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质量万里行
文/本刊记者 宿希强
西方有位哲人曾经说过：“人们为了生活来到城市，人们为了更美好的生活而留在城市。”
由此，“Better Ｃity，Better Ｌife”，上海世博会这一哲学意味浓厚的主题，收获了来自全世界的敬意——紧扣时代脉搏，而“让生活更美好”，更是人类永恒的命题。
从逻辑延伸看，“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上海世博会的这一主题既像一个良好的祝愿，又像一个待解的问题——城市，如何让生活更美好？
2000年美国曾出版过一本书《Pay Ｉt Forward》，翻译成中文叫《美好人生》。这本书说的是一个12岁的男孩想出了一个让人们的生活更美好的办法：首先帮助3个人完成他们各自的愿望，作为回报，这三个受助者中的每一位都必须另外帮助3个人，然后一直继续下去。
现实当然远比小说里的描述复杂得多。我们关心的是，中国应怎样对“美好生活”破题？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内涵是：更健康的城市，让人们的生活质量更高。”中国城市生活质量研究课题组组长、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连玉明认为，“生活质量是城市价值的核心，城市生活质量的高低是衡量城市价值是否最大化的重要标志。”
更健康的城市
建设健康城市，是世界卫生组织（WHO）在20世纪80年代面对城市化问题给人类健康带来挑战而倡导的一项全球性行动战略。1994年，WHO给健康城市的定义是：“健康城市应该是一个不断开发、发展自然和社会环境，并不断扩大社会资源，使人们在享受生命和充分发挥潜能方面能够互相支持的城市。”
上海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傅华则针对中国国情，提出了更容易理解的说法：“所谓健康城市是指从城市规划、建设到管理各个方面都以人的健康为中心，保障广大市民健康生活和工作，成为人类社会发展所必需的健康人群、健康环境和健康社会有机结合的发展整体。”
提到健康城市，不能不提及中国的城市化。
根据国内的统计，中国目前的城市化水平已达到50%，并每年以1%的速度在增长。而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08年的报告预测，到2025年，中国城市人口还将增加3.25亿人，这其中包括2.3亿外来人口。按目前的趋势发展，中国城市人口到2025年将达9.26亿，到2030年将超过10亿。
中国的城市化热潮是从改革开放之后伴随工业化进程兴起的。1983年，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发表了一篇名叫《小城镇，大问题》的文章，提出“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要以小城镇为主，大中小城市为辅”，认为“加强小城镇建设是中国社会主义城市化的必由之路”。
文章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并得到了政府决策者的认同，此后，“小城镇，大战略”成为了中国城市化道路的主基调，乡镇的建制大幅增加。而“严格控制大型城市，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成了此后近20年的城市发展规划方针。
直到2000年，“小城镇，大战略”的策略开始被质疑，很多学者认为小城镇战略的强化是一种误导，并不符合发达国家城市化的一般规律。
中共十七大之后，积极发挥大型城市的辐射和带动作用的城市化策略，正式被确定下来。此时，中国已形成了以九大都市经济圈为主的发展格局，形成了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群落。“这是尊重工业化推动城市化的现实，城市人口的流动和增加有利于扩大城市经济规模效益，过去将乡村人口限制在中小城镇的做法，实际上是大城市利益群体的一种主观排斥。”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王桂新评价。
但此时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已经积累了很多问题，或者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导致许多城市病出现；或者工业化滞后于城市化，造成资源浪费和无序发展。
连玉明说，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未来的中国是城市的中国，但中国城市发展的方向、核心、本质是什么？当前人们的认识并不统一，其中最突出的一个表现，就是盲目过分地追求物质的、经济层面的东西。用长期从事城市与国土及景观规划的北京大学教授俞孔坚的话说，就是“暴发户意识下的城市美化运动”，是“五千年未有之破坏”。
而同期，发达国家的许多城市正逐步走出城市化的歧路，如在大伦敦、大温哥华及新泽西州的发展与重建规划中，“田园城市”、“新城市主义”以及“精明增长”等更为健康的城市概念不断推出。
“当前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城市病归根结底是城市化路径问题——城市化不仅仅是追求量的扩张，更重要的是对质量的提升，这需要一个健康的城市化过程。”北京大学城市和区域规划系主任吕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健康的城市化必须考虑四种承载能力：一是大中小城市相互协调的能力，二是工作岗位的提供能力，三是城市生态的承载能力，四是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
他认为，大城市解决协调发展问题，最好的空间单元就是城市圈，但不管是城市圈的这种协调也好，城乡统筹也好，区域统筹也好，都需要考虑在一个更大的空间范围里边怎么样去实现资源的各方面的优化。
连玉明也同样认为，大城市的发展问题应注重在宏大的视野下考量。他叹息，北京就在城市发展中错过了很多良机，如奥运会的举办——北京存在的最大的问题是南北城区发展不均衡，本来通过奥运会的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将南城发展起来，改变城市结构，但北京只看到了现实利益而忽略了缩小南北城区差距的机会；另外，应把北京的第二机场修到天津，将天津作为国际机场，这样不仅能够加强京津两地的贸易往来还为北京节省了资源，对实现京津一体化提供了先决的条件；还有，目前京津冀一体化还停留在口头上，北京今后发展要注重大北京的建设，建设环渤海的经济圈，因为只有周边地区都发展，才能减少周边人口对北京的压力，从而使其成为宜居城市。
具有借鉴意义的是，中国南方的一些城市再次先行走上探索之路。
就在近期，国内首个以生活质量提升而不是区域发展为核心诉求的跨界合作规划——《粤港澳共建优质生活圈专项规划》推出。根据《专项规划》对“优质生活圈”的描绘，这个生活圈应该是生态系统安全可靠，自然环境健康洁净，经济发展低碳、可持续，居民能够获得多样就业岗位保证体面的生活，空间环境舒适宜居，交通系统绿色、高效，社会和谐安宁，公共服务便利……
“这一规划在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关键时刻，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描绘了中国健康城市未来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环境优美、文化多元的新的努力方向。”很多专家对此规划不吝赞美之词。
更高的生活质量
5月26日，全球最大的人力资源管理咨询公司美世(Mercer)公司发布了《2010年全球城市生活质量调查报告》，报告中对全球221个城市的生活质量进行了排名，奥地利首都维也纳蝉联“全球生活质量最佳城市”——中国城市没能跻身前50名，排名最靠前的为香港，排名第71位，上海和北京分列第98和第114名。评比的依据为城市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医疗福利体系等10个项目。
几乎同一时间，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发布了《2009城市生活质量报告》，报告中对中国100个城市的生活质量进行了排名，其中深圳、东莞、上海、北京位列前四。评比从“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安、居、乐、业”等12个方面分别考察各城市情况，最终结合各城市客观条件和网民认同度、满意度进行综合评定。
对比两项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当前中国城市的生活质量似乎并不尽如人意。
生活质量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美国经济学家J.K.加尔布雷思1958年所著的《富裕社会》一书中。此后，生活质量逐渐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中国80年代初开始结合国情对生活质量指标体系及有关问题进行研究。
实际上世界各国对生活质量的评价指标并不尽相同。1993年世界卫生组织定义生活质量时，强调其是人的主观体验，是“不同文化和价值体系中的个体对与他们的目标、期望、标准以及所关心的事情有关的生存状况的主观体验”。
5月初，《环球》杂志和新浪网推出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七成中国城市网民对自己的生活质量并不满意。这项网络调查也许并不准确，但参照意义明显。
调查中近一半的网民认为自己患有“城市焦虑症”，两成人很难确定，只有三成的人表示自己没有问题。对于其原因，“房价、物价飞涨”被网民列为首选，随后按投票顺序依次是“贫富差距持续扩大”、“自然环境恶化”、“社会保障不健全”、“城市规划布局杂乱”、“交通效率低下”、“就业压力大”、“城市安全指数低”和“城市化过快”等。
对于决定城市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网民分别从个人角度和城市角度也进行了解读。从个人角度来看，“有更多时间去享受生活”成为网民的首选，其后按投票顺序依次是“稳定的住房”、“较高的薪金”、“美满的婚姻”、“有固定的朋友圈和社交空间”、“能方便购买和使用城市科技等设施”等。而从城市角度来看，“社会和谐安宁”最受网民青睐，往后依次是“公共服务便利”、“生活保障充分”、“区域治安水平普遍提高”、“各种社会关系比较和谐稳定”、“城市发展方式是可持续性的”、“社区建设和发展取得显著成绩”等。
“关注城市生活质量实际上就是关注人的生活质量，”连玉明认为，“当务之急，就是要把城市发展从过去过分强调物的、经济的发展转向主要突出人的发展，尤其是人的生活质量的提高，这已经显得越来越重要了。”
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是国内率先提出“生活质量评价”概念的研究单位，早在2005年，其中国城市生活质量研究课题组就曾以100个城市生活质量评价为基础，首次编制“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指数”，从居民收入、消费结构、居住质量、交通状况、教育投入、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生命健康、公共安全、人居环境、文化休闲、就业几率等12个方面构建出一个多维度的生活质量评价体系。此次发布的2009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报告在研究过程中，同样采用了因素分析的方法，把影响城市生活质量的关键因素归结为：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安、居、乐、业。“在目前学术界对生活质量本身尚未达成共识的情况下，这是一个相对科学的生活质量评价体系。”连玉明说。
在很多学者眼里，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将主要的精力放在追求经济高速增长之上，政府的目标是“经济增长最快”。这在某种程度上错把经济总量与人均收入本身当成了人民的生活质量，以为经济总量上去了，人均ＧＤＰ高了，人民生活质量就提高了。但事实是，因为某种程度上忽视了社会公平，使得国家经济增长与人民生活改善并没有同步。正因此，为了切实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中国各级政府也必须更加重视社会公平；而实现公平的路径并不仅仅是分配，更应该是通过公共产品与服务的均等化，实现“能力指向的平等”。
“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转变到‘公平与效率并重’，中国的发展重心已从经济发展转向生活质量，”连玉明说，“政府决策者须站在以人为本的高度，真正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从生活质量出发，规划城市，建设城市，管理城市，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这是中国城市发展最重要的价值导向。”
城市主体间的智慧互动
“城市发展中的中华智慧”，上海世博会上中国馆的这一主题令人印象深刻，也发人深思。
参观过中国馆的人能体悟到，主题短片《和谐中国》用声画艺术演绎了“中华智慧”这一关键词。其匠心独运的是，以《论语》中的三句警句概括了中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讲述中国人用30年时间加速发展，迈进“城市化时代”；“君子和而不同”，展现一天之内的每时每刻，中国现代城市都是如此丰富与多元；“从心所欲不逾矩”，则揭示了中国社会在崇尚个性化发展的同时，也尊崇社会伦理。
这可谓对中国城市发展千年智慧的高度抽象。它表达的是，一个智慧的城市，能让生活更美好，能让人们的生活质量更高。但或许，每个人心里，都会对智慧的城市有着不同版本的描摹。
在两院院士、著名建筑学与城市规划专家吴良镛眼里，一个城市的智慧应该体现在四个方面：城市与自然的结合；城市与乡村的融会；城市与生活、人文、建筑、工程、技术、桥梁、航运等等的联系；统一的哲学观，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妙造自然的营建理念。
中国馆馆长徐沪滨对智慧城市的理解是：“城市成为人类生活得更好的、惬意的、幸福的、和谐的家园，人、城和自然更和谐地相处。”
澳大利亚太平洋邓禄普公司前董事长菲利普·博若诗则认为：企业是智慧城市的重要内涵。
他们的共同点是，都直接或间接提到了构成城市的主体：政府、企业、公民。
本届世博会上，“最佳城市实践区”可谓是城市智慧集中展示的平台。城市最佳实践区部部长孙联生对记者表示，城市的资本、城市的发展模式和路径的选择、城市的交通系统、城市的住宅办公建设、城市的清洁能源、城市的资源循环利用、城市的公共政策和城市的产业引导等，这些都可以从展示的案例中找到，都从不同角度展示了城市的智慧。
巴西阿雷格里港以“参与式预算”市政而闻名世界，此次参展上海世博会，案例展示了阿雷格里港如何从全球化现象的角度来调整当地社区的发展，同时认识到可持续环境发展的重要性和潜力，并在政府与人民互助合作的层面上，推广城市自治与建设的互动，继而探讨城市未来的规划。
西班牙马德里案例馆则借助表演，把抽象的生活理念具象化。在马德里“空气树”下面，人们不仅可以乘凉休息，还能欣赏到各种原汁原味的马德里街头表演。其传达的是理想都市空间的理念——有绿树、有浓荫，更有公共空间里人与人的交流。
法国的罗阿案例馆更是将“触角”延伸到馆外，他们举行了一场创新周主题活动，邀请上海本地几家创新机构，如科技创业中心、高新技术成果转化服务中心等联合主办，一起分享罗阿大区与上海在创新产业领域的经验与成果，为罗阿馆倡导的生态理念做推广。
中国质量万里行记者注意到，实践区中的“未来正在实现”项目，参展主体是企业。由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操刀”的这一展示空间，集中展示的是园区内“国家队”、“海归队”、“跨国队”、“民营队”在各自产业领域中的前瞻性科研成果。
凝结城市智慧的当然不光是最佳城市实践区，“城市生命馆”同样给人启迪。
在城市生命馆，体现的是把城市当成一个“生命”对待的理念。城市会“呼吸”和“循环代谢”，身体的各个部分需要通过“血管”和“筋脉”有机相连，并彼此输送“养分”。人口是它的细胞，交通是它的血管，通信是它的筋脉，网络是它的神经系统，能源为它提供养分，广场和建筑是它的五脏六腑。
值得一提的是，18家企业馆通过“科技改变生活”的科学思维同样为城市智慧注入了新鲜血液——这也和企业在城市发展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匹配起来。
思科馆的主题是“2020年普通家庭的一天”，着力打造城市未来的“智能＋互联生活”；上汽通用汽车馆播放着主题影片《2030，行！》，它有两层含义，一是“出行”，二是“可行”；万科馆则用5个小故事预演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活方式。
一切都如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在《生活质量》一书中表达的“能力”观点，衡量一个人的生活质量，要看他是否具有能力来实施与追求有价值的目标相关的“功能性活动”，城市的智慧也在于城市的能力。
“这种能力有赖于政府、企业、公民三者之间有机、高效的良性互动。”北京大学城市和区域规划系主任吕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