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通讯受益则更为明显。2008年，中兴通讯国内销售收入占整体销售收入的39.4%，2009年这一比例迅速升至50.4%，金额也从2008年的174.66亿元人民币，迅速增至304.04亿元人民币。
谁将获益
让电信设备商们欣慰的是，在4G发展上，中国政府显然将采用和3G时期完全不一样的策略。
其原因在于，虽然TD-LTE在技术上已经与FDD-LTE同步发展，但因为商用较早，FDD-LTE的市场规模扩张已经远超TD-LTE，并带动众多产业资源投入，形成产业发展不断提速的良性循环，如果TD-LTE不能尽快迎头赶上，将错失与FDD-LTE同步融合、共同发展的关键时期，就有可能在国际产业竞争中逐渐被边缘化，成为局限于国内的孤岛技术。
在这样的形势下，4G如果还是推迟发牌，TD-LTE就可能重蹈TD-SCDMA覆辙，被国际市场边缘化，沦为“技术孤岛”。反之，如果尽快发放TD-LTE牌照，则有可能借助中国庞大的市场规模优势，吸引全球设备厂商参与TD-LTE产业链，推动标准加速成熟，并在国际市场上树立有力的风向标，从而真正走出国门，占据全球移动通信产业的重要话语权。
事实上，中国的这一举措正在逐渐收到成效。对TD-LTE的发展承诺，已经成为国际电信设备商游说中国政府和运营商的重要议题与砝码。据消息人士透露，这些承诺也对中国政府坚定推动TD-LTE商用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7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卫翰思称，“我们已经中标中国移动香港TD-LTE商用网络的建设，虽然中国内地仍然没有决定TD-LTE何时商用，但我们将会等待，一旦宣布商用，我们已经准备好占据一定份额。”
诺西大中国区副总裁潘波则强调，TD-LTE不应该成为中国式技术，需要更多国际厂商的积极参与，诺西希望拿到更多地市场份额。
“当然，即使4G发牌，三大运营商的招标仍然会向中国设备厂商进行倾斜。”一位设备厂商人士说，在始于2012年7月，涉及10个城市的TD-LTE试验网招标中，中国的电信设备商就占据了70%的份额，其中华为和中兴通讯两家夺取了48%的份额。上海贝尔因为其合资公司的特殊身份，也获得了13%的份额，而爱立信仅得到8%，诺西的结果也大体相同。
“不过，对各大设备公司来说，现在这并不是最紧要的问题。”该人士说，现在大家首先要让4G网络建起来，创造一个大蛋糕，再来讨论蛋糕的切割也为时不晚，“而那将是1年甚至更长时间后才需要考虑的事情。”
领跑权的筹码
与“以市场换技术”类似，4G牌照发放将成为“以市场换标准”示范田。不同的是，前者牺牲市场换来的是跟随发展，而后者则是在发展市场的同时，赢得争夺领跑权的资格
如何以发放4G牌照为契机，让中国抓住全球新一轮信息技术变革机遇，在全球的产业竞争中占据更主动地位，是中国新一届决策者需要尽快解决、且已经开始调研思考的问题。
1994年邮电部成立，逐渐开始市场化改革至今，中国信息产业已经历近20年的高速发展，建立了无论规模还是质量均世界领先的信息基础网络，以及具备全球产业竞争力的通信设备制造工业体系，并逐渐参与到全球信息产业的主导权角逐之中。
在此过程中，中国除了全球信息通信产业的最大市场这一角色之外，已逐渐成为设备制造的全球工厂乃至支撑基地，而在3G与4G时代，更开始向最终的技术与标准输出国坚定迈进。
从18世纪末电报发明、19世纪中叶电话出现，20世纪初无线通信技术投入使用，20世纪末互联网兴起到现在，信息技术的主导权和控制权一直在欧洲和北美之间拉锯，尤其是近30年来，北美地区尤其是美国借助互联网的浪潮，一度成为行业霸主。
最近10年来，伴随新兴技术革命与市场竞争加剧，信息通信开始新的产业转移。欧洲主导的WCDMA标准在3G市场争夺中胜出，FDD-LTE在4G时代也占据领先位置；中国主导的TD-SCDMA和TD-LTE也加入争夺，并逐渐走出孤岛；而美国主导的CDMA标准则在3G时代式微直至无疾而终。
与此对应的是，诺基亚、爱立信、阿尔卡特朗讯、三星、中兴、华为、HTC等欧亚公司日益强大，而马可尼、摩托罗拉、北电等北美企业则全面衰退甚至拆分或倒闭，除了目前业务辉煌但已呈现下滑迹象的苹果、面临激烈竞争威胁的思科外，在信息通信工业体系中，美国只能依靠英特尔、高通、AMD、德州仪器等芯片公司的上游垄断维持自身的话语权。
产业主导权的转移引发了更多的摩擦与对抗，此前中兴与华为在美国受到歧视调查正是例证。但在另一方面，这也为中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绝佳产业赶超时机。
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近百年的通信建设历程，都只是在为外资公司提供市场。行业内流行的总结是“七国八制”，即来自七个国家的八种制式，统治了中国的骨干通信网。
而在2G和3G网络建设过程中，中国庞大的市场容量，为华为、中兴通讯、上海贝尔、大唐电信、烽火通信等中国公司提供了足够的成长空间，并其开拓全球市场提供了巨大的“后勤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