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5日，开展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在京召开，会上成立了中央公务用车问题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将对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开展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的实施意见》在各地区各部门的贯彻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今年初，以中央下发的《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办法》为标志，新一轮公车改革拉开帷幕。《办法》明确规定，党政机关配备公务用车应当严格执行一定的标准，一般公务用车配备排气量1.8升(含)以下、价格18万元以内的轿车，公务用车使用年限超过8年的方可更新，党政机关原则上不得配备越野车。
今年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2011年公务车辆购置及运行费等支出原则上零增长，切实降低行政成本。与此同时，财政部出台了《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预算决算管理办法》，首次明确了公车的购置和运转费用都将单独设立预算科目，公车预算决算管理进一步加强。3月下旬，国务院第三次廉政工作会议上，温家宝又指出，目前我国已经具备了公务用车配备使用制度改革的条件，要在严格规范公务用车配备使用的同时，加快推进公务用车配备使用制度改革。
一系列的动作表明，中央已将公务用车专项治理工作作为解决反腐倡廉建设中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
饱受诟病
公车改革势在必行
费用过高、私用严重、使用效率低、浪费大、超编超标配备屡禁不止……这些典型的公车腐败现象，一直饱受诟病。据统计，早在上世纪“八五”期间，全国公车耗资720亿元，年递增27%，约为GDP增长速度的3.5倍。到了上世纪90年代后期，全国约有350万辆公车，包括司勤人员在内耗用约为3000亿元。在社会强烈呼吁下，各地纷纷采取了“卖公车、发补贴”的办法。然而，汽车在政府采购物品中始终占据前三位，2005年全国政府采购公车花了600多亿元，2006年则一举突破700亿元，占财政部预计实现的3000亿元全国政府采购规模的1/4强。
去年11月，媒体披露北京公务用车已达70万辆，占北京市机动车总量的近15%，公车改革从解决城市交通拥堵的角度再次受到关注。今年4月1日，北京首次公布公车数量为62026辆，这一举措在全国尚属首次，各界对其公开透明的态度给予积极肯定，但同时，由于官方数据与民间感受差距明显，因此也招致一些质疑。
“北京的出租车一共大概也就6万多辆，即便以官方公布的6万多辆的数字来对照，对普通百姓的震撼也是不言而喻的。”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说，“你想啊，马路上的公车数量，居然和一招手就能看见的出租车一样多！随着公民意识的觉醒，很多人认为公车使用是涉及纳税人的钱怎么花、公权力如何得到合理规范使用的问题。如果放任公车问题不管，不仅会影响到执政党的诚信，还会导致民间仇官心理因素的增长。因此，中央抓公车腐败是十分必要和及时的。”
在4月25日的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贺国强指出，一些地方和部门超编制超标准配备公务用车、豪华装饰公务用车、公车私用等问题突出，人民群众对此反映强烈，要从落实中央以人为本、执政为民要求，密切党同人民血肉联系，发扬艰苦奋斗优良传统，推动党政机关改进作风、提高效能的高度，切实抓好公务用车问题专项治理工作。
新招频出
各地试点反响不一
公车改革，由来已久。1994年，中办、国办联合颁发了《关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明确要求：“部长级和省长级干部按一人一辆配备专车；现职副部长级和副省长级干部，保证工作用车和相对固定用车。”由此，陆续掀起公车改革浪潮。早在1997年，广东就开始公车改革试点。1998年9月，国家启动部分中央机关的车改试点，并同时在浙江、江苏、北京、湖南、重庆等地试点。
在各地纷纷进行的公车改革试点中，最受争议的是辽宁省辽阳市弓长岭区。2008年4月，弓长岭区正式启动了公务用车货币化改革。凡是区直机关、财政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的公车和领导干部，都在改革范围之内。除必须保留的执法车、作业车等，公车彻底取消。在该区的车改补贴方案中，区委、区政府正职8万元/年，区人大、政协正职6.5万元/年，区人大、政协副职4.5万元/年，享受副县级待遇的领导、区长助理4万元/年。消息一出，争议不断。不少人认为，所谓的车改成了官员的“变相加薪”。2009年7月25日，辽阳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发布通告，实行一年多的弓长岭区车改被叫停。
相比之下，杭州的公车改革得到了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部门以及媒体的广泛赞誉。2009年5月，浙江省杭州市市政府出台车改方案，提出3年分3批完成车改。方案核心内容是：市局(副厅)级以下一律取消专车，大部分公车都向社会公开拍卖，让公车回归“工作车”的本色。实行货币补贴；按职务层级将车补分为9档，最高2600元，最低300元；钱直接打入个人市民卡，只做交通费用，不能提现；单位设立公共交通经费，解决突发事件处理等公务用车；全市成立公车服务中心，统一用车。
杭州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叶明告诉记者，从车改开始的第一天开始，社会上的质疑之声就从未停止过，他因此将车改工作称作“自讨苦吃”。他透露，今年5月，第三轮车改即将启动，除公检法等部门外，其他所有市级机关都将不留公车、所有人员参加公车改革，“到那个时候，我们市领导班子成员也一样没有公车可用了。”
据杭州市车改办统计，第一批车改单位的用车补贴比车改前公车开支下降32%，第二批单位则下降了30%。两年来节约公务交通费用总计为3442万元。
类似的公车改革在其他地方也在陆续进行。广东省惠州市委常委、纪委书记李松告诉记者，惠州的公车改革包括取消公车、发放交通费、经费包干、保留执法值勤用车、组建机关公务车队、拍卖公车、安置司机、特殊保障措施等8个步骤。截至目前，该市已组织公车拍卖会12场，竞卖成交车辆1176辆。改革涉及市直单位、大亚湾区、惠城区、惠阳区等的95个处级单位、21个乡镇(办事处)的1.2万多名公务人员，公车数量减少59%，公车经费开支总体水平下降22%。
中央发力
从“自选”走向“规定”
清华大学廉政与社会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任建明指出，现有的围绕公车管理模式的改革缺点主要有两个：一是改革试点始终处于一种自发、自觉状态，而不是强制性的，“谁改革谁吃亏”，越是主要领导干部，吃亏越大。二是所有试点改革都是改下不改上，带有不彻底性。他认为，未来的根本出路是通过全国统一步伐的改革，实现公车管理模式的根本变革，建立新模式的公车改革必须且应当是“规定动作”，而不应是“自选动作”。他建议，成立全国性的公车改革领导小组，统一部署、强制推进全国的改革工作。
“对于公车改革，我认为只要开始就好，千万不要寄希望于设计出一个完美的体系才去实施。”李成言认为，“从根本上说，首先要改变的是官员的观念。就拿‘小轿车’这个名称来说，在国外念‘car’，翻译过来就是‘小汽车’，但我们翻译成了‘小轿车’，这与历史有关。过去官员出门，武官骑马、文官坐轿。汽车引进以后首先是官员使用，所以翻译时就有了中国特色，加上了‘轿’字。这表明汽车成了身份、地位和待遇的象征。因此，必须首先扭转公车体制既得利益者的观念，让他们意识到实物配给是一种落后的模式，代之以福利待遇市场化、货币化，规范职务消费，公车改革才会畅通无阻。”
“将公车问题首次纳入专项治理，以及最近两三年来的专项治理都注重建立长效机制、强调治本这一与以往大不同的思路变化，预示着围绕公务用车管理模式根本变革的改革将为期不远。这当然是解决公车问题的根本之道，让我们期待着这一天的早日到来。”任建明乐观地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