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家公司花费极低的代价，迫使智障人为其做苦力，却还振振有词：“不是我，他们早就饿死街头了。”
我国的智障人士大约有1200万人，仅安徽省的智障人就有28万人。在对这些智障人士连起码的尊重都缺少的时候，一旦他们失去监护人，谁来保证他们的生活
文／图本报记者 李光明 本报通讯员 何曙光
近来，有知情者向《法制日报》记者举报称，安徽省合肥市一些搬家公司将街头流浪的智障人员带回，充当搬运公司的苦力，搬家公司只管“智障工”能够填饱肚皮，除此以外几乎不需支付任何报酬。
据举报人称，这些搬家公司的老板为能长期使用和控制这些廉价的“智障工”做苦力，在对“智障工”进行短暂的搬家技术“培训”后，一般都会向外界宣称这些工人是自己的亲戚，或是干儿子；为防止他们“脱逃”，晚上则集中安排这些“智障工”睡在一起，并且用铁链将防盗门死死锁住。
《法制日报》记者经过调查发现，这些智障人沦为搬家公司廉价苦力基本都“因循”这样一条路径：搬家公司老板发现在马路上无家可归的智障人后，将他们“领回”。当然，被领回的都是年轻力壮的智障人；待分发衣物、安排伙食后，老板将这些智障人拉上车，教他如何搬运物品，讲了很多“道理”；“培训”结束，这些智障人即跟随老板，开始了漫长的搬运路。这些“智障工”说不清楚自己的家在哪里，他们身上没有身份证、暂住证，用苦力换得“吃住无忧”却不知权益受到损害，或许只有长满老茧的双手能够留下他们心灵深处的创伤。
4个搬运工里竟有3名“智障工”
搬家公司使用流浪的智障人充当苦力，无疑会使这群缺乏关爱的弱势人群身体再受摧残。为求证该消息的真实性，知情者何先生决定自己搬次家，以探究竟。
按照街头搬家小广告上的电话，何先生联系了一家搬家公司。搬家那天，这家搬家公司的老板开着一辆蓝色的卡车，带着4名工人来到了何先生家中。这4名工人看上去也就20来岁，其中两人穿着十分破旧。
在搬运过程中，一名工人充当“工头”的角色，负责在搬运途中指挥。在搬运办公桌、木床等大件物品时，工人的“技术”很熟练，一台冰箱顺手就驮在背后，比较自如地在楼梯口附近“换位”。
何先生通过观察和交流，发现4名工人中有3人表现不太正常，其中一人语言有些障碍，另外两人目光呆滞且存在一定程度的残疾，手掌都布满了老茧，其中一名工人的手臂上有一大块曾被擦破的血痕。何先生多次试图与工人说话，但他们均不予理睬，行为呆滞。
搬运过程中，搬家公司的老板始终跟在工人的身边，对于公司所在的地点和其他情况，均不愿透露。
搬家公司拒招正常人
何先生所找的搬家公司只是通过小广告随机寻找的，其中便有多名“智障工”的身影。《法制日报》记者决定对合肥部分搬家公司使用“智障工”的情况进行调查。
以“需要搬家”为由，《法制日报》记者走进合肥凤凰桥小区附近的一家搬家公司。开门的是一个身材微胖的男孩，开门后男孩迅速跑到里面房间，坐在一张旧沙发上，一言不发。当记者顺着黑暗的客厅走近这个男孩的身边时，房间内一个中年女子忽然向记者冲过来，大声问：你们跑到我家来干什么？
当得知是通过别人介绍来找搬家的，中年女子稍微放松了警惕。
“小伙子，你搬家干了多长时间了？”记者试图与这个男孩说话。中年女子迅速插话：“他干活绝对可以，就是不会说话。”
看着记者始终盯着男孩，这名女子显得十分紧张，并称这个男孩是家里亲戚。
就在记者欲离开时，中年女子仿佛觉察到了什么，不停责骂那名男孩不该开门，却听不见男孩的辩解声。
据知情人透露，在这个小区里，还有另外一家搬家公司。记者在小区蹲守至傍晚时分，终于等到这家公司的货车回到住处。从车上下来一年轻男子，蹲在地上和小狗玩耍，还对着记者傻笑。记者走上前试图与其交流，车上另一名中年男子迅速将其拽走。
记者根据指点，顺着一条小巷找到这家搬家公司。在这家开在阴暗民房内的搬家公司门口，说明何时搬、搬到什么地方等问题后，记者才得以进屋。
进屋后，记者注意到，这是一个两室一厅的房子，其中一间房摆放着两张上下铺的铁床，床上堆放着一些发黑的衣被，后来证实这是“智障工”居住的地方。
小区的一位居民告诉《法制日报》记者，凤凰桥小区的这两家搬家公司是弟兄俩开的，还有一个妹妹在南七也开了一家。家里住着3个智障工人，平时有“大货”时，兄弟姐妹们就会“整合资源”，将所有的车辆和人员安排在一起干活，所得的报酬平均分配，但是智障工人一般没有工资。
向记者爆料的知情人试图通过该小区的一位居民与搬家公司联系，“找份搬家工的活干”。这位居民热心地致电搬家公司老板，推荐工作。而40分钟后，原先答应“要人干活”的搬家公司老板却变了卦，只因为得知找工作的人是个正常人。
同样，记者通过小广告致电多家搬家公司求职，希望为到合肥打工的亲戚找份糊口的工作，竟也因是“正常人”遭拒。记者通过114找到一家搬家公司，然而让人感到意外的是，这家公司问的第一句话是“他身上有没有残疾，有没有家庭，身份证有没有”。
在简短的对话后，这位老板以“可惜是正常人”为由拒绝了求职。
“智障工”生存环境恶劣
对于某些搬家公司使用“智障工”的行为，合肥一些搬家公司的老板表示，这种行为确实存在。但是他们认为，这很难说是恶行，从某种程度上说，还是善举。
一家搬家公司的老板认为，这些智障人员都是马路上的流浪人员，一些搬家公司的老板将他们领回家后，给他们衣服穿，给他们饭吃，生病了还给看病，总比他们流浪没人管要好得多，“其实他们是在做好事，搬家公司之所以用智障人员干活，是出于人道救助”。
有合肥市民认为，这种说法是在掩盖一些搬家公司的不道德行为。这些使用“智障工”做苦力的搬家公司，一般只挑选有较强劳动能力的智障人员，“他们有时候还是蛮狠的。平时这些智障人员吃的饭是老板家吃剩的，当这些人生病了，或是不能劳动了，老板就会在搬家的时候将他们丢掉”。
“一般情况下，‘智障工’是没有工资的，有的给钱他们也不会花。”一位搬家公司老板透露，由于智障人员几乎没有识别能力，一般情况下，搬家公司的老板会将这些劳动人员控制在家中，防止他们出了门就不知道再回来了。而为了不引起外界非议，这些使用“智障工”的搬家公司老板多对外宣称，“智障工”是自己家的“亲戚”，或是认的“干儿子”。
凤凰桥小区里的搬家公司收留智障人员，曾引起辖区派出所的注意。民警以核查暂住证等名义了解这些人员身份，两家搬家公司房内所住的4个工人均没有身份证和暂住证。这家搬家公司的老板解释说：“他哪有身份证，是在大马路上捡来的，我们每天给他吃，给他喝。他连家都不认得，哪有身份证？”
智障人权益保障体系尚不健全
搬家公司花费极低的代价，迫使智障人为其做苦力，却还振振有词：“不是我，他们早就饿死街头了。”对此，不少合肥市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智障人作为弱势人群，更应当受到保护，有关部门应对制度细节加以完善，使被遗弃的智障患者可以活得更有保障和尊严。同时，对那些为谋取私利而损害弱者的行为，给予应有的惩罚。
安徽省民政厅调研员陆端新认为，雇佣没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就属于非法用工。对于非法用工，劳动监察部门设有专门打击非法用工的组织，每年都会针对此类问题进行检查，严厉打击侵害残疾人权益的用工单位。而且，在对残疾人的救助上，国家也设有相应的救助政策，不管是在城市还是乡村，不管是有监护人监管的还是街头流浪人，救助站都应该积极发挥作用，对有需要的人实施救助。
但是，《法制日报》记者了解到，对于智障人的权益保障仍存在诸多问题。目前，我国针对残疾人尤其是智障人的社会团体还很少，相关的管理体系还不健全。在安徽省界首市的“黑砖窑”事件中，界首市民政局派专人把一名家住安徽省六安市的智障者护送到合肥，并移交给合肥市救助站。但是，合肥市救助站给智障者买了一张车票后便置之不理，导致这名智障者再次走失。
安徽省法律援助中心主任陆勤玉说，安徽省相关法规的修订扩大了弱势人群受益面，但是很多权益受到侵害的残疾人缺少行为能力，无权成为委托人。所以，在司法维权的程序上，需要他们的监护人代表提出委托，启动司法程序。一旦启动，侵害单位的侵害行为就会被责令停止，并且要为残疾人的劳动支付相应报酬，并会被劳动部门给予相应的处罚。所以，残疾人的家庭和亲友应当给予他们更多的关爱，使他们的权益得到保障。
而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很多智障人被家庭所抛弃。在界首市的“黑砖窑”事件中，当“黑砖窑”里的“智障工”名单被公开后，残障人士的亲人并没有去寻找他们失踪的孩子，甚至一些家长和亲人在听到失踪亲人的消息后，不仅反应冷淡，甚至拒绝接其回家。
“我们可以谴责那些家长的冷血和无情，但在这种无情的表面行为背后，社会和政府该怎么做呢？”安徽律师朱波认为，智障人士无法像正常人那样表达自己的诉求，也不可能通过任何途径去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而正是因为这样，他们往往更容易受到伤害或被利用，甚至成为整个社会的弃儿。但是，当前对这类弱势人群缺乏社会关爱和制度呵护，“政府的行为和做法，能够起到很大的示范作用，也能体现这个社会的道德底线的所在”。
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的智障人士大约有1200万人，仅安徽省的智障人就有28万人。这上千万的智障人士的家庭，究竟该怎么办？尤其是在对这些智障人士连起码的尊重都缺少的时候，一旦他们失去监护人，谁来保证他们的生活？
安徽省残联维权处处长刘海峰认为，此次“智障工”事件应切实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在全社会营造一种关心、呵护智障人的氛围；加大对侵害智障人案件的曝光率，让非法用工无立足之地；加快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并征求残疾人代表和残疾人组织的意见和建议，从源头和根本上维护残疾人的权益。各相关管理部门要各司其职、齐抓共管、加大执法力度，真正为残疾人撑腰打气。
本报合肥6月8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