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种意义上，挂号已不是时下入院看病的第一道程序，取而代之的是找熟人、打招呼。没有熟人不敢看病！在一个“人情至上”的社会里，患者对“招呼”的作用如此深信不疑，本身就是对医生的最大怀疑。
作为浙江地区医疗水平最高的医院之一，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简称浙医一院)日前向全院员工倡议，任何病人，无论老少贵贱一视同仁，看病不要找熟人打招呼。此份倡议实质上也是对社会的一种承诺，院方希望借此重建社会对医生的信任感。
记者在浙医一院采访时，有医生甚至表示因得不到病人的信任而屡次想辞职。
如此，浙医一院此次用倡议的方式向“招呼风”宣战，这份倡议能否如同西方世界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一样，约束医患双方的举动，并真正化解医患之间已经乱成麻团，说不清谁是谁非的信任危机呢？
浙医一院向“招呼风”宣战 求社会信任
担心没有熟人被医生草草应付，担心没有熟人医院门难进脸难看，担心没有熟人被开大处方用高价药，如此带来的“招呼风”究竟给整个医疗行业带来了多大的负累，记者没有求证过。但在医界颇有声誉的浙医一院，记者却看到这样一份倡议书。
倡议写到，希望全院职工为实现“满意服务在浙一，看病不用打招呼”这一目标而努力。在为病人服务的每个环节中，不论托不托人，无论男女老幼、贫富贵贱、来自何方，均做到一视同仁。
对于这份倡议书，浙医一院院长，院士郑树森的解释是，它是“医院管理年”活动和医院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目的是倡导全院职工为缓解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尽一份力。
浙医一院呼吸科医生王雪芬则这样告诉记者：“医院一直是坚决反对找熟人，送红包等行为的，这次把它作为一个倡议，首先是希望由此提高整个行业对于医德的重视，二来让全社会来监督医院的运作，重新建立医患之间的信任。”
实际上浙医一院的这份倡议发出后，也确实在市民当中引起很大反响。在杭州人气最旺的一家网站论坛上，网民们纷纷叫好。
网民“翁妮悠”说，生了大病，想找个好医生有多难，先要找中间介绍人(少不了人情费)，有时介绍人还不止一个，然后找到医生，还要低声下气，看医生脸色，看他情不情愿搭理，也少不了红包。浙医一院此举，应该推广，要提倡，这也是解决看病难的一个关键。当然，伴随着叫好声，也有很多人对“不打招呼”这一倡议能否实现表示担忧。
病人：不打招呼心虚 打招呼心寒
病人及其家属到底是如何看待“看病打招呼”这一问题的呢？记者采访到的市民王大雷陪母亲看病的经历，个中曲折或许能给出一个样板式的答案。
因母亲身患重病，杭州市民王大雷在过去一年里经常挂在嘴上的三个字是“不容易”。王的母亲去年在一家小医院查出身体不适后，医生就悄悄地把他叫到一边，建议他如果能找到熟人的话，赶紧转到大医院查查。
“一开始我想不就挂号看病吗，没必要找人吧。”王大雷告诉记者，直到他为了一个专家号在某省级医院排了两天队后，才开始有些后悔没听医生的建议。当然，看完门诊困难才刚刚到来。此后，因为王母需要手术和放化疗，而医院又床位紧张，医生建议王大雷他们先回去等等，有了床位再说。
王大雷说，那时候一家人心急如焚，治病如救火，不可能这样拖下去，于是又跑了一家省级医院，重新排队挂号做检查，结果还是一样，没床位。
“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我才去托熟人跟医生打招呼的。”王大雷说。他突然想起自己有个女同学嫁了个医生，于是赶紧打电话，通过这位同学的丈夫找到了某省级医院的一个科室主任，才最终拿到一张“加床位”。
拿到床位后，因为担心给母亲手术的主刀医生医术是否精良，担心住院时被做一些没必要做的检查，被用一些没必要用的药品，王大雷又专门给医生送了点土特产，希望照顾一下。
王大雷说，他在医院陪护期间，病人家属们经常相互问询的问题是：“你们找熟人了吗？”或者是“你们送礼了吗？”“不容易。不打招呼觉得心虚，心里没底；打了招呼觉得心寒，心想现在怎么这样。”王大雷感叹说。
采访中记者发现，王大雷的感受相当具有代表性。而且习惯了打招呼看病之后，很多人甚至说不清自己对于医生到底是否信任。
在浙一医院门口，记者随机采访的市民张女士，因为母亲有心血管疾病，住院是常事。当被记者问及是否信任医生时，她笑了笑说：“生病了总是要看医生的。没有办法。我们也都不懂医学。医生说什么就是什么吧。现在医疗事故那么多，我也说不准应该信还是不信。”
不堪病人不信任 医生屡想辞职
实际上，不仅仅是病人为打招呼所累，漫天飞舞的“招呼”也常常让医生面临情与理的抉择，并且为得不到患者的信任而神伤。
要求记者为她匿名的刘博士是杭州一家市级医院的主任医师，她告诉记者，自己行医过程中第一个来打招呼的竟然是自己的父亲，起因是父亲的一个朋友在他们院，希望检查结果没全出来就提前手术。刘博士说：“开始很生气，觉得这是在干扰正常的医疗秩序，但又碍于我爸爸的面子不得不满足人家的要求。”
当然，最折磨医生心神的还是病人“打招呼看病”反映出来的不信任感。浙医一院呼吸科的医生王雪芬，就因为感觉得不到病人信任而屡次想辞职。
已行医20年的王雪芬说：“我从小就梦想当一名医生，并以此为自豪，可是就在这几年，我曾几次想过辞职。”
王雪芬觉得，“现在做医生实在太不自在了”，“大多数的工作时间都放在安抚病人家属上，我们和他们一次次地说明病情，把所有资料都给他们看，建议他们到别的医院获取信息，但他们依然不信任我们，认为我们在欺骗。”
因为缺乏病人及家属的信任，王雪芬甚至部分地改变了自己的工作方式。她说，在过去她会主动建议病人实施一些手术，虽然存在一些失败的可能，但不做的话就等于等死。而在现在，她不再提出这样的建议，“手术失败的话，病人家属会认为是医生误导，然后上诉法院，出于自我保护，我现在只能选择保守的治疗方法，尽量避免所谓的医疗事故。其实医患之间的矛盾如果激化，最后受到伤害的还是病人。”
谁来解医患信任危机
世界大文豪契诃夫有一句透着狡黠与讽刺的“喻世明言”：医生是请来的，护士是喊来的。然而在我们这个人情社会里，因为信奉“人心隔肚皮”，医患之间缺乏真正的信任感。病人人前对医生用的是“请”，人后用的则是“骂”。
信任感的缺失也催生了一些畸形的社会现象，譬如打招呼送红包、譬如录拍医生看病时的言行，再譬如医闹……
全国人大代表、第四军医大学教授药立波提供的一组数据发人深省。“医护人员对目前我国的医患关系现状表示满意的仅占2.7%；病人及其亲属也仅有13.2%表示满意；对目前的医患关系现状不满意的医护人员已经达到62.3%。”
来自卫生部的统计数据也显示，最近几年，由于医疗纠纷而发生的冲击医院、干扰医疗秩序的恶性事件处于上升趋势。2002年，这类事件有5000多起，2004年上升到8000多起，2006年则超过了1万起。
对此，有分析人士指出，当前医患信任感缺失，病人宁信“招呼”也不信医生，乃至医患矛盾不断的状况一方面和我国医疗资源过度集中在大城市大医院，供需关系失衡，患者渴望得到优质服务有关。另一方面也和市场条件下，部分医生医德缺失有关。当然由于医疗行为的专业性，医疗信息的不对称也客观上加剧了医患之间的不信任感。
记者在采访中不止一次听到，考虑到医疗体制改革的任重道远，当前解决医患信任危机较简便易行的办法是加强医患间的交流和沟通，同时加强医生的职业道德教育。
为此在今年的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张重华建议医院应设立专门沟通医患关系的部门。
而对于医德建设，我们很难说清楚，是否希望像浙医一院这样的倡议再次出现，并演变为西方世界“希波克拉底誓言”似的职业准则。毕竟大多数医生是有自己的职业准则的，正如杭州市第三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葛亦凯告诉记者的那样：“对于医生来说，所有病人都是一样需要细心治疗的，和有没有红包，有没有熟人都没有关系，这是医生的基本职业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