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则将全球较普遍的质量问题归为四个字：寅吃卯粮，即“现在花将来的钱”，在公共方面体现为过分强调福利国家造成赤字严重，私人层面体现为储蓄过少。
中国的两种失衡
更多人关注的是夏季达沃斯的举办地——中国，他们对于中国势头不减的增长速度表示吃惊，也对其是否能够对深陷经济危机泥潭的欧美施以援手寄予较高期待。
施瓦布就在会上发问温家宝：中国能采取什么措施来帮助国际社会，特别是欧洲有关国家和美国迎接金融领域的挑战？
更多的声音认为中国不能盲目乐观，因为中国所面临的增长质量问题更为典型和突出。茅于轼直指中国发展中存在两种失衡，一种是过分依靠出口的外部失衡，一种是经济结构严重不合理的内部失衡。由此，他认为，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对于中国的意义尤为重要。
茅于轼进一步将经济增长质量的标准归为五个方面：GDP的分配效果、环境保护、通货膨胀率、就业、经济泡沫，而中国在这些要素上均问题突出。
史进德则认为，中国政府更关心的显然是内部失衡，如国内通胀加剧、贫富差距拉大等影响社会稳定的严峻挑战，而“解决内部失衡并不容易，就好像政府一直在说要积极拉动内需，但实际做起来却很困难，这是中国经济当前所面临的一大挑战”。
任保平同样认同中国经济增长严重失衡的观点，“失衡是过去中国模式中的关键问题之一。”他认为，这些失衡问题主要包括了经济增长与就业的非一致性失衡；资本回报率和生产要素回报率的长期失衡；劳动要素在企业内部分配中的比重失衡(过低)。
另外，任保平认为，中国经济增长质量还受到体制性因素的严重影响。“从以往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到现在的注重增长质量，提法都很好，但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没有成效，主要是由于体制这一经济增长的支持因素发挥效果不力。”
提高国家治理质量
体制因素在卡马耶夫的著作中同样被提到。卡马耶夫认为，在经济增长质量的关注中，人们常常忽视三个关键因素，其中之一是“国家治理的质量”。
任保平解释称，所谓国家治理的质量，一个很重要的标准是公民的参与度，而中国在这方面的问题同样突出，亟须提高。否则，再好的经济政策，由于政治支持乏力，人们不能够参与其中，也往往因为利益关系不合理而导致政策在执行环节流产。因此，应将国家治理模式由以往的精英治理改变为公共治理，方可实现治理质量的提高。
这成为他在强调结构问题、稳定性、福利效果和环境代价等主要因素之外，特别关注国民素质的重要原因，“经济增长中，除去政治因素，同样会因为人们综合素质过低，无法准确理解和执行经济政策而导致增长质量不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