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引起海内外高度关注。
　　胡锦涛对经济特区提出的5点要求中，“继续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努力为推动科学发展探索新路”成为首当其冲的要求。
　　无论是城市还是企业，都正在经历转型期的深刻变革。多年的改革经验使人们普遍意识到，能否高质量地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关系到“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关系到中国下一个30年的发展之路，并深刻地影响中国未来的命运。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意味着在经济、社会、政治等领域进一步深化改革，而改革，必然牵涉到多方利益的深层博弈。复杂之处还在于，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决定成败的历史周期。
　　这就决定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将是中国一场新的、不得不进行的艰难转身。
　　——编者

解读未来经济政策的主旋律

——专访中央党校理论经济学博士后张建君教授

　　“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方式”一词之差，昭示的却是不同的含义——前者指的是经济产出和经济效益问题，后者则是经济增长和社会优化问题。

　　中国质量万里行

　　文/本刊记者  宿希强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政府和企业无疑是执行层面的两大主体。但问题是，地方政府刚性动力不足，而企业也存在诸多实际困难。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突破口在哪里？中央提出要在“加快”上做文章，如何才能破解这一难题？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落实过程中，怎样才能让政策落到实处，避免做表面文章？为此，中国质量万里行记者专访了中央党校理论经济学博士后、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经济学部张建君教授。

　　转变的速度和质量，决定中国未来
　　中国质量万里行：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国在完成着一个巨大的跨越，这种跨越您怎么解读？
　　张建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2007年在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的。此前，中央强调的一直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增长”与“发展”一词之差，昭示的却是不同的含义——前者指的是经济产出和经济效益问题，后者则是经济增长和社会优化问题。
　　最近几年社会问题频发，如收入差距过大，生态环境污染、各种资源的浪费等，医疗、教育、养老等领域积累的矛盾不断出现，加上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就经济谈经济已不能解决中国转型期的社会问题和民生问题，这是中央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现实原因。不过，从长远来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更是事关国家社会前途和命运的重大决策，是中国未来10到20年经济政策的主旋律。
　　2010年2月，胡锦涛在中央党校提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关键是要在“加快”上下功夫、见实效。“加快”，强调的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紧迫性、战略性和全局性意义，我认为这是画龙点睛的一笔——“加快”要从两个角度来理解。一是，在2007年前后，我们主要应对和解决的是国内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问题，我们是对自我，也就是对内部的经济结构与经济矛盾的一种自我调整。二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给中国和全世界都上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课，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给各国乃至世界经济形成了巨大冲击，在这个冲击面前，中国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暴露出了一些局限和弊端，中国在谋求转变，同样世界各国也都在寻找出路。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速度和质量，决定了在下一轮世界经济大潮中的地位。
　　中国质量万里行：从公众容易理解的角度讲，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涵是什么？
　　张建君：简单说就是两个“推动”。一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转型，既要在新兴能源、生物、空间、电动、核技术等领域形成新的产业主力军，又要加强自主创新，改变中国企业处在产业链价值低端的局面；同时，推动劳动力从单纯的农业、工业向现代服务业转型。二是实现社会事业与经济成就的协调、和谐、平衡发展。
　　中国质量万里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现在中央政府提得非常高，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地方政府未必积极，有些只是喊喊口号，做做样子。
　　张建君：我个人看法，主要问题在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这样一个矛盾没有很好地解决。所以，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还要进一步提出比较有系统性的国民经济平衡发展的战略规划，把这个规划和区域经济发展的现实结合起来，解决国内经济发展中的不平衡现状。
　　新型工业是“有中变优”，不是“无中生有”
　　中国质量万里行：中国工业化进程已完成初级和中级阶段，进入中后期的新跨越阶段，这一阶段在经历了重化工业和新型工业的道路之争后，中央最终定调选择了新型工业化道路。新型工业化道路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意味着什么？
　　张建君：新型工业化道路是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一个重要推动。
　　对中国来说，新型的工业化道路路在何方？有这样几个制约因素：
　　中国是后发国家，一直是拷贝西方，进行追赶型增长，由此在现阶段，中国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如何走，人们普遍缺乏预见性，我把它称之为“突破前的困惑”。

　　中国的人才瓶颈非常严重，既缺技术人才、管理人才，更缺创新型政府的服务人才。
　　中国的很多地方政府急功近利，为了短期效益，盲目扶持投入小见效快或者投入巨大、规模巨大但产业传统化的项目，这就制约了对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探索。
　　需要强调的是，所谓新型工业是“有中变优”，不是“无中生有”。举个例子，通过对传统铁路产业向新型高铁产业的升级转型，形成了铁路产业的振兴，这是多么大的产业！现在是铁路技术的革命性时代，目前中国铁路运营还不到8万公里，而美国运营铁路27万公里，如果用高铁替代传统铁路产业，将使中国经济整体提速。所以，新型工业的“新”，不一定都是大的技术变革，也可以是小的技术改造。
　　不过，通过“有中变优”实现更新换代，事关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的产业，是国家产业结构的主体构成。比如汽车产业，中国现在已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市场，能不能发展成为新型工业？关键看能不能抢占电动汽车和新能源汽车的制高点。否则，10年后，中国汽车行业就将面临严峻的你死我活的竞争局面，更不用说节能减排、低碳环保的国际苛刻条件了。
　　再比如说农业的制种产业，这是农业结构调整最有希望的一个推手。当前，在制种产业，中国多是次级代理和再代理，制种产业都抓在美日等国手里。实际上，中国地域广阔、物种丰富，地理带分布齐全，这十分有利于产品创新和技术创新，推动中国产业育种。所以，中国的生物技术需要新的跨越式发展，需要更有效地突破。
　　现在，中国模式面临产业结构升级转型、经济结构调整的突破口和关键期，中国工业化道路向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转变一定要考虑网络、生物、空间、新材料等新兴技术带来的历史性机遇。只有这样，在世界转型大潮中，才会有中国的声音、中国的形象、中国的标志，才会有中国代表性的东西。
　　转型是否成功，取决于百姓能否“安居乐业、安身立命”
　　中国质量万里行：对于地方政府而言，怎样才能使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真正落地并迅速开花？
　　张建君：对政府各级部门而言，一要深刻领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历史紧迫性，要把握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在本质，要意识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是泛泛而谈，而是中国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到了只有依靠经济结构调整、产业转型升级、社会事业协调发展来推动经济发展的时候，对此，要有清晰的认识，要深刻把握理论精髓；各级领导干部依然要对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性再学习、再认识、再调研，体味其对中国未来的战略意义和影响。
　　二要改变中国政府官员的考核评估体系，要去掉“惟GDP”论的官场陋习，使各级政府官员能真正从推动地区经济的长远发展来考虑产业规划，经济政策调整，以及各种各样推动社会事业发展政策的制定，要鼓励既有产业的升级转型，要大胆引入新兴产业和新能源技术的发展，要关注有利于节能减排和生态安全的产业布局。要立足长远，统筹考虑城乡布局和一体化发展，不要追求短平快，盲目制造GDP，如果官员头脑中的GDP少一点，转型的步伐就会快一些，要多做一些基础性和长远性的工作。
　　三要把经济增长和社会优化统筹考虑，要从各项政策和民生角度考虑，要凝聚百姓智慧，谋求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切实解决好百姓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民生问题——这也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突出标志。如果民生问题、群众利益被忽略，盲目追求政绩，引进华而不实的项目，如开发具有明显利益导向的有些房地产项目，引进具有地方利益导向的项目投资，这都可能会制造新的矛盾，设置新的障碍。要把经济增长和社会优化作为政府官员考核的标准，二者不能失之偏颇。
　　四要加大中央部门和联合小组对全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督导、调研，采取相应的奖惩措施，推动各省、各地区加快转变，要通过调研、工作检查、专家学者研究，使之落到实处。“积之3年，必有大效”。如果宣传多、调研少，甚至没有有效的督促、奖惩来推动，政策就有可能“雷声大，雨点小”，使中国经济模式的全面崛起失去历史性机遇——全球都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都在进行发展方式转变，谁走在前面，谁就是下一轮产业大潮中的领军人物。
　　中国质量万里行：对企业来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如何落实？
　　张建君：对于企业来说，一是要有吃螃蟹的勇气，大胆将技术、资金、人才、物力向有利于技术突破的领域投入，要以“有舍有得”的理念实现自身领域的产品更新和技术突破。
　　二是奉劝中国的企业家，要从资本运营、房地产景气的投资理念中实现转型，把技术研发作为最重要的投资方向，如工艺改进、功能创新、产品、组合创新，从小的技术创新转向大的技术创新，建议企业家关注模块化生产的产业化分工新趋势，无论是有形的产品还是无形的服务，都有更为专业的精神推动企业的进步。对内，“模块化”，技术服务精深化、标准化；对外，要实现技术的有效突破，产品创新。
　　三是建议企业家一定不要过度迷信市场，迷信市场的暴利，迷信市场的利益导向——行业利润的平均化是市场的基本法则，经过一定时期的市场竞争和产能的调整，利润会比较均衡地分布在社会的各个行业，只要在本行业做到最好，就能获得较为长久持续的利益回报，成为行业的领头羊。要在本行业长期坚持、投入，升级发展，不要盲目地追随市场导向——创新和转型发展是企业进步的灵魂，企业要自主创新。
　　中国质量万里行：经济发展方式是否转变，转变得怎么样，从效果上看，如何判断？
　　张建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落到实处，不仅要看政府和企业，也包括百姓生活图景的完善与和谐。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是否成功，就看能不能使百姓“安居乐业、安身立命”；使企业“技术创新、产品创新”；使政府“既注重经济发展，更注重社会优化”。
　　中国质量万里行：加快经济方式转变，您觉得还有哪些是必须要强调的重要因素？
　　张建君：对中国来说，还要做好金融和农业两篇文章。在全球化的经济形势下，中国需要熟悉国际原理与规则，做好应对进一步全球化的准备，实现中国金融业的转型升级。东南亚金融危机，还有美国的次贷危机都说明这一点。21世纪，金融稳定才能经济稳定。
　　农业对现代化的发展至关重要。中国是农业大国也是人口大国，但因为是人口大国，所以才是农业大国，这样的逻辑关系，说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处于基础性位置。所以，农业现代化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这两篇文章做好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就有了很可观的内容。其中还要加大对金融和农业人才的培养，特别是跨国人才的培养。
　　谨防党政一体化的政治弊端
　　中国质量万里行：转型期社会矛盾的频发，既要求社会改革，也要求政治体制的配套改革。您认为政治改革应重点从哪里着手？
　　张建君：各级党组织要关心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问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的问题不在于要找到中国政治体制的劣势，而是要发现中国政治体制的优势。这是中国经济崛起过程中往往容易被忽略的成功经验。事实上，中国党政双重结构的宪政模式具有极大的优势，有利于激发社会群体的集体创造力，有利于形成社会稳定的框架结构，有利于形成党政互相制衡、相互监督、相互推动的政治权力形式。但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今天，也存在很大的缺陷——党对自身民主制度建设的滞后，组织建设的弱化。
　　中国党政制度的优势如能发扬光大，中国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就有了保障，中国模式就是可期待的。但怕就怕在，中国政治体制仍然走在党政不分，党不管党的路子上——党的各级一把手失去党内民主监督，从而造成政治体制的腐败和动力机制的丧失，这才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要害所在。要谨防党政一体化的政治弊端。
　　中国质量万里行：您认为过去三十年中国的高速发展是否已经形成了“中国模式”？
　　张建君：这里首先要考虑的是，如果有模式，那中国模式为世界带来了什么？
　　中国经济的发展还没有完全摆脱传统工业化的束缚，没有取得突破性的标志性成果，相对来说整体水平还比较低。如果说模式的话，譬如社会生活模式、社会制度的改革——它应该对中国和世界产生巨大影响。就像瓦特发明蒸汽机，爱迪生发明电灯，比尔·盖茨发明windows操作软件一样，能以产品和服务产生划时代的影响。
　　目前，中国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面临着严峻的全球挑战。所谓中国模式，不是我们为世界提供所谓模式和成功经验，而是要发现自我不足，循着既往发展的内在逻辑，寻找更好的全球化发展对策。所以，加快发展方式的转变是中国模式的应有之义，也是推动中国模式升级转型的重大战略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