计划”的志愿者多数来自企业的职员和经理人。这个公益活动没有请明星代言和助阵，低调、务实和持续性是其最突出的特点。良好的教育背景使志愿者拥有强烈的自律精神，他们努力融入当地生活，在支教学校的吃、住都非常简朴。在一些艰苦的地区，有的志愿者甚至睡用课桌拼成的床。
“红粉笔计划”的全程赞助商雪佛兰市场营销副部长任剑琼说：“我们的宗旨是"面对主流"和"面对未来"，不追求活动的轰动效应，而是强调心念的达成。”
不要“另类度假”而要精神升华。
在帮助乡村孩子的同时，“红粉笔计划”旨在为主流年轻人搭建一个简单、快乐的公益平台，为都市青年带来全新的生活体验。但对于多数来自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的志愿者来说，支教活动绝不是一种“另类度假”，责任感令他们的人生变得更有重量了。
裘荟荟曾是住在上海的微软IT工程师。2008年，他辞去高强度的工作，连续参加了2008年山西站、甘肃站和2009年阳朔站的“红粉笔”支教活动。在课堂上，他做游戏、讲科普，请学生在黑板上画当地“生态系统图”。还耗时一个半月参与编纂《驿站采用红粉笔支援计划教案选集》，为新加入“红粉笔”队伍的志愿者们提供宝贵资料。支教结束后，他再次进入一家知名外企，回归IT研发工作，但内心的感受从此不同。“心胸宽阔了，生活变得更加有分量。”
蒋峥，一位来自上海私立中学的英语教师。参加完丽江的支教活动，她在朋友中发起“梦想树”网上募集图书公益活动。活动以一位朋友的小店为据点，将募集到的适合孩子阅读的书本送往乡村学校。
最初，捐赠来源只通过朋友和私立学校的学生口口相传，后来，很多志愿者参与进来，整理登记并打包书籍，联系航空公司解决运输，在当地找车友会联系接机并送往学校。目前，他们已帮助近10所乡村小学建起了图书馆。
乡村支教路在何方？
在一周至两周的时间里，一个外来人到底能给孩子多大帮助？这是“红粉笔计划”最受关注的问题。
任剑琼说，我们的活动是乡村教育的补充，主要偏重素质教育。希望能告诉处于信息封闭环境里的孩子们：世界很大，解读世界的语言有很多种。
“红粉笔计划”的支教内容没有设定在应试教育方面，而是致力于推进乡村教育的现代化。在日前纪念“红粉笔计划”实施五周年的活动中，沈颢和音乐人魏凡一起给云南丽江金安乡龙山光彩民族小学的学生上了一堂关于“声音”的课。两位老师启发孩子们回味关于母亲、春天的声音，通过现场乐器表演，体悟音乐与日常生活的联系。
让乡村孩子领略多样化的教育，是“红粉笔计划”希望达成的目的之一，而志愿者们丰富的学术背景和生活经历使这个目标成为可能。
很多志愿者亲身感受到了中国农村教育面临的种种艰难和困惑。他们中的不少人都曾面对农村出现的新的“知识无用论”。志愿者周晓伟说，我努力让孩子们了解，无论何时，知识是拯救一个人脱离困境的最可靠的力量。
志愿者们在博客和日记中纷纷提出：提高乡村教育，首先要提高乡村教师的素质。比起城市学校的教师，他们是被应试教育束缚得更厉害的群体。
相比一些注重规模和声势的公益活动，这些“70后”和“80后”的“红粉笔头儿”普遍更加理性和务实，他们中的很多人对于公益活动的专业化管理以及通过商业力量保持其可持续性非常关注。周晓伟说，“最重要的是孩子们真的能得到什么，我们最反对的是表演和作秀。” (记者刘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