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医改方案中，一系列的新提法给了民营医院很大的想象空间——“坚持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为主体、营利性医疗机构为补充，公立医疗机构为主导、非公立医疗机构共同发展的办医原则。”“加快形成多元化办医格局，鼓励民营资本举办非营利性医院。”“民营医院在医保定点、科研立项、职称评定和继续教育等方面，与公立医院享受同等待遇；对其在服务准入、监督管理等方面一视同仁。”一位专家评价：“该说的、能说的，都说了，接下来就看怎么去做。”本刊专访了多位民营医院研究者、参与者和掌门人，倾听他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思考，传递他们的诉求。从他们的身上，我们依稀看到了民营医院的未来：坎坷与坦途交错，风险与机遇并存，利益与责任共担，光荣与梦想同在……
民营医院乱中求变
4月上旬，新医改方案出台之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新医改方案中提出：稳步推进公立医院改制的试点，降低公立医院机构的比例，形成公立医院与非公立医院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格局。
这些改革的推进将对民营医院的发展产生何种影响呢？一时间，民营医院的发展与改革也成了社会热点。
老曹的意外
老百姓怎么看待民营医院呢？家住北京海淀区紫竹院附近的老曹说，民营医院在他看来，一直是“不怎么靠谱的”。
2008年5月，老曹突然牙痛，有朋友向他强烈推荐了一家民营牙科诊所，他一听是民营的，心里便不大放心，后来实在受不了激烈的牙痛，又没有足够时间去公立医院排队拿号，心想，姑且试一试吧，就去了。
老曹在踏进那个诊所大门的时候就多了个心眼，医生检查完了征求他意见的时候，都是挑便宜的选。服务态度倒是很好，整个治疗过程也很舒服，结账的时候一看，乖乖，原来在这等着呢，他只有一颗牙坏了，却收了三颗牙的治疗费，每颗牙1000多元，共花去近5000元。牙倒是不疼了，心却没少疼。
交完钱出来，老曹心里特别不爽，心想民营的就是靠不住，总要讨个说法才行。于是又返回，说：“我要投诉，让你们负责人出来！”
这就来了位文质彬彬的经理，请他到会议室，让老曹把情况说了一遍：“我也不是在乎这个钱，只是你们不能这么做生意呀，你只治了一颗牙，为什么收我三颗牙的钱？”
经理笑了笑：“不要着急，你当时听着医生说是几颗？”
老曹：“是一颗，我就只有一颗牙疼而已。”
经理马上说：“那好，另外的两颗钱你不用付了，我这就让医生把钱退还给你，你看行吗？”
老曹一愣，这么简单？他只是想讨个说法，让医生道个歉什么的，没想到还能退钱。
经理说：“你有一颗牙坏了，要换新牙，我们要旁边两颗牙上打个桩，才好固定新牙，因此要收三颗牙的钱。这一点医生应该在治疗之前就跟你说清楚，但是因为他嘴懒，没有说清楚，让你不满意了，就该受罚。而我负有管理责任也应该受罚。所以你那两颗牙的钱分别由我和医生替你付了。”
不一会儿，医生也进来了，对老曹说：“对不起，是我没有说清楚，我来付这个钱。”随后双手把老曹多交的钱给送上，这回可轮到老曹很不好意思了，忙说“谢谢”就回了家。
回去把这事跟朋友一说，朋友哈哈一笑：“老曹呀老曹，治疗方案上你签了字的吧，从法律上说，这钱一分不退都是可以的，责任自负嘛。你去别家医院问问，都是这么做的，不给你固定，你那新牙还不得又坏了呀。”
老曹随后一打听，果然都是治一颗收三颗的钱，真是自己误会人家了，再要想把钱给人家补交回去，却被婉拒了。
一直对民营医疗机构看不上眼的老曹，这回经历让他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逢人便说起这事，还竖起大拇指，把患有牙病的亲戚朋友都推荐过去。老曹后来知道了，他去的这家诊所原来是大名鼎鼎的连锁医疗机构——佳美口腔，那位文质彬彬的经理就是佳美的董事局主席刘佳。
如今，新医改启航，老曹对民营医院的发展充满信心，在与朋友意见相左的时候，也呼吁大家多给一份谅解与支持。
刘佳在接受本刊记者专访的时候反复用“春天”表达了他对新医改的期待，面对未来更加复杂的竞争态势，他显得那样淡定和从容：“我喜欢竞争，喜欢公平有序的竞争。”
作为国内首家获得国际资本的医疗企业，佳美的发展轨迹已经成为民营企业在医疗市场成功运作的范例之一。目前，佳美已在北京、上海、大连、南京等地开设100余家连锁门诊部。
刘佳告诉记者，佳美能取得今天的成绩，不仅源于国家在医疗领域的开放性政策，还得益于各类医疗机构之间的良性竞争与交流。“任何类型的医疗机构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就比如一些牙科的小诊所，我们也会学习他们控制成本的能力，只有博采众长，才能成就卓越。”
刘佳认为，国家给予民营医疗机构的政策环境和发展空间“已经很大”了，他也期待，这一次新医改的各项政策落实下去，能产生一个更加公平透明、和谐有序的竞争环境。
然而，像佳美口腔这样处于竞争主动地位的民营医疗机构毕竟少之又少，更多的则是在公立医院的强势竞争之下步履维艰。而民营医院在其发展过程中所引出的利与弊，也一直备受各方争议。
口碑与广告
上世纪80年代，作为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一部分，社会资本获得了兴办医院的权利。2000年，为了鼓励民营医院发展，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针对民营医院出台了“免税3年”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2004年，卫生部明确鼓励民营资本和外资进入医院。2005年，在一些地方政府的大力度扶持下，民营医院经历了短期繁荣。2006年以来，与民营医院有关的医疗事故不断见诸报端，民营医院的信誉受到严重影响。
中国医院协会民营医院分会会长于宗河告诉记者，民营医院最近十多年来，不管从数量上，还是本身的优势上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是也存在着很多问题。“有一些民营医院迫于资金压力，疯狂地打虚假广告，老百姓受骗的程度也比较严重。”
与公立医院相比，由于民营医院在知名度、医疗设备等方面劣势明显，为了在市场竞争中分得一块“蛋糕”，不少民营医院把“轰炸式”广告当作创业初期的“救命稻草”。
针对民营医院的虚假广告，有人调侃道，没边没沿的广告宣传如出一辙：医院设立是填补当地空白的，业务范围是保健、医疗、科研三位一体的，设备设施是欧美进口的，专家顾问是国内权威的，医疗技术是国际领先的，管理团队全是读过名牌大学MBA的，发展方向是推动中国医学事业的……
而事实上呢，房子、设备是租赁的，医护人员是临时雇用的，就连“执业许可证”都可以通过租赁或与当地人合作获得。在严重夸大甚至蓄意编造的虚假广告掩饰下，精心包装的各种“专科”、“专家”粉墨登场，对患者肆意夸大病情，篡改甚至伪造化验结果，小病大治反复治疗，巧立名目分解或打包收费。一旦出了问题，大多是经一番“危机公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万一“摆不平”就再换个地方另起炉灶，风光依旧地财源滚滚且屡屡得逞。
有统计显示，全国90%以上的民营医院广告都存在违规现象。于是，人们开始把“不诚信”与民营医院画上等号，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民营医院的经营。
“我们从来不做广告。”北京长青肛肠医院总经理韩笑冰告诉记者，“我们认为，更重要的是靠口碑，来长青医院的顾客，有75%以上都是通过朋友介绍过来的。”
长青医院于1997年创立，是一所由军队申办的一级甲等综合性医院。2003年，改制成为与四季青政府合作的股份制医院，并从综合性医院变更为专科医院。医院专家大多数为退休的军队名医，特色为“全程无痛手术”，在业界以“口碑相传”的宣传方式闻名。
怎么才能实现“口碑相传”呢？韩笑冰回答，那就是要努力让每一位患者都满意。“我们由专人负责管理患者的《意见反馈表》，只要发现患者哪里不满意，我们就改。”
针对诸多民营医院以广告拉动经营的做法，韩笑冰坦陈：“我对他们的做法是有所保留的。民营本来是一个中性词，他们运用虚假广告去欺骗消费者，结果把民营医院的名声和形象都搞坏，成了贬义词了。”
北京英智眼科医院院长胡力中对此也深有感触，他认为虚假广告泛滥与监管力度不够有关，而相关媒体也负有连带责任，“针对欺瞒消费者的行为，政府一定要严格追究到底。”
于宗河在接受记者专访时更是笑称：“在某种程度上讲，广告做得越响，反而是最差的。”
“老百姓有口皆碑，自然就会慕名而来。”持相同观点的还有北京三博投资有限公司总裁张阳，他对记者说，“很多民营医院靠这种不规范的经营方式，钱也赚了，牌子也毁了，免税期一过，换个牌子继续骗钱。他们这么做，个体的、短期的利益可能暂时得到保证，但是肯定会伤害行业的、长期的利益。当行业的信誉遭受损失，最后也会转嫁到医院个体身上，长期来说对大家的发展都是不利的。”
北京三博脑科医院以“博医、博教、博研”为宗旨，注重医疗、教学与科研的良性互动，如今已成为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脑科医院。2006年4月新华社内参两次撰文总结三博的发展经验，在温家宝总理、吴仪副总理的重要批示中，都对三博的发展成绩给予了肯定与鼓励。
得到中央高层领导的肯定与鼓励，这在民营医院中绝无仅有。随后，《人民日报》的一位名记者入驻三博，与病人同吃同睡一个多月，亲身体验三博的医疗服务，2006年6月15日，文章《三博医院调查》在《人民日报》刊发，向社会全面报道三博的发展经验，引起社会极大关注。
感人的义举
媒体对三博的报道中，各种义举成为公众津津乐道的话题，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欣月童话”。
2005年11月，一个名叫朱欣月的来自长春的小姑娘，不幸得了脑瘤，可能导致失明。小欣月一直有一个梦想，那就是去北京的天安(4.85,-0.15,-3.00%)门广场看升旗，但对于失明的她来说，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为了帮助欣月达成梦想，父亲编出善意的谎言，决定在长春找一个有国歌响起的地方，到时告诉她那里就是北京天安门。2006年3月，2000多陌生的志愿者在长春公关学校的操场上模拟了天安门广场升旗的情景，让她感受到了天安门广场升旗的盛况。
北京三博医院知道小欣月的情况之后，立即派出专家组赶赴长春为其诊断，并决定免费接小欣月来京治疗。从2006年3月31日到4月11日，专家们为小欣月进行了两次重大手术，直径达7厘米的脑肿瘤被成功切除。
2006年5月8日，小欣月在北京三博医院医护人员以及武警战士的陪同下来到天安门广场看升旗，终于梦圆。
这个美丽动人的故事被人们争相传颂，更有人在媒体撰文感叹，“为什么这竟是一家民营医院来做的？”
“金杯银杯不如民众的口碑。”像三博这样，能将医疗企业作为一种品牌、一份事业来做的民营医院掌门人不在少数，小到社区的义诊、为穷困者减免医疗费，大到控制非典、支援抗震救灾，只要力所能及，他们都不甘人后。这与人们印象中民营企业老板“见利忘义”那一套完全不同。
在对佳美的采访中，刘佳甚至还与我们开起了玩笑：“你们是与我最后一次谈企业的记者，杀青了。以后你们看不到我以佳美集团总裁的身份在媒体出现了，而只会看到我的NGO组织者身份——我现在是中国医疗教育慈善机构的执行主席。”
据他介绍，这是个纯粹的NGO组织，是北京重点高校的研究生和一些著名的专业人士共同发起的。通过国际、国内社会无偿捐献的钱来支持中国偏僻地区的医疗和教育。几个主要组织者都是有一定经济实力、有社会责任感和有较高教育背景的人。该组织目前拥有2万多个大学生志愿者，还有5000个医生，每隔一段时间，他们会自愿组织起来到贫困地区去义诊和义教⋯⋯
他的想法与做法，让我们自然而然地想起了比尔·盖茨与巴菲特。
此次新医改，国家“鼓励社会资本依法兴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就是期待在坚持医药卫生事业公益性的同时，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发展医疗卫生事业。
“我们把这当作一份事业来做”、“民营医院也可以做成‘百年老店’”……在接受我们采访的诸多院长专家中，都不约而同地表达了这种想法。
可是，民营医院真能做成“百年老店”吗？除了民营医院本身的努力，还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支持。
于宗河指出：“我国现在有将近2万所医院，公立医院占绝大多数，有些还是百年以上的医院，只要坚持公益性，政府都是支持的。后来一些医院片面追求经济效益搞了创收，全国人民不答应。民营医院也是一样，如果一味地大赚特赚，就是很危险的，如果你办医院是奉献社会，立院为民，政府一定是支持的。”
胡力中建议，“政府一定要把好关，不能让投机商人占便宜。”
儿子和外甥
此次新医改中，体现出的原则正是政府主导、强调公益性以及高度重视民生。专家表示，“该方案的基本特色就是公平性”。
但是，让全民都公费医疗，是我国财力所不能负担的。此次虽有总计8500亿的医改资金投入，相对于巨大的人口规模而言仍显得十分有限，在有人提醒每一笔钱都要有效监督以保证“用于刀刃上”的同时，也有人发出了“看病难、看病贵不可能在短期之内得到缓解”的悲观预测。
而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医疗领域，将起到“增量带动存量改革”的作用，民营医院在一定程度上逐渐与公立医院形成竞争局面，也有利于缓解“看病贵”问题。因此，有专家断言，民营资本进入医疗领域是一种必然趋势。
新医改方案中也明确指出，国家将制定公立医院改制的指导性意见，积极引导社会资本以多种方式参与包括国有企业所办医院在内的部分公立医院改制重组。稳步推进公立医院改制的试点，适度降低公立医疗机构比重，形成公立医院与非公立医院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格局。
然而，有业内人士指出，这些文字形式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具体执行的条例法规还需看各地方政府出台的“实施细则”，目前民营医院还远远没有享受到“国民待遇”，其发展在诸多方面仍受到政策的掣肘。
有人甚至打了个形象的比喻：公立医院是政府的“儿子”，而民营医院不过是政府的“外甥”，谁比谁亲不是一目了然嘛。
在诸多“不公平条款”中，争议最多的是针对民营医院的税收征管。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2000年7月10日下发的关于《医疗卫生机构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中，首次提出要对民营医院征收营业税和所得税。规定在3年免税期之后恢复征税，这就意味着，民营医院总共需要负担包括企业所得税、营业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在内的10余项税费。
其征税的依据是卫生部、中医药管理局、财政部、国家计委2000年颁布的《城镇医疗机构分类管理的实施意见》，该规定将城镇个体诊所、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和中外合资合作医疗机构一般划定为“营利性医疗机构”。
而公立医院因为均属于“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范畴，可以长期享受着免税的优惠。
针对这一问题，于宗河特别强调：“民营医院确实存在税负过重的问题，每年从民营医院收取的税额只有区区几个亿，对于全国的医疗事业来说，解决不了什么实质问题。但这些钱对于那些民营医院来说，又几乎是致命的……很多不规范的行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逼出来的。”
张阳则从另一个方面来思考税负问题：“医疗是一个技术含量很高的行业。在我国经济发展现阶段，政府对高新科技企业有很多扶持的优惠政策，正是在这些好政策的支持下，中国的高新企业得到了快速发展，许多民族企业像华为、联想等，已经走在世界前列。在医疗行业，是不是也可以参照高新技术企业的政策作些调整？”
关于税负不公的争议又连带到“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认定上。韩笑冰就该问题发出疑问：“民营医院也承担着不少公益性的职能，而很多公立医院也从事营利性的工作，怎么能搞一刀切？我们从来就没有以营利为目的，从建院至今也从来没有营利过，所有收入都重新投入到了医院的建设上，结果还是一分不少地照章纳税。”
也有专家曾经指出，一些承担公共职能的机构，虽然打着非营利的旗号，却做着营利的买卖，比如公立医院商业化、学校暴利化之类，因此“非营利”称号很容易变得名不副实，这也进一步地恶化了民营医院的不利境地。
也许，如何认定“营利性”与“非营利性”之间的差别，远非文字上写得那么简单，如何让“非营利性”的各项规定真正落到实处，正考验着执政者的智慧与魄力。
韩笑冰向记者透露，当年，长青医院在军队医院向股份制改制过程中被划归为“营利性医院”，政府的“儿子”就突然间变成了“外甥”，若不是凭借技术实力最终争取到医保定点医院的身份，其经营恐怕很难维持到现在。
与天生就是医保定点单位的公立医院不同，民营医院要想成为医保定点单位需要花一番功夫。比如医院必须承诺不以营利为目的，还要承诺愿意承担社会责任，承诺医院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利润必须全部投入医院的再发展，医院所有者不得从医院经营中获取红利，承诺严格按物价部门规定的标准收费等等。
业内人士透露，即便这样，医保定点还要经过相关部门的审查，一些硬件设施、周边环境、地理位置等都可能对结果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根据上海卫生协会早前统计，上海500多家民营医疗机构中，近两年全部或单科纳入医保定点的民营医疗机构共43家，仅占上海医院总数的7.85%。据北京医院协会民营医院委员会调查，目前北京市民营医疗机构已达2000余家，其中的80%发展艰难，税负过高、难以进入医保序列成为民营医院发展艰难的主要原因。
不过，各位受访的专家对医改的未来还是充满信心的。根据4月7日公布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2009-2011年)》，民营医院在医保定点、科研立项、职称评定和继续教育等方面，与公立医院享受同等待遇；对其在服务准入、监督管理等方面一视同仁。
此外，国家还将落实非营利性医院税收优惠政策，完善营利性医院税收政策。而且，北京市的医改意见里已经明确提出了四个“统一”：统一准入、统一监管、统一考核，统一医保定点。如今，各地方政府的配套实施细则也正在研究制定过程中，医患双方对医疗改革的未来赋予了更多的期许。(本刊记者 正方)
于宗河：对民营医院也要一视同仁
应设“资质”门槛
中国质量万里行：能否请你谈一下民营医院的发展历程及现状？
于宗河：我国在政策上，政府对民营资本办医疗事业一向允许、支持，但发展不快，这有众所周知的历史的、体制的原因。要说真正发展，是1998年以后的这十余年。1998年以前，我国的民营医院很少，大部分都是个体行医的诊所，当时十几万个体行医诊所中，能称之为医院的民营机构也就20余所。1998年，特别是2000年以后，随着“医疗体制”一系列改革的推出，我国民营医院短期内发展迅猛。据最近的统计数字显示，目前我国民营医院共有4000余所，约占全国医院总数的20.3%。虽然数量庞大，但是床位数(仅占总床位数的5%～6%)和门诊量都不大。
中国质量万里行：近年来，民营医院发展中存在些什么问题？
于宗河：2000年以来，民营医院发展迅速，但是规范性不强。不像有些国家和地区(包括我国台湾)，依法对医疗投资法人先进行“资质”审核认定。其实，民间资本引进到包括医疗在内的公共事业领域，并非新鲜事，不同的是人家依法规范、有板有眼、十分审慎地推行。而我们那个时候是“解放思想”、“先放进来再说”。可以说，目前在我国民营医院中存在的问题，就是出在不规范上。而发生不规范的原因就又在于管理的不规范，在民营医院的准入管理上，仅由主管部门把了一下“技术”关，而因为根本没这个概念或受到某些人为干扰，没有把住投资者“资质”关。
在民营医院的硬件方面，如民营医院的建筑面积、床位数、医师的配备与执业资质、科室的设置、规章制度、安全防火管理乃至污水处理，等等，这些在卫生主管部门的管理制度上，都有严格的标准。但是，在当时一味追求“思想解放”、“开放搞活”的气氛下，对于投资主体的身份、法人属性、资信，等等，却没有作任何要求。若有谁有不同意见，就会被认为是“保守”、“顽固”。因此，有很长一段时期，医院被描绘为一种可赚大钱的“商业”去吸引人，谁有钱都可以办医院，而办医院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发财。正是这种快速而不健全的发展，造成了现在民营医院的良莠不齐。老百姓、社会对此很有意见。如今，还应当看到，当初造成问题的某些“始作俑者”，还准备在新一轮改革中，蜕变成“飞蛾”，再折腾一把！
中国质量万里行：你所说的“资质”门槛，具体指哪些？
于宗河：一些办得好的民营医院使我认识到，真正优秀的投资人是理性的，他们了解医疗行业是一个长久的、稳定的社会事业。他们抱着对社会、对百姓做贡献的心态来从事这项事业，不搞短平快，迎接他们的必将是光明的前途。再从国外的一般情况来看，并不是谁都可以投资开办民营医院的。以日本为例，政府引进民间资本办医疗事业，必须依据医疗法进行。一般的财团法人是不会被允许投资开办民营医院的，经由政府审核批准的“医疗财团法人”和“医疗社团法人”才有资格。他们是以“为国家办医院、为社会办事业”为目标，为民众提供公益性的医疗服务。日本政府对这类法人所办的医院，会给予财政补贴，并有税收减免的优惠。在我看来，这不仅是一种“投资者、国家、百姓”三方多赢的制度设计，而且是能够净化人们的思想和灵魂的社会工程。我们离此还有相当差距！
要做到“病者有所医”
中国质量万里行：目前存在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根源何在？
于宗河：先说“贵”的问题。目前，我国卫生总投入很低，社会卫生总费用不到GDP的5%，低于WHO(世界卫生组织)关于“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对一个国家卫生总费用投入所要求的标准，但看病贵却很突出，老百姓反响十分强烈。这种现象是很反常的。为什么呢？根子是因为医疗保障制度尚不完善，医疗保险覆盖面还小，自费比例太高，国家医疗救助制度也还没建立起来。这表明，看病贵在我国是一个系统性问题，不能将责任简单归咎于医院和医生，也不可将矛头集中对准医院和药房，因为问题不是在他们身上，即便你强制压低医疗费用、药费也于事无补。而且，这将意味着使我国本来就不足的全社会卫生总投入降得更低，若几年运转下来，卫生事业、医药事业的后续长远发展将会受影响。
再说“难”的问题。看病难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大型公立医院，比如北京协和医院、北医三院、同仁医院、301医院，等等，这些医院每天要接待上万人次的患者，普遍存在超负荷运转的情况，这种情况并不是近一两年的事情，而是存在好多年，已经成了一种不正常的常态。医生每天接待的患者太多，诊疗质量肯定得不到保障。与此同时，为数众多的社区医院，每天看病的患者只有零零散散几个人而已。
从深层次的机制上来看，大型公立医院为了创收，往往不惜投入巨款购买高精尖的仪器设备来吸引病患，抢占“市场份额”——这已成我国医疗行业广泛流行的行话。大家的定位都是大而全，小到感冒咳嗽，大到器官移植，方方面面的病种都去医治。结果就导致了重复建设、资源浪费和恶性竞争。有的大医院一年就可以创收上亿元，有的甚至高达几十亿元。而基层医院、社区医院之类可就惨了！既便这样了，有些人还在为这种“无序竞争”做拉拉队，大喊“加油！”
中国质量万里行：针对这种局面，有什么解决办法呢？
于宗河：增加民营医院，医疗服务在量上肯定有所增加，但就目前的民营医院实力而言，还远远不够，对于问题的解决仍是杯水车薪。若民营医院办多了，大家为生存而引发恶性竞争，对谁都没好处。看病难的问题是一个系统问题，并不是单纯依靠增加民营医院的数量就可以解决的，还是要从改革与完善医疗体系制度方面着手。我们要逐步建立起“双向转诊”制度，逐步实现“小病在社区、大病进医院、康复回社区”的就医新格局。
怎么实现这种转诊制度？有经济的、行政的、技术的三种综合治理办法：第一，运用经济杠杆来调节，通过医疗保险的报销额度、报销方法进行引导。可以规定，如果去社区再转诊到大医院，可以获得较高的报销额度，如果直接去大医院，则享受较低的报销。第二，从行政管理方面，研究制定“社区首诊制”及制定相应转诊制度，明确什么样的病人需要转诊，什么样的病人不需要转诊。第三，从技术层面上，要规范病种，明确什么类型的病情需要去大型医院，什么类型的病情只需在社区就能解决。同时当前社区没发展起来时，要实行“以大带小”，大医院的医生要经常下基层进行出诊、培训，这样不但能带下去很多病人，而且也不会耽误基层病患的病情。
其实，国际上的类似模式已经成型，而我国原有基础也相当不错，现在宏观体制、微观机制怎么管也管不了，还是屡屡“脱轨”，就是因为来自各方的干扰因素太过严重！我想强调的是，这种分层、有序、双向转诊医疗服务体系的建立，还须排除医疗市场化论调的误导或干扰，而这绝非易事。
中国质量万里行：有人认为，出现这么多问题，都是因为公立医院太多、民营医院太少的缘故。
于宗河：这其实是一种误解。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是公立医院多于民营医院，怎么就没有看病贵的问题？看病贵的主要矛盾并不在于医院的收费过高，而是老百姓没有医疗保险，自费的比例太高。对于普通的农民来说，几万块钱的医疗费，医院就是给他减免一半，几千块、上万块钱他也还是付不起。这种局面不是再多办医院、激烈竞争就能够解决的。
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和医疗保险制度在全世界已经形成大势。近百年来，有160多个国家先后建立了不同形式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制度：最早的是德国，在俾斯麦执政时期的1883年就建立了，随后，英国1911年，美国1936年，日本1938年，法国1956年，加拿大1947年，越南1992年……而我国的台湾也在1993年建立了“全民健保”。可是，到了21世纪的今天，我们依然没有健全的医疗保险制度。
所以说，正因为我国医疗保险制度迟迟不能建立，才最终导致了看病贵的问题。值得肯定的是，这次新医改正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不过我认为，在新医改方案中，医疗保险重要性强调、聚焦得不够，在各项改革中地位突出的也不够，如何落实还缺乏有效的法律支持。我一直认为，我国建立“全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重要性，可以与新中国的土地改革相提并论：耕者有其田，病者有所医，都是民生大计，是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的。
医疗行业不能搞“无序竞争”
中国质量万里行：你怎么看待公立医院的民营化改革？
于宗河：曾经有人提出，公立医院的改革方向就是民营化。但在中国，这条路是行不通的。医疗卫生事业要以政府为主导，就不能甩包袱，就不能一看公立医院不行了，就把人家推到市场上去一卖了之。
美国有80%的医院都是民营医院，但基本上都是属于公益性质的；而在英国这种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启动“PFI(民间资本计划)”计划十多年，才只有几家公立医院引入民营资本。英国90年代曾实行过“NHS(内部市场机制)”的改革，都十分审慎，值得我们深思。
中国质量万里行：有人说，医疗行业的竞争越多，老百姓得到的实惠就越多，你是怎么看的？
于宗河：人的身体健康与生理变化，看似纷乱繁杂，实际上是很有规律的，一定人群中有多少人患病、发病、就诊、住院是有规律的，这部分人群需要配备多少医院、多少医师、多少病床，都是可以预测或计算出来的。因此，医疗行业的发展有自身的规律性，如果完全市场化，认为医院办得越多越好，必然就会乱了套。
医院和医院之间的竞争，常常表现为高档设备的竞争，可能这个设备你还正在使用，甚至还没有拿到手，新型的设备就又出炉了。为了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医院争着用最新的设备来吸引患者，于是必然掀起新一轮的设备“抢购战”。这种竞争已经被商业所绑架，除了浪费资源之外，并不能带来什么好的结果：一些设备没能够“物尽其用”就遭闲置，另一些设备则成了“杀鸡”的“牛刀”。不要忘了，这竞争中所大量消耗的社会资源，绝大部分实际上就是老百姓看病所花的血汗钱。
生存之基在于诚信自律
中国质量万里行：与公立医院相比，目前民营医院仍受到税收、医保等方面的限制，民营医院要健康发展，如何跨越这些障碍？
于宗河：与公立医院相比，民营医院中税收、医保等方面的限制的确存在，但这基本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也应该看到，在一些方面，民营医院与公立医院所面临的发展机会还是可以均衡的。
在我国的医疗保险定点医院的选择上，并没有哪一项政策说民营医院不能作为医保定点的，事实上也有很多民营医院成为了医保定点医院。但为什么在一般情况下，地方政府不会选择民营医院做定点呢？这还是社会上对民营医院留下的不良印象所致。民营医院若想成为医保的定点医院，首先要从自身严格要求自己，改变社会对民营医院一些不好的认识；其次，政府要在政策上予以扶持，鼓励地方选择民营医院作为医保定点。
民营医院也的确存在税负过重的问题，目前借助新医改的东风，决策层有望对此做出一定调整。其实，我国民营医院从数量上看不少，但真正成气候的不多，每年从民营医院收取的税额只有区区几个亿，解决不了什么实际问题。但这些钱对于那些民营医院来说，又几乎是致命的。他们门诊量又没有公立医院多，不仅要承担比公立医院重得多的税负，还要想办法获得投资回报，你说怎么办？很多不规范的行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逼出来的。因此，我多次建议对民营医院进行税收减免，让民营医院与公立医院平等竞争、共兴共存，更好地为中国医疗事业作贡献；也可以鼓励民营医院利用这部分钱多做些公益性的事业，净化他们原本只追求利益的心态，何乐而不为呢。
中国质量万里行：对于民营医院的发展，你所在的协会有什么具体的管理措施？
于宗河：2005年5月，针对当时社会对民营医院诚信问题的强烈反响，中国医院协会民营医院分会邀请了全国百余家民营医院，在广州召开会议。在此次会议中，我们提出了“全国民营医院诚信自律规范十条”，后来被媒体称为“广州宣言”。我们就通过“全国民营医院诚信自律规范十条”创建全国诚信民营医院，以此来对其进行规范。目前，第一批通过考核获得“全国诚信民营医院”称号的有48家医院，第二批还有22家正在考察当中。作为行业社团组织，我们没有执法功能，只能依靠民营医院队伍内部积极因素，说服、引导、鼓励优秀民营医院脱颖而出，并以此为示范带动他人。我们做这些工作的目的只有一个，希望全国的民营医院都能讲诚信、讲自律、讲科学。
中国质量万里行：要经由什么步骤，才能获得“全国诚信民营医院”称号？
于宗河：第一，以“全国民营医院诚信自律规范十条”为准则，通过一年时间的自查，在当地媒体全面公示，表示愿意按照中国医院协会民营医院分会的要求创建全国诚信民营医院，公布举报方式及办公电话。第二，中国医院协会民营医院分会通过网站和问卷的形式，对公示通过的民营医院展开核查。第三，当地的医院协会或学会、政府或人大、医院卫生主管部门等机构之中，必须有机构愿意对该家民营医院进行推荐。完成以上三个步骤，便完成了基本的申请程序，待中国医院协会民营医院分会派专家进行一次抽查，通过后即可获得“全国诚信民营医院”牌照。同时，中国医院协会民营医院分会对已经获得“全国诚信民营医院”称号的民营医院进行动态管理，一旦发现问题，将立即取消其称号并在媒体上进行公示。(本刊记者 李颖 正方)
张阳：信誉至关重要
新医改是一个里程碑
中国质量万里行：新医改的推进，对民营医院的发展将产生什么影响？
张阳：新医改对于民营医院的发展是一个里程碑，这表明，从国家角度来说，对民营医院已经很明确地提出了支持和扶持。原来的做法是，对于个别很好的民营医院，政府支持和扶持，但对于一般的民营医院，政府并没有给予太多的鼓励政策。现在则在实施意见和地方政府的配套条例中都明确地说明，要支持和鼓励民营医院的发展，支持大家一起往前走。这是一个本质的变化。还有就是一些公立医院要进行改制，整个行业就会不断地发展壮大，将形成一个民营医院发展全新时代。所有的民营医院要抓住这个机会，把握好这个机会，我们自己要创新、要转型，摒弃原来不好的东西，真正地把一些好的东西，能让社会上老百姓认可、让同行认可的好的东西拿出来，获得社会的认可，重塑良好的信誉，在健康的环境中去发展和壮大自己。
中国质量万里行：在你看来，民营医院的发展存在哪些问题？
张阳：民营医院作为整个医疗体制中的很重要的补充部分，这几年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与壮大，但是也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过度医疗、虚假广告等。很多民营医院靠这种不规范的经营方式，钱也赚了，牌子也毁了，免税期一过，换个牌子继续骗钱。他们这么做，个体的、短期的利益可能暂时得到保证，但是肯定会伤害行业的、长期的利益。行业的信誉遭受损失，最后也会转嫁到医院个体身上，长期来说对大家的发展都是不利的。现在老百姓对民营医院整体上不大信任，就是这个道理。因此，民营医院这个行业需要发展壮大，除了国家政策的扶持以外，还需要行业的规范和自律。
中国质量万里行：但也许，如果民营医院不靠过度医疗、不做虚假广告，根本生存不下去。
张阳：我不这么看。从总体上看，公立医院的强势主导地位短期内难以替代，但在局部专科领域，民营医院完全可以寻求突破，形成领先态势。走高端专科医院路线，是今后民营医院同公立医院竞争的突破点。在中国医院的方阵中，既要有国家队，也要有青年队。三博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我们不靠过度医疗、不做虚假广告一样活得很好，甚至比那些投机取巧挣快钱的医院活得更好。三博脑科从成立之时，就汇集了北京市各大医院一流的脑外科专家和神经科专家。在办院理念上，要办一个什么样的医院？我们和专家的意见完全一致，就是要办高水平的医院，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干事业的医院。我们想要去构筑一个高端的医疗平台，给医生多一份选择，给老百姓多一份选择。
中国质量万里行：公立医院也是这样定位的呀？
张阳：公立医院不缺人，缺的是机制。很多公立医院仍是国内最好的神经外科医院，依然有众多一流的专家，病人依然在长年排队。惟一不同的是，三博没有让国家花一分钱，就创办了一所高水平的脑科医院。病人多了一个选择，哪里好就到哪里。
中国质量万里行：三博的经营理念与印象中的民营医院很不一样。
张阳：我们经营理念很简单，就六个字“技术、品质、服务”。首先，技术关是一定要过的。我们是医院，是以治病救人为主业，如果不能帮病人解决问题，任何事情都是空的。于是，我们就把各大公立医院的精英，尤其是年富力强的一流的医生，汇集到一起。其次是品质一定要有保证。我所理解的品质有两层的含义，一是我们有很好的医疗技术、很好的流程管理制度来保证整个高水平的医疗质量。二是尽可能地压缩不必要的成本，给老百姓一个能承受得起的价格。只有提供的“性价比”具有竞争力，病人才愿意来你这儿。最后需要强调的就是服务。民营医院在一定程度上能与公立医院相抗衡的，就只有服务而已。公立医院庙大名气大，不愁没烧香的。我们是一家民营医院，庙小名气小，只能靠和尚。如果没有过硬的技术和服务，病人绝不会来。每一个来我们医院就诊的病人都是我们的客人，我们都要尊重他们，尽一切力量为他们治好病、服好务。
你的技术好，价格也公道，服务又好，大家有口皆碑，时间长了，社会上就会接受你，你的门诊量就会越来越多，医院的收入自然就增多了。再加上一套很好的管理机制，能将成本控制与员工的绩效管理结合起来，就会走上一条健康发展之路。三博这几年就是这样走来的。
谁违犯，就“下课”
中国质量万里行：如今很多不良做法如收回扣、收红包现象等，导致了医患关系紧张，三博是怎么做的？
张阳：我们根据医护人员的知识水平和劳动力价值，制定了合理的薪酬制度。我们的首席专家能拿到70万元的年薪，并持有公司股份。像他们这样的专家，在美国的年薪至少是100万美元。在传统体制下，他们的劳动价值被严重低估。在三博，每一位员工都能获得合理的回报，因此，医护人员不会想去拿红包和药品、医疗器械回扣。
同时，我们制定了一系列的管理制度，谁如果违犯了，就会“下课”。比如，收受红包方面，首次违反的，处以收受金额双倍的罚款，扣除当月工资和奖金；两次违反的，处以收受金额3倍的罚款，扣除当月工资和奖金；3次违反的，予以辞退。我们鼓励全员监督，对当事人严惩，对举报人重奖。如果患者举报医护人员收取红包属实，可减免红包金额双倍的医疗费，此费由收红包者支付。对于那些推辞不掉的红包，医生可以先收下，统一交到财务室，等出院结账时交还病人，并附一封感谢信，或者折算到医疗费里。此外，为了杜绝医生拿药品回扣，医院鼓励药厂之间互相监督。一家药厂如果发现另一家药厂给医院工作人员回扣，可以举报，一经查实，违规药厂就会被取消供药资格，举报者可以取而代之成为正式供药商。
中国质量万里行：那如何避免以药养医呢？
张阳：我们认为，多卖药对患者没好处，对医院也没有好处。如果医院仅靠卖药生存，只能成为药厂的打工者。三博有一套严格的用药规范，可少用的药，坚决不多用；可用可不用的药，坚决不用。我们目前的药品收入仅仅达到总收入的15%，根本不存在以药养医的问题。很多患者刚来的时候，听说是民营医院，心里忐忑不安，深怕挨宰，但结账的时候都长舒一口气。事实上，三博在定价的过程中，合理安排了收费结构，侧重提高医疗服务收费，以尊重和体现医生的知识和劳动价值，同时降低了药品及其他费用。所以从总体上算，患者的医疗总费用与公立医院基本持平，甚至略低。这样，既保证了医院的赢利空间，也使患者得到了实惠。
三博仅一家，还远远不够
中国质量万里行：民营医院要获得健康发展，要跨越哪些政策障碍？
张阳：我觉得民营医院要想健康发展，最根本的还是内因。你进入医疗行业之前就要想好，要做什么样的民营医院，怎么去做，能投多大的财力和精力。如果外部环境跟内因结合得好，就会对你的发展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如果外部环境不好当然也会有一定的制约作用。目前社会政策环境，对民营医院来说应该是比较宽容的，而新医改的政策对民营医院的发展是全力支持的，发展环境还会越来越好。
中国质量万里行：具体的制约作用体现在哪里？
张阳：在具体的政策上，有两个问题比较突出。一个是税收。民营医院在创办之初，就被定位为服务行业，税费基本是参考类似餐馆、酒店这样的服务行业来收取的，实在说来，总体税负是偏高的。其实，医疗是一个技术含量很高的行业，它的服务对象是人的身体健康，需要高水平的医生去不断掌握高新科技的知识与技能。在中国经济发展现阶段，政府对高新科技企业有很多扶持的优惠政策，正是在这些好政策的支持下，中国的高新企业得到了快速发展，许多民族企业像华为、联想等，已经走在世界前列。在医疗行业，是不是也可以参照高新技术企业的政策作些调整，让公立医院也好，民营医院也罢，大家都能得到更好的发展？
第二个是科研教学方面。就拿我们医院来说，医疗是医院的本职工作，必须要做好。光做好这个，医院就能发展好吗？还远远不够。我们拥有一大批高尖精的人才，在医疗之外，我们还要做学术，还要做科研，用学术与科研的良性互动，达到不断提升医疗技术与水平的目的，保持一个强劲的、可持续的发展能力，这样才能把医院的影响力持续地扩大。但目前，与公立医院相比，我们还受到不少政策方面的限制。现在有很多名医，在民营医院待了几年就离开了，就是因为他们在教、科、研方面的影响力得不到保证。
中国质量万里行：以“博医、博教、博研”为目标，教学科研方面一直是三博的优势呀。
张阳：是的，三博这几年的发展中，得到了各级医疗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我们在科研和教学上的很多实际问题都是在他们的热心帮助下才得到解决的。但三博仅此一家，还远远不够。我们希望相关政策能够规范化、制度化和常态化，让更多更好的民营医院脱颖而出，让更多的老百姓得到更多的医疗服务，也为国家的医疗事业贡献更多力量。如果在这个时候，政府能本着务实开放的心态，制定科学的游戏规则，对医疗行业进行端正、扶持、规范，民营医院的积极作用一定会发挥得更好。(本刊记者 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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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阳，北京三博投资有限公司总裁。北京三博脑科医院成立5年来，累计治疗门诊病人1万余人次，患者来自于全国30个省市以及印尼、蒙古、美国、香港、澳门等国家及地区；完成各种神经外科手术6000余台，其中50%为疑难复杂和二次开颅手术，围手术期死亡率低于1%，其医疗技术与科研力量均处于国际先进水平。2006年4月新华社内参撰文总结三博的发展经验直送中央领导，温家宝总理、吴仪副总理在对该文的重要批示中，都对三博的发展成绩给予了肯定与鼓励。2006年6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三博医院调查》，向社会全面报道三博的发展经验。
刘佳：好的行业一定要有竞争
民营医院将迎来发展的春天
中国质量万里行：你怎么评价新医改方案对民营医院的影响？
刘佳：医疗改革现在被广泛关注，说明近年来民众对医疗服务品质的要求有所提高了，这是一个很好的发展趋势。我认为，新推出的医改方案对于民营医疗机构来说就是一个春天。目前困扰民营医院的两大难题，在方案中都有重点关注，并有望得到解决。一是，在医保准入方面，如果民营医院也能进入医保，就能与公立医院在同等水平上参与竞争。二是，在医生多点执业方面，我曾经就此问题给温总理写过一份报告。国家培养一个医疗领域的教授需要80多万元，培养一个医生也需要60多万元，都是全社会的优秀资源，就应该由全社会来共享。现在医疗领域的突出矛盾就是资源过于集中，集中于大医院，集中于大城市，两极分化比较严重。外地人为什么非要大老远到北京来看病，就因为北京有好医生。一定要把资源分流，分流以后就绝对不会像现在看病这样难。
中国质量万里行：可是，医生多点执业在多年前就提出来了，实在是说易行难。
刘佳：对，说到底也是因为有很多利益纠葛在里头。医生多点执业损害了谁的利益呢？就是那些大医院、公立医院的利益，但却有利于合理配置优势资源，增进全社会的福利，民众能得到更好的医疗服务，而医生也能得到更多的工作机会和更高的收入。一直以来反对医生多点执业的那些人，正是妨碍中国医疗改革发展的绊脚石，骨子里还是思想僵化，还想继续把垄断搞下去，这次改革就应该下决心把这块石头搬开！
中国质量万里行：这次医改将允许一部分公立医院进行民营化试点，民营医院是不是面临一个更严峻的竞争局面呢？
刘佳：我喜欢竞争，喜欢公平有序竞争。好的行业一定存在竞争，比如麦当劳和肯德基，空客和波音，家乐福和沃尔玛。你从来听不到他们之间说竞争对手不好。我们佳美的医生永远也不会说别人不好。因为我们认为，要做大企业、要有大发展，就一定要知道竞争对手是互补而不是互斥的。如今，医疗领域里不是竞争太多，而是还远远不够。比如，我们跟公立医院根本不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根本竞争不起来，跟他们硬碰硬，我们肯定输。我们都这样，那些实力不如我们的民营医疗机构就更不用说了。
打破垄断，引入竞争是非常必要的。我可以说，一个独家经营的东西绝对不会是个好东西，只要是垄断的行业就没有好企业。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改进技术、提升服务质量的动力。我们也曾经请过公立医院——某三级甲等医院的院长在我们这儿做管理，结果发现他不知道什么叫市场，没有销售这根弦，只会在这儿坐着等客。你一想就明白了，公立医院的大门都被挤破了，他们等在那儿就有治不完的患者，根本不需要放下身段去研究怎么让你满意，让你回来光顾之类。所以，医疗服务质量总体上不乐观是必然的，改变这种被动局面只有靠竞争，主管部门一定要想方设法鼓励公平竞争、有序竞争。
中国质量万里行：你说民营医院跟公立的大医院没办法竞争，是不是跟民营医院的信誉一直没有建立起来也有关系？
刘佳：当然。很多人认为是政府在挤压、限制民营医院的发展，我认为这是完全不对的。政府实际上给民营医疗的空间非常大。比如，现在大街上到处都是私人诊所，只要你不坑蒙拐骗，就不会被取缔，这发展空间够大了吧。为什么现在市场不买单呢？都是民营医院自己做砸的。一些民营医院资产实力不行，就会急于收回成本，进行虚假宣传，夸大治疗效果，忽悠消费者，但技术和服务却跟不上去，结果就是自毁前程。
公立医院有没有忽悠消费者的呢？肯定也有，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愿意去，大家在潜意识里是将国家信用作为担保的，总是想“政府总不会坑人”，对吧？实事求是地说，公立医院的医生、院长在主观上并没有去坑人的动机，虽然时不时开个大处方、用点贵重药、收个红包什么的，那都是因为他们的付出得不到应有的报酬，是制度使然。
灵活的激励与严厉的惩罚
中国质量万里行：医疗改革受到广泛关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就是医患关系紧张，你是怎么处理医患关系的？
刘佳：患者花了那么多的钱，却没有享受到相应的服务，当然会有所抱怨。由于医疗产品供不应求，公立医院不会太注重服务品质，做得不好也没什么关系，即使出现了重大的医疗事故，仍会有患者源源不断地去光顾。民营医院则不一样，本身诚信度就不高，只要有一个闪失，就可能是灭顶之灾。比如说，在公立医院出了问题，你爱上哪告上哪告去。在民营医院，谁敢这样啊！我们都是谨小慎微的，真正拿患者当成上帝。
很多紧张的医患关系，其实是医务人员的服务态度不到位造成的。佳美有一系列制度来保证医生对顾客提供优质的服务。对于每位就诊的患者，我们都要分几个流程来诊疗。
首先是免费诊断，这个环节是绝对免费的。然后，医生会给患者提供两种以上的治疗方案，包括所需要的花费，这样是为了保障患者的知情权。为了减少患者的心理恐惧，我们要求医生在给患者进行诊疗操作时，都要提前告知患者，同时告诉患者“如果检查的过程中有任何不适，请举手示意我”。
我们认为，照顾患者的心理感受是非常必要的，拔牙对医生而言是再简单不过的操作，但是对患者而言，心理恐惧却很难避免。当然，要求每位医生都用人性化的服务去对待顾客，我们也有相应的激励机制，我们医生的收入水平一般都远远高过公立医院的同等级别的医生，他的报酬里面既有固定的部分，也有绩效的部分，直接跟医疗点的经营业绩挂钩。
中国质量万里行：一旦将医生的收入与经营业绩挂钩，医生就受到利益驱动，那怎么保证医生不会去用大处方对待病人？
刘佳：首先，我们有非常严密的质量管理制度，我们的设备、药品、器具等都是通过集团统一采购的，保证了医疗服务的高质量。更重要的是，如果医生违规，将面临着非常严厉的惩罚。
这么说吧，我们的每个医疗案例都要经过部门主任复核，签字存档，如果你违规，不仅自己遭殃，还要连累同事。违反正常的行医规定，处罚是很严格的：一是你的提成比例将会减少，比如一次违规，就由原来10%降到8%了。二是根据你的实际收费金额加罚10倍，你收1万就罚你10万；三是内网公示，你的违规行为将在内网上曝光，医生们每天都可以看到。四是情节特别严重的，直接上报卫生局，吊销其行医执照。八九年前，我们曾有一位医生就为了挣钱，盲目推销，什么都挑贵的给顾客做，后来顾客投诉，结果营业执照被吊销，永远不得行医。这就是在道德和利益面前选择了利益的下场，这个人也成了我们内部教育的经典反面教材，拿起来就说。所以，我们的医生不会为了一颗两颗牙去赚那个钱，违规的风险太大了。
最后，我们的每一个患者都有权力对医生的服务进行评价，他如果感觉到医生的态度不好，技术不好，或者有推销的嫌疑，那就可以打分。医生每个月提成都有一定的比例是通过患者打分来决定，患者的评价好坏将直接决定医生的收入高低。此外还有“末位淘汰制”，如果某位医生连续3个月患者给打的分都是最低，那就表明这个人不适合留在该岗位工作，就会被自动淘汰。
“品质、责任、能力、永恒”
中国质量万里行：你对民营医疗的改革有什么建议？
刘佳：曾经有一位主管医疗卫生工作的领导问我，民营医疗在中国健康发展的必要的条件是什么？我立即就回答，衡量一个民营医院好坏的标准只有八个字：品质、责任、能力、永恒。
第一，品质。品质是第一位的，就像一个人一样，如果人品不好其他的就别谈了。医生的品质就是医德，医生行医不讲医德，那就比往奶粉里掺东西还厉害呢。品质决定企业的未来，决定民族企业的未来，决定民族服务品牌的未来。
第二，责任。一个没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是做不了也做不好医疗的。责任不仅包含着对患者的责任，对社会的责任，对政府的责任，也包括对你的医护人员的责任。你光想些条条框框来约束他们不行，还要让人家可以赚到钱。
第三，能力。什么叫能力？就是政府给你这个平台你要真正地做好。你不仅要想法子来替政府分忧解难，还要让你的企业赚钱。不一定要暴利，但是有利润才能发展。能力包括实力，没有实力的人很难把事情做好。
第四，永恒。做医疗一定要有长远的打算，如果你做几天、做几年就可以不做了，那就说明政府的监管不力，等于是政府的一个严重失职和失误。
在医疗行业里，想要干一番事业，这八个字缺一不可。比如，某个人有很好的品质，也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也想做一辈子，却没有能力，这就不行。没有能力他就做不好，最终导致什么？导致的是乱开药，卖假药，非法行医；导致医疗这么一个高尚的职业品牌，需要用狂轰滥炸的广告来吸引消费者的眼球，而这些炒作的成本最终还是以商业的手段转嫁到患者身上。我想，这些人也不想这样，从根本上说是没有能力造成的。
所以我说，医疗一定要让有钱有实力的人来做，而不能给那些急于脱贫的人做。在医疗行业，只要有“赚快钱”的想法，肯定会搞砸。
我们认为，医疗产品和教育产品一样，要有“百年树人”的耐心，一定是要有足够的时间培养市场，培养客户，用最好的医生，用最好的服务质量和医疗技术获得消费者的认同。我们佳美的每一位员工，都将医疗服务看作是可以做一辈子的事业，立志要将佳美做成一个百年老店，不会在乎一时一地的得与失。(本刊记者 赵丽英 正方 陈晓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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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佳，佳美医疗管理集团董事局主席。目前，佳美已在北京、上海、大连、南京等地开设100余家连锁门诊部。2006年6月，佳美成为国内首个获得口腔医疗连锁牌照的民营企业。2007年8月，佳美医疗管理集团又获得1000万美元国际资本的支持。作为国内首家获得国际资本的医疗企业，佳美的发展轨迹已经成为民营企业在医疗市场成功运作的范例之一。今天，在公立医院为主力、民营医疗机构普遍无法取得大众信任的艰难环境中，刘佳和他的“佳美口腔”无疑成了“另类”风景。
胡力中：医疗行业不能搞投机
医生的总体素质不高
中国质量万里行：你怎么看待新一轮医疗改革？
胡力中：这当然是个大好事。不论是在民营医院还是公立医院，只要你工作过一段时间，就会对我们国家的医疗现状有一个评价，那就是确实有很多问题。因此，这一次大家齐心协力地去解决这些问题，这肯定是个很好的事，但也是个难度很大的事。因为这本身就是个世界性的难题，就算是美国也有不成功的地方，基本上各国的医疗发展也都各有问题。但是，有一点需要提醒，希望决策者在推进医改的过程中，不要否认过去的成绩，说过去什么都不好肯定不是客观、科学的态度。
中国质量万里行：老百姓抱怨看病难、看病贵，你怎么看？
胡力中：不能片面地理解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如果横向地与世界各国比较，我认为中国的医院在看病难和看病贵上已经解决得非常好了。比如，在美国你如果想找一个像英智这样的医院，找到真正好的大夫，至少要提前两个月预约，你想托人找关系都没门。我有一个朋友在欧洲，血压偏高，想找一个好大夫，也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去等。中国这么大，国家也好，医院也好，已经把这个问题解决得很好了。
但是，为什么老百姓仍然不满意？这是因为医生的整体素质不高。看病难不难？不难，哪儿都能看上病，但是碰上好医生，真正能把病给你治好，能把问题解决的不多。可以说，大多数被称为某一行的专科医生，他的专业素质并不高。原因就在于我们整个培训系统不够健全，这就是现状，也是很大的问题。此次医改对公共疾病的预防以及一些重大卫生事件的处理方法已经投入了很大的注意力。但是，很少人关注到专科医生的培养制度建设方面，而这是更基础也是更关键的部分。为什么说美国好？因为他们通过几十年上百年形成了一套成熟的医生培养制度，并且流传下来了。
看病贵，这就是一种误解。我们的房子、汽车的价钱都赶上或超过了发达美国了，但我们的医疗费用呢，仅仅是人家的八分之一。为什么觉得贵？那是因为老百姓太穷了。即使再便宜，也有很多人出不起这个钱。这说明中国社会在“公平”二字上花的力气不够。那该怎么办呢？只有通过医疗保险。目前我们的医疗保险范围还不够大，这次医疗改革的重要内容就是把医疗保险范围逐渐扩大。这表明社会也是在进步，一步一步往前走的。
中国质量万里行：你怎么看待医患关系紧张的问题？
胡力中：解决医患关系紧张的事情，只有依靠政府。举个例子，过去要是两辆汽车相撞，两个司机准打起来，互相推卸责任；现在呢，撞完车大家都找保险，很好解决。为什么现在不管你是公立医院的还是民营医院的医生，全社会都不相信你？首先可能是因为医生本身技术不合格，操作有问题，另外还涉及到媒体导向问题。生命科学是一个非常难测的科学，包含很多偶然，这个行业的特点就是高风险，很多疾病到现在还没有发现原因。因此在治疗过程中会有各种各样的偶然事件发生，病人一般很难理解为什么我是“站着进去”，结果却“横着出来”，只会怪医生不负责任。而且，大家对于医疗产品的需求都是一致的，都要求用最少的钱达到最完美的效果。因此，医患关系的焦点都集中在医生的个人修养、道德水平上，我们医生身份是很低贱的，这实在是社会的悲哀。在美国和日本，医生的职业是很受人尊敬的，大家都称医生为“先生”，公司的大老板再有钱也没人称他们为“先生”。因此，要解决医患关系的矛盾，需要政府制订一系列的协调机制。我们的管理层是否真正尊重医生，决定着患者对医生的态度。
不能让投机商占便宜
中国质量万里行：怎么看待公立医院进行民营化试点？
胡力中：我觉得这绝对是大好事，但是，政府一定要把好关，不能让投机商人占便宜。要建立一种准入制度，找到真正有本事、有道德、想做事的人来办医疗。我曾经看到过这样的例子，有人从公立医院出来办民营医院，越做越差，结果又回公立医院系统了。当年开放医疗市场的时候，很多投机商人很有钱，都觉得医院是个好差事，不受经济形势的影响，稳赚钱。但是跟这种人合作，医院只能越走越歪。
中国质量万里行：民营医院如何在现实环境中立足？
胡力中：民营医院的现状是很麻烦的。社会声誉极差，经营手段很差，医疗人才匮乏。还有就是，受到很多不合理政策的限制，你在这个领域想做好非常难。曾有个民营医院院长就说，现在有些政策简直就是“逼良为娼”，但是我反对这种说法。我认为，虽然在政策方面的压力很大，但我们仍然有一定的发展空间，可以有自己的追求，有自己的做法。机会在大家面前都是均等的，就看你有没有这个能力去把握住。总的来看，民营医院要想生存，必须满足以下条件：第一，有相对严谨的管理能力。第二，有强势的技术特征。第三，有良好的道德理念。
中国质量万里行：你对医疗行业的竞争怎么看？
胡力中：我认为“君子不争”。医疗行业有一定的特殊性，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像其他产业的发展一样，都可以通过竞争来解决问题。我们都是为了医疗事业的发展去共同努力的。国内不管谁研究出来新的医疗技术，就应当赶快普及；国外有什么好的新的方法，就赶快引进。建立更完善的培训体制，让更多的大夫掌握新技术、新科技。我们现在技术落后不怕，落后的是过去的技术，如果新技术能及时学会，也是惠及老百姓的事。曾经有人鼓励医院科室与科室竞争，大夫与大夫竞争，我认为是非常荒谬的做法，是不了解医疗行业发展规律的人提的。一旦竞争开来，就很难避免有人浑水摸鱼，就很难避免不伤害到老百姓的利益。我跟很多医院的专家大夫都是非常好的朋友，如果来英智的病人觉得不满意，我们都会推荐更合适、更权威的大夫让患者去选择。我觉得，我们都走在长安街的两边，一同看国旗升起，大家都是行医救人，没有什么不同。
中国质量万里行：你是一个眼科大夫，又是医院的管理者。技术和管理两个身份对你来讲有冲突吗？
胡力中：我认为医院应该走学院派的产业化道路，学院派应该放在前面。把医疗产业化就变味了。你有钱投资医院，靠医院盈利，会造成很多医疗上的不严谨。技术人员做管理非常困难。在我们国家包括外国，全球的医疗系统都有这样的麻烦，真正的专家去管理医院往往管理不好，没有一个培训系统，没有制度。这方面做得比较成熟的有台湾的长庚医院，他们都是管理过企业的人员，回来管理医院。等于是在别的地方培训完了才来的。我们国家大多数院长怎么来的呢？都是做得比较好的大夫，出了名，当了院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制度不连续，管理不连续，企业文化不连续，常常是凭着个人的好恶做管理，让医生管理医生是不恰当的，造成医院很多问题。所以，要改变这种现状，就应当让真正懂管理的人才去管理医院，像在企业做过管理的人“空降”到医院去做管理。
中国质量万里行：你怎么控制医生不用大处方对待病人呢？
胡力中：就是靠流程控制。美国所有眼科的诊治都有一个指南，得了病要检查是很自然的，怎么检查、按什么收费标准，都有很明确的规定。我们在研究完病情之后，会给病人提供一个整体的解决方案，由病人来决定要不要、要多少。而恰巧眼科检查有一个特点，不用你花很多钱就能全部查完。检查完了，如果发现有新的问题，仍然由消费者来选择，就有新的费用出现，是会带来收益的。但是，我们做事情是帮人在先，合理回报紧跟其后，这是有本事的做法。除了流程控制以外，我们为了防止有的医生技术不到家，检查不出，采用循证医学来诊治。当我怀疑你有这个病时，做几个相关的检查支持我的观点，最后摆在你面前的结论是可以相互支撑的，是可查的。
从基本的培训体系做起
中国质量万里行：英智医院平时是怎么宣传，怎么培养自己的顾客群的？
胡力中：我们基本不做广告，我们通过别的社会活动来达到宣传的效果。因为工作的关系，世界防盲协会的主席曾经安排我去印度参观。那次参观活动感受很深，我学了很多东西。其中就有一条，他们的很多私人医院都很热衷于从事慈善活动，结果民众就是从慈善活动中逐渐认识了这些医院。因此，我们现在每年都跟民政局合作做慈善，为低保人群和一些特殊人群进行免费义诊。这些活动中，我们体现了自己的技术实力，已经具备了很强的宣传效应。后来，因为技术水平足够好，我们的许多专家经常会被一些团体请去讲课，这在客观上对我们的形象提升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大多数民营医院没有这个能力像我们这样宣传的，只有在国内知名度较高的才可以。
中国质量万里行：你对民营医疗的发展与改革还有什么建议吗？
胡力中：现在民营医院发展得并不好，过度医疗，虚假、夸大宣传现象非常多。我认为，政府必须加强监管才行。在电视上、在广播里以及很多户外媒体，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虚假广告，这些媒体要不要负点责任？消费者是处于信息不对称的劣势地位，容易受到媒体广告的影响，还有一个政府的责任和媒体的公信力在里头，当各种信息无法区分的时候，你说你的治疗效果有多好，他就会相信，结果呢，上当受骗了。因此，这不能简单地去指责他们，说他们笨，是活该，问题不在他们身上。针对这些欺瞒消费的行为，政府就应该严格追究！现在医改出台很多新政策，为什么不在加强监管力度上多下功夫呢？民营医院需要加强监管，公立医院也一样，很多民营医院有的问题公立医院也都有，在某些部分甚至问题更多，显得更严重。因此，不管你是什么体制，都要加强监管。还有一点希望，中国医疗事业的未来要不断发展，必须从最基本的部分做起，政府应该着力把医生的培养体系建立起来，投入一定资金，出台一定的鼓励政策，从医学院的建立开始构筑完备的培养体系，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做好。(本刊记者 赵丽英 陈晓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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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力中，北京英智眼科医院院长。1995年12月回国创办北京英智眼科医院之前，曾在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眼科、美国国立眼科研究所学习工作过。2002年，北京英智眼科医院通过了ISOQAR国际认证中国审核中心的审核，同时也成为了国际紧急救援组织(SOS)的定点合作眼科医院，来自48家外国驻华大使馆官员在此治疗眼部疾病。目前，北京英智眼科医院也是北京市医疗保险定点专科医院，众多来自全国各地的病人和慕名而来的外籍眼疾患者在这里得以治愈。成立至今门诊量达到10多万人次，实施各类手术3万多台次。
韩笑冰：重视民众的“口碑”
75%以上的病人循口碑而来
中国质量万里行：我们发现长青医院的公开信息非常少，行事低调，这跟我们的想象大不一样。
韩笑冰：我们医院最大的特点是几乎没有做过什么广告。在2005年前后开始出现了很多挺有名的肛肠医院，他们通过电视、报纸、户外等广告方式，名气做得还挺大的。但是我们没有走这个方式，我们认为，更重要的是口碑，来长青医院的顾客，有75%以上都是通过朋友介绍过来的。
中国质量万里行：为什么不做广告？
韩笑冰：我们不做广告有两个原因：第一，我们做不起。做广告是要花大钱的，羊毛还是要出在羊身上，一定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或者通过提价，或者通过降低服务品质来实现。而我们按国家指导价收费，又承担着国家税收，说实话，几乎是做不起广告的。第二，广告效果也不好。民营医院所面临的情形很可能是，“不宣传没人来，如实宣传也没人来”，为什么呢？不宣传，没有人知道，如实宣传，一讲“这医院是民营的”，老百姓心里首先感觉是不信任，感觉“没谱”。
而且，政府在广告控制方面十分严格，非常规范。我们曾经申请过一次广告批文，很简单的广告，但是三四个月都没有申请下来。我们从电视或者报纸上曾经看到过很多民营医院的广告，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申请下来的，人家的方法我们也不会，我们既然申请不下来，干脆就不做了。
中国质量万里行：那你们平时是怎么宣传的？
韩笑冰：是的，“酒香也怕巷子深”啊，我们当然也有宣传。我们的宣传策略是，做好自己该做的事——那就是医好每一位病人，而且，好不好自己说了不算，老百姓心里都有杆秤，看看老百姓怎么评价。仅仅靠民众的“口碑相传”，每年的门诊量也有30%左右的增加。
具体的做法就是，针对每一位来长青医院的顾客，治疗结束出院之时，都会有一份“患者意见反馈表”请他们填写，让他们对医务人员的技术、服务、态度等方面给出评价，他们也可以在上面写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对于这些意见表，都会有专人负责统计整理，按月进行汇总上报，作为我们决策的依据之一。如果遇到有不满意的顾客，一定按照其要求及时妥善处理，尽一切力量去补救。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就可以不断改进我们的医疗技术和服务质量，让每一位顾客都满意而归。
正规的民营医院被双面夹击
中国质量万里行：你怎么看待如今民营医院的生存状态？
韩笑冰：其实，“民营”本来是一个中性词，这些年来，的确有不少民营医院为了尽快赚钱，纷纷用夸张、虚假的广告来欺骗消费者，结果就把民营医院的名声和形象都搞坏了，成了贬义词了。接下来的情况可能是，你越做广告，人家越不信你。90年代的时候，我们医院是在一家大庙里办公，别看硬件设施简陋，经营起来可比现在轻松多了。因为都是公费医疗，也没有什么医保，大家也不会问“你的医院是国有还是民营”之类让你不好回答的问题。
现在呢？我们不仅面临着公立医院的压力，还面临那些非正规民营医院的夹击。就拿我们肛肠专科来说，福建莆田系的医疗集团中，有一个最大的肛肠病医疗集团，下属有30多家肛肠病医院，一年可以在广告上投入高达上千万的费用，这种大手笔我们也是比不了的。海淀民营医院协会下属很多民营医院，没有医保，都是在艰难维持生存，我们2006年好不容易加入了医保，总算是坚持下来了。
中国质量万里行：你说来自公立医院的压力，主要体现在什么地方？
韩笑冰：民营医院和公立医院的竞争是不在同一起跑线上的。就从我们医院来说，我们直接体会到的不平等至少有：第一，我们没有任何财政的拨款，没有官方的科研经费投入，而公立医院的一些大型设备全都是由财政拨款购买的。医疗行业的设备更新率是很快的，就拿x光的设备来说，几乎是在成本回来的时候，机器也就该淘汰了，不能指望赚什么钱。第二，他们的物业、办公楼、土地等固定资产也都是由国家划拨的，我们在这些方面都得自行解决，得不到任何支持。第三，最重要的，他们属于非营利性的事业单位，几乎没有税收。这些就决定了我们与公立医院根本不是在一个同等级平台上，怎么竞争？我们已经是医保定点单位，严格按国家指导价收费，却还是要按照公司行为缴纳各种税费，我认为是不大合理的。
中国质量万里行：既然是公司就该照章纳税，怎么会不合理？
韩笑冰：公立医院也存在盈利的部分，而民营医院也存在公益的部分。我们去年手术大概是1200例，其中800例是由医保报销的，而这一部分收费我们完全按照国家指导价来定的，不管是手术还是用药，价格都按照规定的最低档来定，药品和服务则是按照最高档来定。可以说，在产品价格上，我们跟公立医院没有任何差别，而在服务质量上，肯定会比他们好些。但是我们仍然要多缴纳5.5%的营业税。如果产生经济效益了，还要按照有限责任公司缴纳所得税，最高限度30%。从权利与责任相匹配的角度来看，这是不合理的。
还有第四个方面，是对医疗专家行医的限制。现在说医生异地执业可以合法，但指的是非营利性医院。如果是营利性医院，那是不是“非法行医”了呢？我们医院想不想改成非营利性医院呢？我非常愿意，我敢说，我们从来就不是以营利为目的，是在过去改制过程中硬给我划成营利性医院的。但是，我愿意是没用的，现在还没有这方面的条例法规，允许我从营利性转变为非营利性。这次医改给出了开放医疗领域的指导意见，希望地方政府研究配套方案的时候能在这方面有所突破。
成功杜绝收红包现象
中国质量万里行：新医改着力解决“以药养医”的现象，你怎么看待？
韩笑冰：因为“医”太不值钱了，才不得不用“药”去养。按照政府文件中的有关规定，“清洁灌肠”的价格是3元钱，仅仅相当于一根冰棍的价钱。这3元钱的服务是怎么实施的呢？一个护士，3年护士学校毕业，需要实习一年，接着工作一年之后考证，差不多四五年的时间才有资格去操作和执行。签字的医生如果是本科毕业，只能在工作之后的第2年考证，也需要五六年的时间才能获得资格；如果是大专生，要先考完助理医师资格，经过5年之后再去考执业医师，获得通过才有签字权，说6〜8年时间都算少的。这些医生护士好不容易获得了执业资格，他们提供的医疗服务最低的仅仅值3元钱，你说这合理吗？推而广之，以药养医还算是规范的，很多没有被规范的医生的灰色收入比如收受红包之类就更多了，这都是医疗服务没有合理定价给逼的。
中国质量万里行：长青医院有病人给医生送红包的现象吗，都是怎么处理的？
韩笑冰：有很多。病人给医生送红包，有两种可能：一个是内心恐惧，怕不送红包不给好好治；另一个是真正的感激之情，在疾病康复之后，就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对医生的谢意。我们的原则是，绝不收受病人的红包。有的时候为了让病人放心接受医治，我们医生会先收下红包，然后通过抵消医疗药品费用的方式来返还给病人。
中国质量万里行：怎么去监督和约束医生的行为呢？
韩笑冰：跟公立的肛肠医院比，我们最大的特点是手术都由专家来完成。在公立医院里，专家的实力的确很强，但是病人更多，不能保证每个手术都是专家来完成，忙也忙不过来，主治医生也做，有些实习大夫也可以做，所以手术质量是参差不齐的。而我们则不同，来一个病人非常不容易，每一个病人都是慕名而来，我们一定要保证对他们的服务质量，保证手术的质量。因此，手术都是由专家来做。我们的专家每年都要做上千例的手术，从业都三四十年了，经验很丰富，如果在公立医院里，就是想挂这些专家的门诊号都可能要上百元。来这里的病人随时都能接受这些专家的诊疗，只要接受过我们专家治疗的病人，都很满意。我可以说，我们的病人送红包更多是出于感激，表达感谢之意。
这些专家本身就是我们最大的资产，他们选择了长青医院，就是把自己的事业与医院的发展联系在一起了，伤害医院信誉、影响医院发展的事情他们绝对不会去做。再说，与公立医院的同级别专家相比，我们专家的年薪都是高过他们的，他们又怎么会为这些蝇头小利而心动？
医德不可忘
中国质量万里行：这次新医改特别强调公共性，你怎么理解？
韩笑冰：我一直认为，医疗行业关系着人的身体健康，是很特别的行业。在生命健康面前，是人人平等的，不管是谁，不管有钱没钱，如果他不幸生病了，都希望得到最好的治疗。从本质上讲，医疗行业是有公益性质在里头的。我自己是做商业，不是做医疗行业出身的。如果说为了经济利益的话，我绝不会选择这个行业。我们对这个医院已经投资了很大一笔钱，到现在还没有任何回报，所有的利润都用于医院的建设和发展了。
医疗行业的价值观跟一般的商业是不一样的。古人说商人都是“自古重利轻别离”，是“无商不奸”，但是给行医者的评价是“大医治病，无欲无求”，是“救死扶伤”，这些流传千年的医德任何时候都不可忘。为什么我不认同某些民营医院的做法？因为他们把医生应该遵循的基本医德都忘却了，他们眼里只有钱，为了赚钱，可以不择手段。他们中的很多人的确是赚钱了、富裕了，很多早期的违规行为没有受到法律的追究，但是他们的内心仍会受到道德的谴责。
中国质量万里行：你对新医改有什么样的期待？
韩笑冰：我们希望政府能运用高超的政治智慧，将混乱的医疗市场加以规范，特别是针对一些急功近利的民营医院的行为，要严加整肃。我们一直遵循自己的办院理念，也会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去保护好自己的品牌。因为我们相信，将来品牌有更多的附加值，曾经默默的付出一定会得到相应的回报。(本刊记者 正方 陈晓伟 赵丽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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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笑冰，北京长青肛肠医院总经理。医院于1997年创立，为一所由军队申办的一级甲等综合性医院。2003年，改制成为与四季青政府合作的股份制医院，并从综合性医院变更为专科医院。专家大多数为退休的军队名医，特色为“全程无痛手术”，在业界以“口碑相传”的宣传方式闻名。2006年1月，取得了“北京市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的资格，成为北京市唯一一家取得肛肠专科医保的医疗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