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质量万里行

　　文/强子

　　5月在上海召开的世博会上，“假残障坐轮椅事件”堪称曝出的最大新闻之一。5月26日，《新民晚报》、《文汇报》等媒体刊登大学生刘辰子写给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的一封信，信中痛述一些“假残障”人士为避免排队之苦，租借本是为婴儿、残疾人、孕妇、老人等群体准备的轮椅，占用世博参展场馆绿色通道的不文明现象。由此引发了一轮全国性的“道德谴责”热潮。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40年前，在日本大阪，同样是世博会上，也曝出了“议员假残障坐轮椅事件”。当时一位日本著名议员为了不用排几个小时的队看“阿波罗号”和“月亮石”，竟然坐上一部轮椅，想从残疾人通道入馆，结果被工作人员发现，此事经媒体曝光后，同样一时轰动。
　　不同的是，轮椅事件中，在中国，假冒残疾人的是来自民间的普通公众；而在日本，假冒残疾人的却是来自官方的著名议员。两相比较，是中国官员群体的素质特别高吗？平心而论，并不见得。近年来频频曝出的诸如“局长日记”之类的“日记门”即可见一斑。真实的原因不难判断，日本官员之所以假冒残疾人，实因除此之外，别无捷径。而中国官员大抵是不必如此“冒险”的——明眼人均能看出，上海世博园内，除了“老弱病残障”这一绿色通道外，同样还有为“特权人士”开辟的绿色通道。看看那些衣着光鲜的“曲径通幽”者自然就明白了。
　　可以说，这正是扼杀中国“排队文化”最凶狠的刽子手。作为有限资源的分配方法之一，排队倡导的是一种公共秩序，其蕴含的天然法则是“先到先得”，这相对于“价高者得”甚至“亲疏有别”、“私相授受”、“走后门”等，张扬的自然是人人平等、一视同仁的公平与正义。但这种公平与正义又无比脆弱，一个小小的“插队”举动就能击溃人们对它的信心，特权更是它最大的敌人。
　　不得不提的是，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基因中，特权一直是幽灵一般的存在。古人强调“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正是缘于现实中的“不同罪”，遑论“刑不上大夫”了。时至今日，很多国人也一直以享有特权为荣，“无奈”排队为耻。似乎特权越大，就越有成就感，越值得炫耀。
　　所以如何让国人以排队为荣，以特权为耻，实在是个沉重的话题。
　　在“假残障坐轮椅事件”3天后，著名教育家、中科院院士杨福家即在世博会公众参与馆，把“国民排队”和国民素养乃至国家软实力联系起来，应该说，并不夸张。“假残障”揭示的是文化、文明的残障，矮化的是国人的精神，而“排队”背后彰显的文明的力量，正是一个民族持久生命力所在。1970年大阪世博会之前，日本民间就曾大张旗鼓地搞过“排队运动”，“议员假残障坐轮椅事件”后，更是引发了全体国民的反思——今天，日本已毫无争议地成为国民素质较高的民族之一。
　　可欣慰的是，我们的舆论同样一面倒地对“假残障”进行了讨伐——这是一个正常文明社会的本能反应，如果世人熟视无睹，就真的可怕了。但沸沸扬扬的舆论中，似乎有一个问题被忽视了：对于向来不以排队为荣、不以特权为耻的中国人，如何疗救？
　　保证排队的纯粹性至关重要。简单地说，就是在该排队的时候，人人都应排队。必须看到，公众不会对“老弱病残障”享有的特权有微词，但对于所谓的“精英人士”特别是官员滥用特权就会心生不忿。而在权利的底线无法保持公平时，不拥有特权的普通公众就会在被污染的情绪推动下走上“假残障”的歧途。
　　所以，倡导国人排队之风，仅仅依靠“摆事实”、“讲道理”尚显苍白了些，也无力了些。中国有句老话，“沉疴下猛药”，要让国人形成排队的意识，养成排队的习惯，不妨让官员和以官员为中心的利益群体的特权少些、再少些；同时，“解铃还须系铃人”，譬如，参观世博，排队，不妨请官员带头做起。
　　当然，如果官员仅仅是在世博会上排队，难免有作秀之嫌，倘若能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去特权化，时时处处带头“排队”，相信中国的文明进程会加快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