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富士康方面，尽管加薪增加了用工成本，但只要事业群内迁，加薪的负影响在两年后就会被消减于无形。天津和烟台普工最低工资标准仅920元，武汉900元，比深圳的2000元几乎减少一半。重庆、河南等地的最低工资标准也大幅低于深圳，由于内迁的员工数量远远大于留守深圳的员工数，因此工资成本增额很快就能抵消。因此，大规模撤离深圳迁址内地，是富士康在“加薪”之后打出的一个组合拳。
深圳的态度
富士康科技集团对于迁址还有另外一层解释。富士康集团国际发言人童文欣证实，此前8个月内，四川成都、江苏淮安及天津等厂房设施基本完成，迁址已开始逐步实行。除了选择人才集中和物流运输便捷因素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富士康选择跟随大客户走。 2009年10月富士康在成都投资10亿美元，就是跟着康宁和索尼一起走，在重庆的投资也是跟着客户惠普走。富士康认为随迁将减少很多成本。
比起当年高调落户深圳，富士康此次迁址显然低调许多。据媒体报道，几年前与富士康洽谈建厂投资的各地官员甚至由副省级领导亲自带队，富士康连收“橄榄枝”，选择余地很大。 5年前武汉市为了吸引富士康掌门人郭台铭投资，工作组还曾耗费30万元制作了一部影片，工作组成员把郭台铭创业故事读得烂熟于心。
时过境迁，如今深圳市对待富士康态度也有所变化，虽然并不否认富士康的贡献，但对它也有其他声音，这也被认为是富士康急速内迁的一个原因。 7年前富士康就提出要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但效果不佳，然而深圳市已经等待不了。
今年两会期间，深圳市政府就表示，深圳面临“土地、能源、环境、人口四个难以为继”的背景，市政府正在推动新一轮的产业升级。在5月底举行珠三角贯彻落实“规划纲要”工作会议上，广东省委官员直言要将低附加值项目向内陆转移，富士康要把低端产业链的规模降到10多万人。这种声音令富士康坐不住了。
深圳大学产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魏达志认为，深圳对富士康模式已越来越不欢迎。深圳已经不是当年对招商引资激动万分的初级模式，深圳现在税收最为依靠服务业、金融业和物流业，而40万就业人口的富士康对深圳地方财政的贡献很小。
但另一方面，由于人口密度过高，富士康牵制了政府很多精力和金钱，还占用了大量的公共资源。员工收入少，对城市消费的拉动能力有限，但员工管理造成的问题却不少。深圳的人口密度为全国最高，城市已经不堪重负，产业结构急需调整，因此深圳只能逐步淘汰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业，显然富士康模式不再适合深圳，只适合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地区。
但另一些经济学者则认为，富士康对深圳市来说，一旦迁离，评价其负面影响不该仅限于税收的减少。首先，厂区周边住房出租率下降，餐饮娱乐、酒店等行业受到冲击。其次，与富士康香港的其他产业链上的企业随时会因为富士康的迁移而跟随迁离，这将对深圳市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