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受害者密访“钓鱼执法”揭惊人内幕
“钓钩”得手一次到执法队领钱六百
近日，上海陆续出现涉嫌“钓鱼执法”的争议事件。该市闵行区一公司白领张军在上班路上因好心搭载“突发胃病”的一陌生男子去医院，不料该男子上车几分钟后即拔走张的车钥匙，旋即，数名交通行政执法人员赶到现场，张被以“非法营运”为名罚款1万元。目前，张军已向闵行区法院提出行政诉讼并获受理。而同样认为遭遇“钓鱼式执法”的19岁司机孙中界，因无法自证清白竟愤而自杀，虽最终未遂，却几乎将手指切断……
这些案例，让人们对“放钓执法”引起空前关注和严重质疑。而记者深入这一“灰色领域”发现，其内幕更是让人震惊。
老司机：
上海市有上千个“钓钩”
在两天的暗访中，记者接触到一位在闵行区跑了多年出租车的老司机。他向记者证实，所谓“钓钩”是行业内“公开的秘密”。
这位老司机说，近些年来，上海市闵行区、宝山区等市郊的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一直存在着这样的“执法”方式。他们往往通过“埋伏作战”而“当场抓获”正在进行“非法营运”的私家车，然后处以1万至2万元的行政罚款。他们在工商银行或建设银行拥有收取行政罚款的专用账号。
“这很正常，真的黑车嘛很难抓的。那么就找个‘钓钩’来，钓你上钩，让你做黑车，罚罚款喽。”老司机告诉记者，整个上海市至少有上千个“钓钩 ”，而每次执法活动开始前，执法大队都会先确定抓黑车的“地带”，然后带着“钓钩”前去踩点，一般一个区至少设置五六个点，一个点要抓至少5辆车。
受害者：
执法队勾结社会“打手”
另一位“钓鱼案”的当事人陈瑞勤肯定了这一说法，他是上海市爱慕园林绿化公司的职员。两年中，他已两次将上海市闵行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告上法庭。
去年夏天，他驾驶公司面包车经过闵行区一片宽阔地带，一个20多岁的年轻男子以“热晕了”为名，要求“顺路载上一程”。5分钟后，这个男子拔出他的车钥匙。同时，陈瑞勤被几个身穿便衣的男子“当场抓获”。“当时我根本没看出来他们是执法大队的，我要他们出示证件。”陈瑞勤说，这一要求使他招致了这伙人的毒打，他们自称是“闵行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的人”。
而令陈瑞勤震惊的是，他在执法大队的办公室里遇到了一伙社会闲杂人员。为首的是一名30多岁的男子，个子在1米8左右，带着七八个“小弟”，这些“小弟”将陈瑞勤再次暴打了一顿。事后，陈瑞勤得知，这个30多岁的男子便是和执法大队来往密切的“钓头”，他手下至少有几十个“钓钩”。
利益链：
专业“钓钩”月赚数千元
陈瑞勤告诉记者，他在两年的密访中发现，“钓头”和执法大队的关系非常密切。仅在闵行区就至少有3个“钓头”，手下有100多个“钓钩”。
陈瑞勤掌握到的情况是，在闵行区，“钓钩”每“钓”到一位私家车司机，便可从执法人员手里拿到300元，“钓头”则提取200元。宝山区给“钓钩”开出的价格也是200元，南汇区是250元，奉贤区则是600元。“钓钩”用这些钱准备录音笔等工具。一个成熟的“钓钩”，月收入少则两三千元，多则五六千元。而“钓头”每个月能净赚1万至2万元。甚至有的“钓头”开的是尼桑，“在上海早就买了房”。
记者另外了解到的一个似乎有对应意味的数据是，闵行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在《2007~2008年度创建文明单位工作总结》中提到，两年时间里，该大队“查处非法营运车辆5000多辆”，“罚没款达到5000多万元”，“超额完成市总队和区建管局下达的预定指标任务”。
律师说：
“钓鱼执法”涉嫌有组织犯罪
遭遇“放钓执法”的司机多数选择了“吃哑巴亏”，当然也有勇于揭黑幕者。文首提到的张军就已向闵行区法院提出行政诉讼并获受理。其代理律师是著名律师郝劲松。
18日，郝劲松给上海市18个区县的建设和交通委员会以及上海市交通行政执法总队发出了共19封申请函，要求他们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公开近几年来的“钓鱼”信息，包括查获非法运营的“黑车”数量、罚没金额总额及去向、预定罚款指标任务、配合执法的“钓钩”人数以及奖励金额等“敏感”数据。
郝劲松称，早在几年前，“钓鱼执法”这种模式在上海及全国各地就普遍存在，这几年有愈演愈烈之势，究其原因，是因为“钓鱼执法”的背后有巨大的利益链条，庞大的处罚金额支撑起了一个畸形的执法平台，“让许多交通执法部门不择手段地陷害合法公民于非法的状态。”他认为，“钓鱼执法”已涉嫌有组织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