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不得不自断手指以证清白，却被上海有关部门调查“不存在‘倒钩执法’问题”，仍然不能洗清罪名，听了真是令人欲哭无泪。
今年河南农民工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同样是自残身体以证清白，但好歹有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发话，称此“草菅人命”的事，“法不容，理不容，情不容”。最终总算还了他一个公道，责任人受到处理。而孙中界好端端断了指头还洗刷不了无妄罪名，单是上海仅仅做了一个“老子查儿子”的官样文章，以为这样就能掩人耳目，实在是太小瞧老百姓了。
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天高皇帝远的穷乡僻壤，也还好理解，但它却偏偏发生在“国际大都市”上海，实在匪夷所思。这究竟是孙中界个人的悲哀，还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我们民族的悲哀？
上海连续曝光出来的“钓鱼执法”事件，与频频发生的索马里海盗劫持货船事件，简直有异曲同工之妙。好端端在街上开车，出于善心帮助了急事相求的同类(注意：不是没有人性的动物)，结果却被同类扭打、拷问、侮辱，还被迫承认违法，交出巨额罚款。如此这般“执法”，比索马里海盗劫持商船、殴打船员、索要赎金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索马里海盗拿到钱后并不要船主留下“违法犯罪”记录，让你投诉无门，这是“盗亦有道”。而上海的这种“执法”行径，更是技高一筹，让你亏了钱还搞你个灰头土脸，还让你“罪证确凿”，投诉无门，无可奈何。面对这样的“执法”和“调查结果”，我们真的搞不懂何谓法律，何谓公理了！
从媒体的大量调查来看，上海“钓鱼执法”的确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不容抵赖。稍有良知的人都能作出判断：那些被“钓”人员是无辜的，是被所谓“执法”人员栽赃陷害的。然而，上海“钓鱼执法”人员的上级单位却得出与全国人民大众完全相反的“调查结论”，这究竟是他们的确智商太低，还是被利益蒙住了眼睛，遮蔽了人性？
按照我们浅薄的法律知识，只知道法律是用来惩戒做恶，保护广大民众的，就是所谓“抑恶扬善”吧，而不知道做好事也会遭恶报，而且来自执法部门。原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在有些人管理的领域就不再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了。
原来我们只以为法律的作用不仅仅是事后惩处，更重要的是事前防止犯罪，即“防患于未然”。上海的“钓鱼执法”让我们懂得了，“执法”还可以教唆那些原本不想、或者没打算做坏事的人去做坏事，然后再将他们“绳之以法”。真是“活到老学到老”，“处处留心皆学问”！我想，如果全世界不是大力宣传教育戒毒、禁毒，办大量的戒毒所，而是派出大量人员拿着大麻、白面、摇头丸，到歌厅、酒吧及其他我想不出来的场所去兜售，甚至白送给人，唆使他们去吸毒、贩毒，这样我们就可以抓到更多的贩毒吸毒罪犯，而且都能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我们打击贩毒吸毒的成绩是不是更大？有关人员可以拿到更多的提成？我还不知道这种执法人员，会不会为了多拿300、500元钱，对他们的父母子女、亲戚朋友也下此黑手，就像传销人员一样六亲不认？
这种教唆犯罪的方式实在是太恐怖了，太卑鄙了，为了一点点蝇头小利，就不惜毁掉其他热心助人的善良人的名誉、工作和前途，实在令人发指。
我们还要思考，为什么这些年所谓出租黑车事件在全国很多地方屡屡发生？在北京，据说合法运营的出租车有6万5千辆，而黑车竟有8万辆？仅今年重庆、海南都出现出租司机群体事件。上海出租车运价最近又涨了，涨价消费者掏腰包，司机不得利，只有出租车公司坐得好处。管理部门到底是执法为民，还是为小集团的利益？
为什么几十年中国出租车问题屡屡发生，总是解决不了？关键就在于有关政府部门把出租车经营权垄断起来，转让给少数人，只让他们赚钱牟利。一个公司只要能拿到出租车运营权，一年就可坐收巨额“车份钱”。而出租车司机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违反劳动法，超时工作，又违法交通法，疲劳驾驶，一个月勉强才拿到两三千块钱，是权力经营的典型。再说，人们为什么要打黑车？，还不是因为打不到车，或者车价太贵，难以承受，都是被迫的。
如果把出租车经营放开，让出租车司机自己做老板，交管部门管安全、管违章，工商税务部门管收税，违法和所有公民一样，有公检法管，为何一定要让出租车公司来盘剥司机？十年前我们就提出：“出租公司是多余环节”，现在看不仅是多余，还成了个有害的环节。全国出租车行业的矛盾这么尖锐，就是因为有这个环节及其背后的利益链。解决出租黑车问题，不从根儿上想办法，却耗费大量人力，采用这种极不人道、卑鄙手段去查处，只能越治越糟。
用这种手段“执法”，打击的是人性中的善良，摧毁的是中国几千年流传下来的道德传统。今后遇到他人有难，谁还敢伸出援助之手？谁还会做好事？一个没有了同情心的民族，将何以立于天下？人与人之间失去了起码的信任，人人自危，互相设防，还谈得上建设“和谐社会”吗？
“钓鱼执法”反映了太多的深层问题，一定要追究他们对道德的破坏罪，对法律的践踏罪，对人性的伤害罪，决不能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