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20，在北京，还有999。
当城市越来越大道路越来越堵，当人口越来越多健康意识越来越强，一个统一、迅捷、专业、高效的急救体系，自然成为城市建设中的重要一环。
然而接连出现的状况让一名干了十多年的急救医生意识到，这个城市的急救体系自身有恙。
一家独大时代
上世纪90年代中期，120每年的调度受理电话只有4万多次。
而到了2006年，在有999分庭抗礼的情况下，120的调度受理电话已接近20万次。
“作为一名急救医生，同时为人父母，看到这样的事情真的很难过。”谈及朝阳区19岁男孩宋腾之死，坐在记者对面的谭帅（化名）表情凝重。
他说这虽然是一个有其特殊性的个案，但这样的事迟早会发生，因为北京的急救体系存在诸多深层矛盾。
上世纪90年代中期，谭帅大学毕业后进入市急救中心，成了一名急救医生。他说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是想好好看看这个社会，“和那些待在医院的同学相比，我这些年看的人和事肯定比他们多”。
他的这份热情至今未减，每次出诊还是很兴奋，“我老婆说我出诊的时候和不出诊的时候相比，回家话都多一些”。
据谭帅回忆，那时市急救中心只有百十号急救人员、七八十辆救护车，不到现在的五分之一，而且当时还没有999。
不过他说那时北京没现在这么大，人没这么多，路也没这么堵，“那时主城区也就到三环，从和平门出发跑一趟通州、门头沟都很快。夜里有两辆车在外头转悠，全北京都够了”。
上世纪90年代中期，120每年的调度受理电话只有4万多次。而到了2006年，在有999分庭抗礼的情况下，120的调度受理电话已接近20万次。
市急救中心成立于1988年，前身为成立于1955年的市急救站。1988年，全市统一的急救热线电话亦变更为120。而从1979年开始，各区县相继建立急救站，与市急救站联网协作。
据谭帅介绍，直到他参加工作那会儿，市急救中心及其直属的几个急救站仍然承担着绝大部分来自120调度系统的出车任务，只有很少一部分任务会派给各区县的急救站。在120之外，各区县急救站也有自己的热线电话，但业务量不大。
这意味着全市绝大部分出车任务都由市急救中心完成，无须与其他部门协调，调度指挥相对迅捷，监管亦更加直接。
市区两级博弈
到2008年，全市挂120牌子的急救站约200个，其中只有约20家直属市急救中心，其余均隶属各区县。
随着急救业务的快速增长，市急救中心不得不将更多任务分给各区县急救站。与此同时，各区县急救力量逐步壮大，问题开始变得复杂。
到2004年，市急救中心及其直属急救站出车次数与各区县急救站已基本持平。5年后的今天，前者出车次数已降至120调度受理电话的三分之一，后者出车次数则升至三分之二。
另一组数字对比更加明显，到2008年，全市挂120牌子的急救站约200个，其中只有约20家直属市急救中心，其余均隶属各区县。
这意味着120系统的大部分出车任务，市急救中心接警后须与各区县急救力量协作完成。
因为10个远郊区县地域广阔，市急救中心很难掌握细致情况，120实行“二级调度”。作为城八区中惟一的例外，朝阳区也实行“二级调度”，其他7个城区则实行“直接调度”。
因为多了一个中间环节，“二级调度”反应速度不如“直接调度”，在信息的准确传达方面亦不如后者。
谭帅说真正麻烦的是监管环节，市急救中心直属急救站人员车辆如果出现问题，调查取证及处理都相对简单。可如果问题出在各区县急救人员身上，调查处理就复杂了。
谭帅举例说，朝阳区的患者如果遇到问题需要投诉，肯定先找市急救中心。如果问题出在朝阳方面，市急救中心只能要求朝阳方面给予答复并转告患者；如果患者对这一答复不满，市急救中心只能让患者直接与朝阳方面交涉，而无权直接调查处理。
市急救中心主任张永利2007年在接待市人大代表调研时坦言，他们对非直属急救站没有任何制约能力，经常出现人员车辆不到位，不愿意接受指令或者根本不派车的情况。
试点垂直管理
市急救中心购置了数十辆奔驰救护车……市卫生局想把这批车分给各区县急救站，但未获有关部门同意。几千万的车，一年多了就搁那儿日晒雨淋。
专家认为，要从根本上化解市、区两级急救部门权责不清的问题，必须革新机制，实现垂直管理。
据市急救中心一名不愿具名的人士透露，市卫生局有意在4个中心城区先行试点垂直管理，目前正在运作此事。
不过谭帅认为，实现垂直管理难度不小，因为牵涉到行政、人员、编制、财政等诸多问题，首先需要协调市政府相关委办局意见，而这一点并不容易。
谭帅举例说，为了备战2008年奥运会，市急救中心购置了数十辆奔驰救护车。奥运会结束后，市卫生局想把这批车分给各区县急救站，但未获有关部门同意，“几千万的车，一年多了就搁那儿日晒雨淋”。
实现垂直管理还须协调与各区县的关系，这同样不容易，“这一部分资源掌握在自己手里，办事更方便，区里当然不愿放手。”谭帅一语道破其中奥妙。
不过各区县情况也不完全一致，朝阳区有意把120做大做强，而在东城，去年奥运会期间该区有八九个急救站，到了今年却因财政拨款问题全部关闭。谭帅称，7月22日发生在协和医院门口的女孩被撞多时不见救护车踪影一事，与此不无关系。
迅速崛起的999
救护车每跑一公里要贴几块钱，只有院内接诊有利可图。现在120靠财政拨款只贴不挣的“院前”，999却可以通过“院内”赚钱。
2001年，“内乱”未平的120迎来了一个强劲对手，这便是999——北京市红十字会紧急救援中心。
8年来，双方的交锋每每成为媒体关注焦点，两家是否合并的讨论，几乎每年北京两会都要来一遍。
999为自己找的存在理由是它迅速壮大的事实：创办当年，999半年呼叫量即达1万次，第二年6万次，第三年8万次。目前999在全市共有62个急救站，约为120的三分之一；救护车102辆，约是120的四分之一。
999据此认为，北京急救市场远未饱和，双方处于一个共赢的竞争状态，发展空间还很大。120急救人员一直存在较大缺口的问题，也反证了999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但120方面认为，一个城市存在两套急救系统容易引起混乱。
2005年，时任市急救中心主任的赵永春表示，“急救资源的分散造成重大意外灾害事故救援现场指挥不统一、救治信息残缺，以致上报给政府部门的救治信息出现迟缓、失真。”在急救网络建设方面，则出现有的区域重复建设、有的区域一片空白的无序状况。
赵永春还举例说，有时一个病人同时呼叫两个急救电话，两个系统同时出车，造成资源浪费。
对于一个城市需不需要两套急救系统，市民态度也有分歧。有人认为竞争在客观上可促进双方提高服务质量；但也有观点认为，由此引发的混乱和资源浪费确实存在，“这个行业毕竟特殊，公安、消防、交警都是一个统一的号码，为什么急救要搞两个？”
专家称像北京这样拥有两套急救系统的，在全世界也很罕见。
2004年6月，卫生部和信息产业部曾联合发文，将120确定为“院前急救惟一特服呼叫号码”，通知称未经卫生行政部门批准，医疗机构不得设置其他形式的急救电话。这引起999上级主管部门中国红十字会强烈反对，后不了了之。
市卫生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邓小虹曾多次表示，将与北京市红十字会协商整合120和999资源，但999的出现有其历史原因，二者分属不同系统，整合工作难度大，短时间内恐难实现。
作为一名120一线急救医生，谭帅常常会与999“短兵相接”。让他感受最深的是，999实行公司化运作，机制体制比120灵活得多，“我们的经费来自财政拨款，买设备、上项目，必须提前一年做预算，他们领导一拍板，这事儿就办了”。
而在另一方面，双方竞争又存在“不公平”因素。2005年，根据市卫生局要求，市急救中心停止院内接诊，专事院前急救，999则一直院前、院内一起做。
谭帅介绍说，院前急救都是贴钱的，救护车每跑一公里要贴几块钱，只有院内接诊有利可图。现在120靠财政拨款只贴不挣的“院前”，999却可以通过“院内”赚钱。
谭帅认为，两大急救系统必须整合，也完全能够整合，奥运会期间双方曾建立联系机制协同作战，效果相当不错，“为什么平时就做不了？这就是一个部门利益的问题，可是跟老百姓的利益相比，部门利益算得了什么？”
行业生存困境
只要患者有需要，不管是什么毛病，120都必须出车，久而久之急救人员难免产生情绪。学这么多年医，整天就干一搬运工的活儿，难免有人觉得大材小用。
谭帅回忆说，他刚参加工作那会儿，工作内容和现在颇不相同，那时很大比例的患者需要进行现场救治，而现在，这一比例已大幅降至20%左右。急救人员出车去现场，大部分做的是相对简单的转运工作。
他说这和人们健康意识的增强有很大关系。在过去，人们一旦生病是先扛着，实在不行了才会去医院；而现在，稍有一点头疼脑热都会很重视，有些患者完全可以自行去医院就诊的，也会求助120。
按规定，只要患者有需要，不管是什么毛病，120都必须出车，久而久之急救人员难免产生情绪，“学这么多年医，整天就干一搬运工的活儿，难免有人觉得大材小用。”谭帅说，这样的因素在宋腾死亡事件中可能也是存在的。
谭帅表示，这也反映出我国在急救制度方面的立法空白，“患者什么情况下可以打120，急救人员什么情况下必须出车，什么情况下可以不出车，都没有法律依据。你明明可以自己去医院，非得120跑一趟，成本多高啊”。
谭帅说困扰急救医生的问题不仅于此，这个行业的生存困境，已经成了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他去报考全科医生的职称，人家说你这样的不能报全科，“那你告诉我能报什么？那人查半天，别的更报不了。”他说作为急救医生什么都得懂一点，因此什么都不精，这让他们在职业发展上十分尴尬。
而在待遇方面，在市卫生局所有下属单位中，市急救中心排在倒数几位，多种因素让很多医生不愿踏入这个行业，“人才荒”由来已久。
虽然也有过跳槽的想法，但谭帅强调他是热爱这个行业的。他说，这是一个年轻的行业，无论从社会需求还是医学发展的角度看，都是一个有发展空间的行业，需要有热情，“还得有一点理想”。
出于职业习惯，谭帅对各种与急救有关的新闻报道十分关注。7月28日，东五环发生严重车祸造成7死1伤，当时应急车道被挤占导致急救人员无法达到现场，这一情节引发强烈关注。这样的悲剧同样让谭帅心情沉重。他说，急救并不完全是120、999的事儿，市民素质亟待提高。
他说看问题不能光看表面，比如宋腾之死，如果最后就是处理那么一两个责任人，深层问题得不到解决，“这事儿就没太大意义”。
超重男孩宋腾的最后9小时
从父母向120求助到他被送进2.3公里之外的医院，19岁男孩宋腾足足等了4小时。
医院经5小时抢救后宣布，宋腾死于重症肺炎引起的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
如果不是胖得走不动路，如果不是一场毫无征兆的发烧，如果不是迟迟等不来救护车，如果不是“没有合适的担架”，如果急救人员不是干等……宋腾是否能够不死？
对于这个倏忽而逝的生命，这些假设已无意义。
但他生命中的最后9小时，有诸多细节值得深究。
09:43 求助120
宋栓柱怎么也没想到，一场看似普通的发烧会要了儿子宋腾的命。
更让他想不到的是，120关键时刻“那么不靠谱”。
宋栓柱家住朝阳区定福庄北街某楼6层。据他回忆，宋腾是从8月13日凌晨开始发烧的，当时体温在38℃以上，“夜里两三点，孩子他妈给他吃了一次退烧药，不管用”。
天亮后，宋腾体温有所上升。上午9点多，母亲又给他吃了一次退烧药。“就是发烧，没其他症状。”宋栓柱说。
手机通话记录显示，宋栓柱第一次拨打120急救电话的准确时间为上午9点43分。他告诉接线员，儿子高烧一宿，需要送医院。
他特别提醒接线员，宋腾体重在150公斤以上，自己走不了路，家人也抬不动他，“来人要得力，担架要结实”。
接线员告诉宋栓柱，因为患者为发热症状，会派一辆“发热车”过去，但“发热车”没有配备担架工，家属得自己找人帮忙抬人，宋栓柱说没问题，担架结实就成。
打完这个电话，宋栓柱随即致电王先生等多名亲友请求援助，并下楼花钱请了5名保安待命。
十多分钟后，朝阳区急救中心红庙急救站一名女医生致电宋栓柱询问地址，宋栓柱再次强调了一下儿子的体重及担架问题，不料对方告诉他，车上担架无法承载宋腾，让他请求120另外派车。
郑志（化名）是一名有着十多年一线急救经验的医生，他认为上述急救人员多处处置失当。“作为急救人员，人还没到现场怎么能说运不了？”
11:30 第一辆救护车到达
宋栓柱的朋友王先生接到电话赶到宋家已是11点过后，这时救护车还没到，“我上楼看了看，那时小孩神志清醒，还知道叫人，就说难受”。
王先生下楼抽了两根烟，又等了一会儿，第一辆救护车才到，他估计当时应该是11点半左右，“随车来的医生和护士是两名女同志”。
据媒体此前报道，对于第一辆车为何将近两小时才赶到的问题，朝阳区急救中心副主任呼冬鸣事发次日与宋栓柱交涉时表示，该车从红庙出发后，途中得知宋腾超重，便告知宋栓柱车上担架无法运送，让他请求120另外派车。
呼冬鸣表示，朝阳区急救中心向市急救中心汇报后，市120调度指挥中心调度员表示让急救车先不要去，第一辆车中途返回。但市120调度指挥中心随后改变主意，要求该车还是先去现场。呼冬鸣说，10点20分，朝阳急救中心第二次将该车派出。
但宋腾家属称从红庙到定福庄大约只有20分钟车程，即便从第二次被派出至到达，第一辆车也走了1个多小时，这该如何解释？呼冬鸣对此未做回应。
宋栓柱认为，市120调度指挥中心在此过程中亦指挥失当。
熟知120调度指挥系统的郑志解释说，在不包括朝阳区的7个主城区，120实行“直接调度”：市120调度指挥中心接警后，依据就近原则直接将指令发到各救护车。10个远郊区县实行“二级调度”：市120调度指挥中心先将指令发到各区县急救中心，再由他们调度所属救护车。
因为历史原因，作为城八区惟一的例外，朝阳区亦实行“二级调度”。这意味着朝阳区各急救站救护车的直接调度者是朝阳区急救中心，而不是市急救中心。
市急救中心急救科罗主任向宋腾家属表示，市急救中心与朝阳区急救中心分别为独立的法人单位，他们对后者仅有调度和分配任务的权力，没有行政、人事和财政权，无法对后者完成急救任务的情况进行有效监督。
另据市急救中心一位不愿具名的知情人士透露，所有救护车均装有GPS卫星定位系统，该系统每隔30秒向市120调度指挥中心自动发送一次信号，据此可判断每辆车的位置和动向。按要求，救护车得到指令后须在两分钟内出发。根据他们掌握的情况，第一辆车并未在要求的时间内出发，迟滞时间不短。
该知情人士表示，市120调度指挥中心在给朝阳区急救中心传达信息时，明确交代过患者的体重，后者接警后如何调度、救护车为何延迟出发不得而知。
12:00 患者昏迷
宋栓柱回忆说，第一辆车的医生上楼看了一眼宋腾后十分肯定地告诉他，车上携带的铲式担架承受不了宋腾的体重，没有办法搬运，这让他很恼火：“再三跟他们强调担架要结实，等这么久，怎么还这样？”
关于铲式担架的承重能力，朝阳区急救中心与市急救中心同样有着不同说法。
据报道，朝阳区急救中心副主任呼冬鸣向宋腾家属表示，铲式担架承重能力为150公斤，此前发生过运送100多公斤的患者导致担架卡扣脱钩的事件，强行运送可能带来更大危险。
市急救中心急救科罗主任则表示，按照相关质量标准，国产铲式担架可承重160公斤，进口铲式担架可承重170公斤，运送宋腾没问题。
而在郑志看来，即便铲式担架确实承载不了宋腾的体重，以此为借口不搬运患者也是不对的。根据他的经验，急救人员常常需要从实际情况出发随机应变，比如被褥等等，都可用作搬运工具。
等待过程中，宋腾烧得越来越厉害，“我问医生能不能先给宋腾打一针退烧针，她说不行，现在打退烧针会影响他到医院的化验结果”。这样的答复让宋栓柱不解。
宋栓柱表示，从抵达到最后将宋腾送进医院的两个多小时里，第一辆车的医生除了拿两个冰袋给宋腾降温，再没采取其他抢救措施。
郑志认为，这是急救人员的又一失当，除了转运患者，急救人员更重要的职责是根据现场情况进行有效救治，“你不仅仅是搬运工！”
宋栓柱的朋友王先生中午时分再次上楼时发现，已经高烧12小时的宋腾愈加虚弱，“不说话了，看样子有点昏迷”。
那天中午很热，宋栓柱真成了热锅上的蚂蚁。他不停地给市急救中心、朝阳区急救中心和红庙急救站打电话，对方一直说正在调配车辆和担架，“打得我手机都没电了”。
他还得时刻关注孩子情况，“他妈急得跟我直嚷嚷，说孩子都烧到四十多度了，担架在哪儿呢！”
13:41 送达医院
第二辆救护车是12点过后到的，宋栓柱说这辆车既没带来更结实的担架，医生也没有上楼，“不知道来干吗的”。
下午1点，第三辆救护车赶到，司机带来了一副脊柱板，这是一种承重250公斤的板式担架，众人才合力耗时20多分钟将宋腾抬到楼下。
宋栓柱说，这时儿子昏迷程度更甚，大声呼喊也只能做简单应答，体温则升至四十多度。
下午1点41分，第一辆救护车将宋腾运抵民航总医院。此时离宋栓柱第一次发出求救信号已经过去4小时。
从宋家所在小区往南300米，至朝阳路右转往西，直行即可到达民航总医院。步行25分钟，打车10分钟，救护车应该走得更快些，可4小时的等待让宋腾没有机会跨越这段只有2.3公里的路途。
据报道，朝阳区急救中心副主任呼冬鸣承认，4小时确实耗时过长，“从市急救中心取脊柱板耽误了时间”。
呼冬鸣解释说，脊柱板主要用于运送外伤骨折患者，由于使用不多，朝阳急救中心没有该器械。当天他们向市急救中心求助，后者要求他们派车去取，司机从潘家园出发前往和平门取来脊柱板，然后送到定福庄。
市急救中心急救科罗主任对此表示，让朝阳区急救中心来人取脊柱板存在失误，至少浪费了15分钟，直接派人将脊柱板送往事发地会更快一些。
18:40 宋腾死亡
宋栓柱说，到达医院后，医生给宋腾输了液，并开始做各项检查。
在那份字迹难辨的病历中，医生这样描述宋腾到达医院时的情况：患者高热伴神志欠清……体温43℃……肺部感染（重症）……
下午2点40分，ARDS（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一词出现在病情记录中，宋栓柱的直观印象是，儿子开始呼吸困难。急诊室医生立即求助呼吸科。
3点，医生写下“患者目前病情危重”等数语。
4点，病历称患者“可能存在多器官官能衰竭”、“呼吸急促”。
6点05分，病例称宋腾“面部青紫”、“心率下降”，医生“处议气管插管，并行胸外按压”等抢救措施，但“患者仍不能恢复自主心跳”，随后“瞳孔散大”、“心电图示一直线”，经家属同意放弃抢救，宣布临床死亡。
宋栓柱根据手机通话记录推定，这个时间在6点40分左右，离他第一次发出求救信号大约9小时。
当晚及次日，宋栓柱先后赶到市急救中心和朝阳区急救中心进行交涉，“他们承认120有责任，救护车到得太晚，急救医生到达现场后未采取有效措施”。宋栓柱称对方表示将启动医疗责任险进行赔付。
第7日 关于宋腾
事发后第7日，宋栓柱首次见到记者时笑笑说，“我没事”。
坐定，谈起13日情况，他神情时有恍惚，多处重要细节记忆不准确，需求助亲友或文字材料。有关儿子的点点滴滴，则让他眼圈慢慢发红。
宋腾生于1990年5月4日，因生产时头部受伤智力受损，除了在一所特殊教育学校待过两三年之外没有正式上过学。
宋栓柱说儿子从小偏胖，能吃，因为整天待在家里没事干，除了看电视就是吃，所以越吃越胖。他最爱厨艺节目，电视上看到什么好吃的就会让父亲买。
宋腾十一二岁的时候全家搬进楼房，住在6楼，原本因肥胖行动不便的他此后很少下楼，体重更是迅速增加，一米七五的个头，体重在150公斤以上。
从两三年前开始，宋腾慢慢走不了路了，行动须由家人协助。他的床、大便时用的坐架，都是找人用条钢特制的。
宋栓柱说儿子虽胖，但并不常常生病，他只记得几年前有一次儿子生病需要去医院，当时没叫120，找了几个人一起抬下去的。
宋腾身份证上的照片是几年前拍的，脸型周正，偏胖，宋栓柱说这和儿子后来的样子差别很大，和他小时候的样子差别更大。
他说儿子小时候漂亮极了，嘴巴又甜，是那种谁见了都想伸手摸一把的小孩。
“不说了，说多了难受。”宋栓柱起身，与记者握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