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陈力丹，则从文化道德意识的层面指出，“公关”应该有基本的诚信原则，而在我国，它却通常被理解为“拉关系和不惜一切地遮蔽不利消息”的代名词。陈际红也认为，在企业、公关和网站的文化和道德意识都有待培育的时候，网络公关“越界”，只是中国企业整体上“商道淡薄”的一个缩影。

　　对此网络公关乱象，当前应如何规范？制定《网络法》来加强对网络世界的规范，是“牧沐”的答案。

　　“基本上，我国现行的中文互联网管理还处于‘人治阶段’，有关的法律亟待健全。”“牧沐”因此提出，“可以考虑出台一部可操作性强的《网络法》来规范网络行为，让所有的互联网机构都有承担这部法律的责任和义务。”陈际红也认为，网络媒体发展迅速，出现的问题也愈加频繁和集中，因此该领域的立法要求显得尤为迫切。他建议，不妨考虑出台一部包括网络在内的《新闻法》，让任何媒体有一套规范自身行为的法律依据，也让它们的报道不实、误导舆论等行为，能够得到相应的法律惩戒。

　　此外，刘军建议，设立一个专业监管机构来加强对网络世界的监管，也可以作为一条治理方案。“比如，不能随便一个地方性小网站，就有权力决定什么是可以设置或屏蔽的‘关键词’。”他说，“同时，监管机构也要承担查处、惩治网络违法行为的责任。”他以蔡国兆的报道被删一事为例分析说，由于曾经上了网的东西，大多都会有数据证据留存，因此，查处网络违法行为并不比现实中困难：“只要有专业机构愿意去查，很多事实一定查得出来。”

　　胡彬还提出，目前网络世界真正的漏洞，在于完全匿名化的网络环境，使一些人或机构越来越胆大妄为。因此他认为，以一定程度的实名制为基础，以严苛的法律责任为界限，是规范网络公关乱象的终极解决方案。

　　然而，另一方面，部分受访的互联网从业者和网民却担心，若是为了规范网络公关乱象而过度地引入公权力，网络空间中最弥足珍贵的东西——自由，可能会因此受损。比如“边民”认为，网络公关作为一种行业，也有一定合法的需求土壤，并能创造税收与就业，基本面是好的，不宜“一竿子打死”。那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浙江网络业内人士也直截了当地说：“我觉得靠国家一手监管不太靠谱，假如因此而让我们的言论自由受损，怕是把洗澡水和澡盆里的孩子一起倒掉了。”

　　基于上述认识，“北风”提出，治理网络公关乱象，更多地要靠市场自身的应对能力。“边民”则建议，应当加大网络的开放性，促进、搭建公众与互联网企业之间的协商和谈判平台，让公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能够在网上得到更好的实现。“如此一来，网络‘灰公关’或‘黑公关’哪里还有存在的空间？又何须整治与规范呢？”

　　尽管对公权力介入的程度与力度，在受访者中存在分歧，但其几乎一致同意，无论对网络公关行为还是公关机构，硬性禁止并不可取。而应为它们建立一套有效的游戏规则，让它按照规则参与游戏。在加大网络行业整体自律的基础上，将网络公关从“暗箱”拉入“阳光”。

　　如陈际红和中国互联网协会相关负责人都表示，国家监管和法律规范，在网络世界中都有边界，并非万能。而相对更有效的规范方式，应该是整个互联网行业在发展中，自我更新、反思而形成的自律意识。“对网络媒体而言，只有树立了良好的行为规范，才能建立起公信力和社会影响力，而不只是作为‘谣言’或‘抹黑’的发源地。”陈际红说，“对于网络公关公司而言，要么规范要么毁灭，这是一个‘to be or not to be’的选项。如果只顾赚取眼前的蝇头小利，而置法规和行规于不顾，注定不会长久。”

　　据此，姜奇平和陈际红都提出，阳光公关，才是这朵“恶之花”应有的生存之道。

　　如姜奇平认为，网络公关当前问题重重的根源，在于它们处于灰色地带、使用灰色手段来做灰色生意，与“暗箱操作”难脱干系。而政府需要做的，恰恰是明确它们的授权和地位，在保证其“信息透明，责任明晰”的前提下，让这部分产业浮出水面、进入阳光下，让“本公关公司受XX公司委托，澄清事实真相如下”之类的正当话语，成为常态。

　　“真正有水准的公关公司，应该有能力不违法地帮客户扭转公关危机，站在亮堂地方赚钱。”姜奇平说，“冒充一般网民乱发帖、偷偷删帖之类的公关方式，终难成大器。阳光公关，反而有助于它们做大做强。”他还强调，这一规范之道应该“技术与政策并举”。“比如，对不愿配合的网络公关公司，可以用后台实名制的技术方式把它们标出来，让网民能够按照它们的真实角色，看待它们的言行。”他说。

　　刘军也认为，网络“灰公关”在法律、行规和道德的空档期，也许有所斩获，但是几年之后，随着法律行规的日渐清晰、同类公司的逐步规范和公众意识的日益跟进，这笔钱“一定不好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