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总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把“控制医药费用”列为深化医疗体制改革的重点。那么，如何有效遏制药价虚高呢？当务之急仍是继续加大对医疗腐败的打击力度，堵塞监督体系漏洞，完善招标机制，从源头上根治医疗腐败现象。日前，重庆市万州等区县的10家医院与多家医药企业出炉了“民间版”的医改方案，他们认为这个方案能够破解现行医疗体制的死结。
由百余家医药企业、医院和保险公司联合在全国首次推出的“民间版医改”——“惠民中国医疗行动”，2006年3月1日在重庆市万州三峡中心医院正式启动。该活动最大亮点是：药厂联合医疗机构、保险公司等社会力量，通过民间集中采购的方式，控制医药流通领域中间环节费用，遏制药价虚高，减轻患者负担。方案还包括，病人实行会员制，以团购方式看病，在国内首推“直补模式”，从看病费用中返还患者部分现金；医院制定相应措施杜绝医生开大处方、吃回扣。据称“惠民中国医疗行动”获得重庆市万州等区县10家医院和100多家医药厂商的支持。行动发起人重庆市长龙集团董事长刘群称，该方案旨在破解医改“死结”。
重构“生态链” 根治“行业病”
没有百姓的健康，就没有社会的小康。为解决百姓“看病难、买药贵”的问题，国家自1997年以来，已先后10次降低中央管理的200多个品种药品的价格，降价总额累计约100亿元。但百姓的切身体会却是医院药品越来越贵。
河南省监察厅副厅长储亚平告诉记者，现在的许多药品，出厂价与零售价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不少药品的最终售价要高出成本价10倍以上。储亚平所说的药品价格严重离谱并非空穴来风。有业内人士披露，一瓶综合成本不超过2.5元的“盐酸丁咯地尔”，市场零售价是68元。另外的某种药品，成本价只有4元，在卫生系统招标中涨到25元，卖到病人手里却涨到76元。
重庆市长龙集团董事长刘群将剑锋指向官方版的药品招标，称有些地方的“药品招标溃不成军”。 山西医科大学副校长吴博威等通过调查发现，药价虚高主要是在药品的招标、竞标、推介等流通环节中产生的。现在，每年用于两次政府药品招标的“活动”经费高达1000万元以上的药厂并不是少数，而政府招标办的官员和“专家”也不辜负厂家的慷慨，几乎让它们全部中标。医院也因此有理由进行二次招标。厂家为使药品最终进入医院，必须打通医院招标办、医院领导、药房主任、药房管理员、医生等多个环节。这其中，“医药代表”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通过多种形式的回扣、药品发布会等进行不正当促销。所有这些环节的花费都必然要计入药品报价，并最终转嫁到患者身上。巨大的差价利润都消耗在药品的招标、竞标、推介等流通环节。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方廷钰也指出，招标过程中出现的诸多弊端，形成了一个“吃药品肥水”的中间阶层，药价自然很难降下来。
由于国家不允许医院直接从药厂进药，只能从医药公司购进，药品从生产到医院的中间环节太多导致了药价居高不下，最终到患者手中已是成本的几倍甚至几十倍。
为此，刘群提出了酝酿两年的“民间版医改”模式：由他所在的药业集团发起并参与，成立由药厂、药品流通企业、医院、保险公司、医疗消费者组成的一个“惠民中国医疗行动”组织，以“直补模式”来控制原来药品流通及使用环节中的不规范行为。
长龙严格测算厂家的成本，通过开放、限价的采购平台，与药品厂家建立合作供应关系，将厂家的利润控制在10%以内，并为医院留下20%的费用和利润，另20%直接回补给患者。 据三峡中心医院透露，患者只要花20元办一张惠民卡，即可参加直补，在医院专设的惠民定点柜台报销药费（按药品零售价6.8折的20%），而做CT、核磁共振检查则可直接优惠20%，其他检查优惠5%。
这一模式中指定要给患者20%的利益并以现金形式打入患者账户，既体现出刘群出于商人的精明，又反映出目前趋紧的医患关系。高额不透明的医药费使许多患者对医疗机构产生了信任危机。曾曝出“天价医疗费”事件的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全国政协委员李文志，在全国政协医卫界别的小组讨论会上就坦言：“现在医生明显能感觉到患者的不信任。”
刘群表示，他对自己的模式取得成功很有信心，其原因是他可以通过降低看病费用支出集结一大批消费者，从而形成团体就诊优势与医院谈条件。而医院也乐于拥有更多客户并获得与其他医院的竞争优势。至于药厂，则可以大幅度降低推广费用，且立即获得联盟内的医院供药机会，自然乐意参加该组织。保险公司进入该模式，也是看中未来联盟内的大量患者，它主要提供医疗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
总之，参加行动的各利益群体在民间集体采购平台上可望形成新的“生态链”系统。
化学名处方 挑战潜规则
九三学社的最新调研发现，目前市场上的药品按销售利润可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微利或无利药，约占总数的10%，这类药本身的价格都很低；另一类是利润适中（7%～12%）的药品，约占50%～60%；第三类是价格严重离谱的药品，平均利润70%～80%，有的可达几倍甚至十几倍——这类药虽然只占1/3，但在医院的营销量大，也是医生乐于开的处方药品。人们常说的药价虚高，主要是指这类药品。
刘群认为，药品招标措施并不能解决药品购销、使用的潜规则，反而制造了新的潜规则，低价药“中标就死”，医生“不开对的，只开贵的”药品，导致廉价药品全面退出医院。
对一般行业来讲，吃回扣、拿红包、收提成等腐败现象应是一种高风险的行为，只有极少数人才敢铤而走险。可是，在医疗卫生系统，医疗腐败竟然在局部地区成了一种流行的潜规则。“现在抗生素的回扣行情不少于30%，低于这个价，人家就不理你，即进得了医院也进不了科室。”一位药企推销员的抱怨似乎证实了这种潜规则的威力。
最近，四川省严厉打击医疗卫生系统腐败行为，查处一批涉案金额近千万元的典型案件，128名医疗卫生系统医务人员受查处，其中36名是卫生系统的领导干部和医院院长、副院长。
在这些医院系统领导和医生眼里，原有的“潜规则”已变成了公然的“合理”行为，并由此建立了一整套固定的收受回扣作业流程：医生开处方-药房统计提供数据-医药代表将数据交公司核对-药品经销公司定期按数据计算回扣-医药代表给开处方的医生发放回扣。
目前的药品招标制度难以约束医疗腐败的发生。上述案件的查处中，有一种名为“典沙”的药品，每支出厂价为13元，招标中标价为每支33元，而“典沙”药商给医生的处方回扣费是每支8～10元，另给科主任1元/支，药房统方费1元/支，扣除这些“回扣”支出，医药代表仍有每支8～10元的利润。他们所获得的巨大利润，无疑都转移给了患者承担。
对这种潜规则，“民间版医改”也有一定的应对措施：取消按药品名开处方惯例，医生开药一律以化学名代替。医生即使想给某公司多销售点药品以便提成，也苦于无法对号入座。
该模式的操作程序为：医生使用化学名称开出处方，如“皮炎平”只能开成地塞米松软膏，药方经过“惠民中国医疗行动”组织审查后从药房取药，而地塞米松软膏这一化学药名有多个药厂提供的如“皮炎平”一类的产品名，电脑自动从中选择一个合适的品牌，医生不知道最终卖出的是什么品牌的药，从而无法获得回扣。
自3月1日起，重庆市万州区三峡中心医院、重庆市丰都县人民医院等10家医院已经开始实施开处方只能写治疗用药的化学名，药房不指定品牌取药制度。
政府职能回归 堵塞监管漏洞
“民间版医改”模式发起人、重市长龙集团公司董事长刘群在推出自己的医改模式的同时，也毫不顾忌地抨击了现行的医改模式。
“国家医疗改革不成功的原因在哪里？因为方案的制定者并不了解医疗改革真正的症结在哪里。”刘群表示，导致目前医改难以取得较大进展的另一原因是，卫生部门把医院当作自己的儿子，因此难以真正下决心来改变目前医疗体系中的一些问题。此说法与政府职能存在“缺位、越位、错位”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处。政府有关部门只有从药品招标中全身而退，才能真正实现加大监督打击力度，填补监督漏洞的目的。
那么，在此次所谓的“民间版医改”当中，当地政府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当地媒体《三峡都市报》有报道称，重庆市相关区县的党政领导和卫生系统官员参加了这个启动仪式，重庆万州区委副书记到会祝贺，并要求“惠民中国医疗行动”的组织者、举办者严格遵循国家医疗政策，精心组织，扎实工作，不断探索，真正使老百姓得到实惠，在积极推进医疗卫生改革中取得好成绩。由此不难看出，当地政府对此事既支持又不参与的基本态度。
正如参加今年两会的一位政协委员所指出的，政府药品招标采购本身愿望是很好的，目的是为了减少中间环节，但现在做着做着，一些事情就做歪了。参与招标的企业把更多的钱都用在了对招标办、卫生部门、评审委员会等等的公关上。
政府部门身处事中很难发挥有效的监督作用。而对民间集中采购政府恰恰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在此次重庆“民间版医改”里政府就不应该出现“裁判”缺位的现象。比如，重庆长龙集团在对外宣传时，一再声称该行动是一项社会公益医疗活动。但是参与采访此次“民间医改”的记者却发现，长龙自己的商业费用和利润大约占了10%。重庆长龙集团通过其设计的这一商业模式为其未来可能的快速扩张铺平了道路。目前，参与该行动的10家医院的年营业收入为10亿元，按照“刘群模式”测算，长龙可从中获得约1.3亿元的收益。
作为一家企业，长龙在活动中获得一定的收益本无可厚非，关键是政府有关部门一定要把好监督关，使此次活动在公开、公平、公正的氛围里健康地推进，探索出一条有普遍适用价值的医改新路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