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旋律的三次变迁
重温中国经济发展的时代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旋律经历了三次大的转变——从20世纪80年代的“速度和效益兼顾”到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再到2007年“十七大”上提出来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中国质量万里行
文/萧 峰
“速度和效益兼顾”
1984年4月30日，特区深圳。当地标志性建筑国贸大厦主楼封顶的时候，比预计的工期整整提前了一个月。工程师罗君东回忆往事，感慨万千，他说：主楼开建后，先是7天建一层楼，后来速度提升到5天、4天一层。自第30层，则开始持续以惊人的3天一层的速度盖楼。而当时香港的最快速度是5天一层，美国的最高速度是4天一层楼。
“深圳速度”自此叫响。不久，“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大标语就贴满了全国的大街小巷。
也就在这年的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上，会议一致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进一步贯彻执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
学者叶杨分析，深圳创造的“深圳速度”，当年作为一个高速度高效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概念而深入人心，其时代意义在于它不是建立在高指标、国家大量投资、行政命令、人海战术等方式的基础上的，而是积极运用商品经济内在规律的结果。
而彼时，由于受长期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意识形态影响，经济资源的配置权掌握在国家计划中，资源配置不按市场规律，导致国有企业普遍不景气。甚至，姓“资”姓“社”还是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
两相对照，“以80年代国企的普遍不景气为标志性事件，1985年之后，以经济效益为中心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政策开始转变，‘速度和效益兼顾’成为响亮的口号，也成了那个时代的主旋律，这是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第一次转变。”中央党校教授张建君分析。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为中国开启了一个新时代。“九五”计划期间，中国明确提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这一命题，成为经济政策新的主旋律。
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所谓经济增长方式，就是指推动经济增长的各种生产要素投入及其组合的方式，其实质是依赖什么要素，借助什么手段，通过什么途径，怎样实现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方式，从增长机制看，有粗放型和集约型之分；从增长路径看，有外延型和内涵型之别。两者是有机联系的。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提法源自前苏联。20世纪60年代后期，苏联实行在1959年党代表大会通过15年赶超美国的计划后，发现虽然经济增长速度远高于美国，但增长质量很差，经济差距并没有缩小。于是得出一个结论，即增长方式有问题，提出了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60年代开始，苏联每个五年计划都包含转变增长方式内容，但是，直至苏联解体也未转过来。
中国上世纪60年代后期，由留苏经济学家刘国光等引入此概念后，曾有过一段时期的讨论，但在政策上并没有实际举措，直至“九五”计划。国家计委拟定“九五”计划时提出，中国经济的大问题是增长方式问题，要从外延、粗放的增长方式向集约、内涵方向转化。中央吸取了苏联增长方式难以转变的教训，在制定关于“九五”计划的建议中完善了计委的提法。
吴敬琏分析，前苏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之所以一直没转过来，主要是体制问题。所以中国“九五”计划中提出了两个转变，一是增长方式转变，二是体制转变。
实际上，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一直在相当程度上是依靠资金、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的粗放投入实现的。据经济学家胥和平统计，当中国GDP增长了10多倍时，矿产资源消耗增长了40多倍。我国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1980年为34.9%，1995年为40.8%，2000年为36.4%，2003年高达42.7%，大大高于美国、德国、法国、印度等一般20%左右的水平。
高消耗换来的高增长，必然是高排放、高污染和低效率。胥和平说，我国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美国的1/30、日本的1/18、法国的1/16、德国的1/12和韩国的1/7。资源产出效率大大低于国际先进水平，每吨标准煤的产出效率相当于美国的28.6%，欧盟的16.8%，日本的10.3%。
因此，在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下，生产扩张与资源消耗、生产规模与环境恶化之间的正比例关系，不可能通过经济增长得到转变，相反，生产越扩张，就越是激化了这些矛盾。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2004年到2005年，中国学术界掀起了一场争论——中国未来应该走重化工业还是新型工业化道路？
这是中国工业化进程已完成初级和中级阶段，进入新跨越阶段所面临的问题。主张重化工业道路者认为，以重化工为重点投资热潮，推动了经济高速增长，中国的经济结构也要向重型结构转化，中国工业化必须补上重化工大发展这一课。这是基本沿袭了过去两个世纪对工业化理解的一种思路；而主张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者认为，中国应破除“GDP”崇拜，不能走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要发挥后发优势，以人为本，着重发展“绿色GDP”、“轻型GDP”。
十五届五中全会上，最终决定：中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但从“十五”来看，政府作为调整的主体，动力不足。财政收入、政绩考核，都决定了政府必然要搞产值大、税收高的重化工业。
吴敬琏举例说，北京是世界上技术力量最集中的城市之一，应是高新技术基地、创新基地，但发展了两年，财政收入、GDP都上不去，于是选择了汽车业，创造了200天的“现代奇迹”。同样，深圳是信息中心，有望成为世界性企业的两个电信设备制造企业都在深圳。但深圳反思其发展道路时，却认为问题是结构过轻，要向重化工业转化。
“中央和地方看到的当然不一样，”张建君为本刊记者分析此间的微妙之处，“中央看到的是全局，地方看到的是局部，自然感受差别很大。”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重化工业加速发展阶段，中央深化了对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认识。但长期形成的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增长质量不高的问题依然存在，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失衡成为国家工业化、现代化越来越严重的制约因素，消费、投资、出口在拉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还不协调，分配不够合理、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亟待解决，部分地方加快发展的积极性没有转上科学发展的轨道。在此背景下，中央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从内涵来看，与以往不同的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把社会优化与经济增长提到了同等重要的高度。”张建君认为。
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权衡认为，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替代了以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提法，这是经济理论的一个飞跃。其既消除了经济增长方式的概念误区和理论缺陷，也阐明了发展中国家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应选择怎么样的发展方式的问题。
“十七大”上，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出了“两个坚持”和“三个转变”的基本思路：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权衡研究员分析，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在由外延型为主向内涵型为主转变。他说，在发展经济学上，前者以推进经济向广度发展为特点，而后者以推进经济向深度发展为特点。这两种经济发展方式尽管在理论上可以区分，但现实的经济发展中一般既有外延成分又有内涵成分。中国在今后的经济发展中，非常突出的问题是如何自主创新。
自2007年“十七大”提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至今已有三年时间。从今年2月3日，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关键是要在“加快”上下功夫、见实效，及9月6日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对特区要求的第一条就是“继续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努力为推动科学发展探索新路”来看，中央党校教授张建君分析，中央对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心情十分“迫切”，这也意味着过去三年里全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速度并未达到高层的预期。
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意味着在经济、社会、政治等领域进一步深化改革，改革，又必然牵涉到多方利益的深层博弈。复杂之处还在于，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决定成败的历史周期。
因此，中国正在进行的必定是一场伴随阵痛的艰难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