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际红从法律角度进一步提示，部分企业与网络公关公司“联姻”，还可能给企业带来法律风险。“比如雇佣‘水军’诋毁竞争对手的商誉，就涉嫌用不正当竞争的手段，侵害竞争对手的名誉权。”他指出。而伪造“新华社”删帖函一事，更被中国互联网协会相关负责人指为“直接触法”。陈际红也认为，用伪造“新华社”的印章和文件来达到删帖目的的行为，已经超越了“灰色”公关的范畴，而直接触犯了《刑法》第280条的规定。“一旦查证这一行为属实，伪造者及其所属公司的主要负责人，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蔡国兆的报道因一份假冒的“新华社”函被删，无论幕后造假者是网络公关公司、企业自身还是另有其人，在刘军看来，企业自身都免不了要被法律调查。他根据行业经验透露，一些企业与大型公关公司合作，即使自身没有违规意图，但在实际操作中，大型公关公司以“包工头”的角色将具体业务“发包”给中小公司的情况，屡见不鲜。“在一包二包三包之后，一些企业已难以掌握业务被放在了何处，也难以控制某家公关的运作手法。”他说。

　　若此情况属实，当网络公关由“灰色”走向“黑色”，企业的违法风险不可能不高。

　　部分企业借网络公关公司来试图操控舆论，或与竞争对手在网上展开厮杀，也使有意无意间充当了“角斗场”的网络平台，其自身的公信力面临危机。

　　在蔡国兆的报道被删之后，刘军曾以“天蓝”为笔名，发表了一篇名为《警惕“狼文化”演变成“流氓文化”》的文章。他提出，企业的销售团队倡导“快、准、狠”地抓住客户，本身没有错，但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一旦为了利益而无不可为，就难逃从“狼文化”演变成“流氓文化”的命运。“我们业内都清楚，只要熟悉了那一套运作手法，在网上‘搞死’一个竞争对手轻而易举。”刘军透露，他在从业期间，曾给另一家知名空调公司做过公关代理，而这家公司选择“投网络”，多少有点“逼上梁山”的意味。“因为网上充满了‘进攻派’，一夜之间你的负面信息就会铺天盖地。”他告诉记者，“你不主动出击，对手就会疯狂地对付你。”

　　这似乎意味着，在网络公关作为一种不正当竞争的手段，被企业或个人在虚拟世界里广泛采用的时候，任何不想坐以待毙的企业或个人，就必须花钱来投入这场网上“混战”。姜奇平指出，本来作为一个公共空间的网络平台，如今恐怕日益成为企业私益的角斗场。刘军也慨叹，不正当的网络公关行为，使网络世界显得乌烟瘴气，真相越发扑朔迷离。

　　“尤其对一些地方性网站和小网站而言，在‘家家都作恶’的趋势下，不‘作恶’恐怕也难以生存了。”刘军说，而必须为此埋单的公众，终有一天会把损害倒回到网络自己身上。“一旦公众对网络产生了信任危机，整个互联网行业就将面临危机。”

　　从暗箱到阳光：
　　一条针对“恶之花”的规范之道
　　在网络世界中，公关现状何以会乱象频仍？受访的法学专家和传媒专家大多认为，规则缺失、监管真空和商道淡薄，是催生这朵“恶之花”的土壤和养料。

　　如姜奇平指出，企业-网站-公关三者，目前之所以能够在局部结成不讲社会责任的商业关系，并非网络本身所致，也不是网络公关的单一责任，而是网络世界的“规则缺失”造成的。而此处的规则，既包括行业规则，也包括法律规范。

　　“网络是第四媒体，同样应当遵守媒体关于新闻报道的行业规则。”陈际红认为，客观、公正、平衡，不得违反法律，在被传统媒体恪守的同时，在网络媒体中也应该得到遵守。“但是，审视目前的状况，部分网站为了追求点击率和经济利益，和网络公关公司共同操纵网络舆论，误导公众，体现的正是其对媒体行规的生疏与淡薄。”但是，由于我国尚未制定《新闻法》，对媒体报道的管理主要仍由行政手段来完成，因此对网站这一新兴媒体的制约力，是有限的。

　　此外，中国互联网协会相关负责人在受访时表示，近几年来，网络对现实生活的渗透超乎想象，而包括“网络公关”在内的新生事物，尚未来得及进入法律规范的视野，处在法律监管的“真空地带”，也是导致其运作乱象的一大助推力。刘军同样认为，我国互联网的发展非常之快，但漏洞也无比之多，无比之大。“而相关司法从制订到执行，都非常落后于网络发展的需要。”他表示，“就算出了事，大多由工信部门出面调停，最多罚款了事，才让一部分群体在网上无所顾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