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质量万里行杂志
柯云路
前几日，我在路上遇到一对卖菜夫妇。因为常常照顾他们的生意，见到我，自然很亲热地打招呼。我问他们去哪儿了，女人说这几天犯了肠胃病，刚刚输了液回来。我顺口问他们去了哪家医院，他们说医院很远，乘车来回至少要四个小时，再加上输液，去一次差不多得耽误一天，菜店索性也关了门。我说附近就有很好的医院，为何去那么远的地方求医？
男人叹了口气，说女人去年也犯过一次病，就近去了一家有名的医院，费了一番周折好不容易挂上号，拿着医生开出的化验单跑来跑去，还未闹明病因已花去五六百元。于是辗转托了老乡，在郊区找到一个也算老乡的医生，连看病带吃药，二三百元就基本好了。女人接着说，这个医生好，不让做那么多检查，只查查血象，药也便宜。所以这次犯了病就直接去找他，说再去个两三回就好了。我安慰了他们几句，看着他们在风中裹紧衣服走开。对于这个人群，生病是令人畏惧的，是不可承受之重。这对来自南方的夫妇为了多挣点钱，连春节都舍不得回家，大年初二就开了店门，几百元的医药费于他们来说不是小数。
据卫生部近期发布的调查显示，过去一年中国医患关系趋于好转，医疗费用增速减缓，但同时对全国94个城市7千多位医护人员的调查，40.9%的人认为患者对其信任度降低，37%的人认为执业环境差、压力大，26%的人遭受过患者言语侮辱或躯体暴力，88%的人认为有必要防范患者对医疗行为提出的质疑和追究。这是一组令人注意的数字。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米尔格伦1961年曾做过一个实验，从社会上海招了40名实验者，年龄从20岁到50岁，教育程度从小学到博士。这是一项关于“体罚对于学习行为的效用的实验”，参与者将作为“老师”，教导各自的“学生”。师生分处两个房间，彼此看不见对方，但能听到相互的声音。每一位“老师”均配试卷，同时手边有一个电击控制器，从最低45伏至最高450伏分十个档次。控制器一端与发电机连接，另一端与隔壁“学生”的身体连接。如果“学生”答错了，“老师”可以按下钮键给予处罚，按到多少档，则随便。“老师”想停止实验时，会依次出现提示：“请继续。”“这个实验需要你继续进行，请继续。”“你继续进行是必要的。”“你没有选择，你必须继续。”若经四次反复的怂恿之后，“老师”还是不想继续，他就可以退出。否则，实验会继续进行，直到“老师”施加的惩罚电流提升到致命的450伏特，并持续三次之后，实验才会停止。
而事实上，“学生”是由实验人员假冒的。“老师”按下钮键，假冒的“学生”会打开录音机，配合着发电机的动作而播放预先录制的尖叫声。当伏特数提升到一定程度后，“学生”会敲打墙壁，敲打墙壁数次后则会开始抱怨自己患有心脏病。当伏特数继续提升到一定程度后，“学生”将会突然保持沉默，并停止尖叫和其他反应。
在实验之前，米尔格伦和同事们估计，能下狠心按下450伏特的将只是少数人，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实验结果让他们大吃一惊——第一次实验就有65%的参与者有如此心肠。这一切的结果，是因为这些“老师”处在不断被怂恿“继续下去”的环境也即“制度”中。
由此米尔格伦提出，在合适的条件下，“组织化的社会环境”对人会产生相当深刻的影响。简单地说，就是在坏的制度下，好人同样会作恶。
几年前因母亲患病，我曾数度出入医院，既见到过医术高超、将患者视为亲人的好医生，也遭遇过唯利是图、对病人不负责任的冷血大夫。
然而，单纯地责备医生们缺乏医德或许是不公正的。没有制度的保证，幻想从事这一职业的人都成为道德天使是不现实的，医者也是社会的一分子。要改变这种不如人意的医疗现状，最根本的还是在医疗制度的建设上下大功夫，以制度的规范，让好人变得更好，坏人也无法得到作恶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