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百年之际，一套民国元年的教科书，即将影印再版。书名带着当年帝制转而共和的全新气象，就叫《共和国教科书》，由商务印书馆于1912年出版。
百年后重新编辑再版的工作，由文化出版物《读库》的主编张立宪完成。影印本将于今年10月面世，目前虽未正式发售，但在《读库》网店中，定价450元的平装本已预售出800余套，定价960元的精装本，也已经预售出近200套。
此前，知名媒体人邓康延编写的《老课本，新阅读》一书，前后两次印刷共两万册，基本售罄。
还有，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上海一家出版社于几年前翻印的3套民国老课本，一下子进入销售黄金期。其中由叶圣陶主编、丰子恺插图的《开明国语课本》，出版社“紧急加印10万套”之后，仍难以满足市场需求。
民国老课本受捧之状，不一而论。
“大家常问我为什么要做一套老课本，其实翻开这些书看看，你就会为里面的内容所震撼。从各方面来说，它们应该得到这样的尊重，也值得用这样的规格出版。”张立宪笃定地说。
向更根本、更永恒的东西致敬
张立宪对民国时期的老课本产生兴趣，源于2009年。其时，他主编的《读库》上，登载了邓康延写的一篇文章——《老课本》。
几年前，邓康延到云南腾冲拍摄纪录片时，在旧书市场淘到几本民国年间的小学课本。反复阅读后，他被这些“带有体温”的文字所吸引。
“天初晚，月光明，窗前远望，月在东方。这是多么有意境的文字！”邓康延说。于是，他着手编写出《老课本，新阅读》一书，想让现代人领略那时的文字之美。
看到邓康延的介绍后，张立宪感觉自己“像打开了一扇窗”。他不时陶醉在这种文字之美中，顺口就背出老课本中的一段话。“竹几上，有针、有线、有尺、有剪刀，我母亲，坐几前，取针穿线，为我缝衣。”张立宪说，“寥寥数语，就勾勒出一幅亲情图。”
邓康延的这篇文章刊发后，“反响极好”。张立宪遂产生出版一整套民国老课本的冲动。因为当时，他所看到的老课本，大都不全。
去年春天，他从北京南下杭州，与学者傅国涌见面。
傅国涌长年关注中国近代史，对民国时期的教育颇有研究。他为张立宪推荐了3套书。一套是出版于1904年的《最新国文教科书》，为中国有新教育以来最早的教科书；第二套是1912年面世的《共和国教科书》；第三套是《新学制国语教科书》，是1922年民国学制改革后出现的教科书。
在傅国涌的介绍下，张立宪又拜访了学者石鸥。石鸥多年来一直关注基础教育，搜集有各种各样的老课本。在石鸥那里，张立宪大开眼界，找到了全套的《共和国教科书》等民国老课本。
曾有石鸥的朋友，也是一位长期研究基础教育的学者，在看到石鸥搜集的那些老课本后说：“‘钱学森之问’的答案也许可从这里寻找。”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一个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艰深命题。”石鸥解释。
听到这样的故事后，张立宪更有兴趣了。他认真读了几遍那些老课本之后，便成立团队，开始紧张的修订编辑工作。
“看了之后，你就会发现，中国现在为什么出不了大师？不是因为西南联大比现在的北大清华好，而是因为当年的小学教育比现在的小学教育要好很多。”张立宪说。
时至今日，这套《共和国教科书》已经基本完成。包括初小和高小的《新国文》和《新修身》，以及与之相配套的《教授法》。这是近年来，最“完整”的一套老教科书。
在历史上，这是一套影响极大的课本。石鸥在研究中发现，当时其发行量在“七八千万册”。再版的次数也很多。1926年的版本，已为第2358版。而1922年，政府进行学制改革，所有的旧教材基本“不合要求”。
张立宪还雄心勃勃，准备再用几年的时间，再现一批老课本。“我们这个群体把民国老课本拉过来，一起向更根本、更永恒的东西致敬，或者在试图接近它。”
邓康延的《老课本，新阅读》，也被香港一家出版社看中，对方表示要在香港发行。
“越来越多的人看中老课本，说明一些人在反思，一些人在坚守一种文化诉求。”邓康延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