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李东升：不惑与大惑

2007-03-02 10:32 竞争力

公司政治猛于虎 但遗憾的是完美的产权改革没有带来完美的业务发展，TCL集团也未能由此建立起稳定而具向心力的管理团队，“山头主义”和“诸侯文化”盛行。管理团队的整体能力缺陷，成为外界对TCL集团国际化遭受挫折的一大质疑。在TCL集团两大主业——彩电和手机成功的过程中，既无先发优势，也无强大的研发实力，产品设计和营销都是至关重要的环节，“业绩至上”就是选人、用人最核心的标准。在彩电销售网络建设中居功至伟的袁信成成为集团二号人物（2006年中辞去集团职务），其管理下的TCL电器销售公司也不断输送着管理者，赵忠尧、史万文等由此成长起来，此二人还先后出任了主管彩电业务的多媒体事业部总裁，TCL电脑总经理杨伟强最早也是从彩电销售做起的。曾一手将手机业务做大的万明坚算是其中的另类，其从事了数年的研发工作，而主管白色家电业务的王康平则是少数在TCL集团立稳脚跟的“空降兵”（来自科龙电器）。但在TCL集团内的每个业务单元中，普遍存在着各据一方的现象，喜欢用“自己人”，排斥“外界”的“干扰”，公司政治愈演愈烈。在2004年6月TTE正式成立时，参与了整个谈判过程的元老胡秋生（李东生的大学同学）并未如外界所预测的那样出任CEO，转由赵忠尧担任，胡原本想启用的“自己人”便只能闲置。由于TTE整合进展缓慢，赵忠尧于2005年10月辞去CEO一职，胡秋生则担任了执行董事长，他重用的张山水、于光辉等人也重握实权。2006年6月，胡秋生“因病”辞职，TTE随之又发生人事变动。李东生当然清楚这一弊病的危害。2006年5月，TCL集团内部发布了“回避制度”，核心内容是管理人员的亲属以及关联人员不得在企业同一部门任职。但对于老同学、老部下这种情况则根本没法规避，TCL集团很早就施行的定期换岗制度也很难起到有效作用。在《鹰的重生》中，李东生其中特别谈及了企业内部形成诸侯文化的习气长期不能克服，形成许多盘根错节的小山头和利益小团体，自己没有勇气去捅破它。在董事会层面，李东生已开始对元老人物进行适当调整。2006年4月，吕忠丽辞去兼任的财务总监职务；6月，袁信成及胡秋生辞去了集团所有职务；8月，郑传烈辞去高级副总裁职务，仅担任专注于董事会工作的副董事长。在如今12人的董事会中，只有李东生、郑传烈、吕忠丽三人可称元老，韩方明为新进入的外部董事，其余8人则为非执行董事或独立董事。在执行层面，包括严勇等更多具有国际化背景者被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