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投资拉动为主导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还能持续多久？这个问题已成为国内甚至国际上越来越热的话题。当国际市场动荡，国内消费犹疑不定的时候，为了保增长、促就业，不靠投资还能靠什么呢？靠质量！只有走质量经济之路，中国经济才能保持良性的可持续发展。
所谓的“质量经济”，概括地说，即是“质量”的构成不单是产品本身，同时还包含着产品质量对产品销售、顾客利益、社会利益的潜在影响，具有社会性和经济性。审视当今中国现实，我们已经进入“质量经济时代”。
今年是国务院颁布《质量振兴纲要》15周年，中国经济和社会至今又发生了很大变化，质量问题已不再是单纯的产品和市场问题，它已延伸到政治、社会甚至文化的各领域，因此，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质量”的内涵，用新思维，新理念，探索“质量强国”的新路径。
——编者
中国质量万里行
文/本刊记者 宿希强
“要全面提升产品质量。引导企业以品牌、标准、服务和效益为重点，健全质量管理体系，强化社会责任。切实加强市场监管和诚信体系建设，努力把我国产品质量提升到新水平。”
——温家宝
2010：中国质量振兴新起点
以1996年国务院制定《质量振兴纲要（1996年－2010年）》为标志，中国质量振兴的大旗已经高举了15年。15年来，《纲要》推动并见证了中国经济的腾飞，也使中国走上了一条具有特色的质量发展之路。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成为“十二五”主基调的今天，中国的质量发展、质量振兴之路该如何走？质量事业如何助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2010年，注定是承上启下之年。
各省市“质量白皮书”纷纷亮相
2010年上半年，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各省市不约而同地纷纷开始发布质量白皮书。7月8日，江苏南通首次发布了质量白皮书《2009年全市质量报告》。7月6日，湖北十堰市质量技术监督局以十堰市实施质量兴市战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名义，发布了《2009十堰质量状况》白皮书，这同样是首次……更早之前，山东、河南、河北、辽宁、广东、福建、上海等省或直辖市也分别发布“省级”和“市级”的质量白皮书。
质量白皮书的频频发布似乎在释放一个信号：总结《质量振兴纲要》实施15年来，质量兴市和质量兴省的阶段性成果，为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北京大学质量与竞争力研究中心副主任杨钢对质量白皮书的争相“破冰”评价：“难能可贵”。质量白皮书的出现说明地方对质量事业的重视已经走入自觉阶段，这既是对质量战略的现实盘点，更是在书写中国的质量史。
从另一个角度看，质量白皮书的出现彰显了地方质量事业的自信。“白皮书的特点是，客观、真实，敢于评价自己是自信的一种表现，”有专家评论，其背后是中国质量事业的巨大成就支撑。
不同的阶段，不同的专家对中国质量事业的成就有着不同的视角。2006年，中国工程院院士、质量专家刘源张总结，中国的质量事业在纲要实施的前10年，一是标准化工作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加强。标准化工作在2006年被正式写入了“十一五”科技发展纲要中，被列为国家重大政策之一，从而得到更大的支持。二是名牌战略工作得到社会公认和政府大力推动，也是从2001年国家质检总局发布《实施名牌战略管理办法》、开展中国名牌产品评价工作而开始的。三是质量兴市工作也是在2001年温州质量兴市经验交流会之后才得到了更多市县政府的重视，把质量兴市作为一项经常性的工作。四是2004年，我国发布了《卓越绩效评价准则》国家标准，对我国企业采用先进质量管理方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而武汉大学质量管理研究院院长程虹则从更为宏观的视角，认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质量毫无疑问应该属于这巨大成就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分析：经济总量的不断扩大是我国质量发展的总体标志——GDP是在一个国内生产的最终产品的价值的总值。最终产品，就是所有能够卖得出去的产品。最终产品销售额越来越大，说明中国产品的质量是一直在上升的；进出口总额的激增是我国质量发展的国际化水平标志——中国所有出口产品，都是达到出口目的地国严格质量标准的，中国的进出口检验，特别是出口检验水平质量标准不低于美国；出口产业结构的优化是我国质量发展能力提升的标志——进入WTO以来，中国高技术产品年均增速高达36.8%，是世界整个结构调整份额的近5倍。中国有多个产业在世界排名第一，电子信息设备、钢铁、家电，这些技术含量比较高的行业我们都世界排名第一；名牌产品的市场份额扩大是我国质量发展的结构性标志；质监机构与体制的不断改革是我国质量发展机制能力的重要标志——我们研究的结果证明，美国的质监结构一直到现在都在快速变化，中国的质监机构也在不断优化和调整；技术机构规模的扩大是我国质量发展技术能力提升的标志；第三方认证的普及是我国质量信用水平提升的标志。
“美国人非常羡慕中国政府对质量的整体推动，我们的质量宏观管理上面，已经比较成熟地开始质量兴省、兴市、兴县，构建全社会的质量运行格局，这种机制能够调动起方方面面的积极性，让政府的各有关职能部门都按照质量这个主题来开展自己的工作，而且质量兴省、兴市、兴县都确确实实是政府的一把手工程。”程虹说。
质量振兴：政府部门处于核心地位
《质量振兴纲要》实施15年来，成就不可谓不巨大，但与此同时，问题同样不少。国家质检总局质量管理司司长孙波曾这样总结：“总体上，质量提升的速度慢于数量增长的速度，还没有实现速度、质量、效益三者的协调发展。”
近年来频频出现的质量安全事件，如产品质量领域的三聚氰胺事件，工程质量领域的“楼脆脆”、“楼倒倒”之类，已经使公众对中国的质量成色产生了怀疑。宏观来看，这些问题的出现与同期爆发的各种社会问题一样，是处在转型期、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艰难转身的结果。但重要的是，中国的质量之路是不是也到了需要再审视的时候？在中国经济、社会全面改革的大背景下，如何使中国的质量事业少走弯路？中国的质量振兴之路如何走得更快更好？这就需要寻找阻碍中国质量事业发展的真问题。
三聚氰胺事件也好，“楼脆脆”、“楼倒倒”也好，问题的根源出在哪里？学界对此的看法并不统一。有专家认为，政府监管、措施不力是主要原因。也有专家把板子打在企业身上，认为缺乏诚信和认真，是中国质量问题的“癌症”，也有人认为中国的消费者对假冒伪劣“太宽容”等等。著名质量管理专家杨钢在接受中国质量万里行采访时表示，从质量宏观管理来看，政府部门在中国质量事业的发展中处于核心地位。
中国质量事业最鲜明的一个特点是，“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动，《质量振兴纲要》就是由国务院下发到各级政府，利用行政的力量强势推动。这种中国特色的质量宏观管理的路子高效、直接，一直备受推崇。
程虹认为，中国质量发展的特色之路就是政府宏观管理下的市场驱动。“中国这几十年的质量进步毫无疑问是由小平同志所倡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的，但同时，我们走了一条与美国不一样的道路，那就是我们非常强调政府的宏观管理，所以我理解国家质检总局作为国务院的行业主管部门，如此强调质量宏观管理的原因所在，这就是中国质量发展的DNA。”
但在杨钢看来，政府对质量的推动和监管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在于，这种推动和监管没能与时俱进。他建议，第一，政府部门要进一步清晰中国质量的战略格局与有效的保障机制，从全球发展与国家竞争的势态以及中国制造和中国品质的视野与大格局出发，研究中国的质量竞争力地位，借鉴日德以质量创造全球竞争力的最佳实践，制定国家质量推进战略，修订《纲要》，作为“质量立国”的指导思想。第二，政府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对先进质量管理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整合全国高校及民间研究机构的力量，遵循质量本身发展的内在规律，不能过多地依靠行政法规和执法手段，高高在上地“监督管理”，而造成专业精神和服务意识缺失。第三，进一步“立法治市”，科学决策监管体制建设，监管中心要下移，政府监管人员不能当“救火员”，更不能摇摆在“行政”与市场之间，“工作商业化”、“政府做生意”。
程虹认为，质量问题并不是孤立的，中国的质量事业应助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转变经济方式的本质是：以质量拉动经济发展，以质量衡量经济发展。新形势下，政府应建立符合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宏观质量管理平台。他提出，要建立市场、政府、社会三方共同监管，以人民满意为基础的宏观质量管理机制。其中市场监管是指，市场中的盈利性机构，依靠充分的竞争，通过质量的检测或认证，对质量的供应方构成事实上的监管；社会监管是指一些非盈利的社会组织，从事的对质量监管的行为，如：消费者自己成立的维护消费者权益的组织；政府监管是指行政机构依靠所制定的法律或行政规章，主要对市场经济中的企业质量进行直接干预的行为或规则。
同时，政府要协调构建大质量工作机制，明确各部门实施质量工程项目，把同一对象的分段监管变成不同对象的全流程监管，建立以质量为核心的业绩评价。
“中国的质量问题不是技术问题，而是缺乏诚信和认真的问题。”
7月23日，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毅中公开表示，最近发生的一些食品安全事件以及年初个别出口家电产品质量信誉事件都表明，一些企业质量意识、诚信意识不强，质量管理体系不健全，后果严重，教训深刻。下半年，中国将全力推进质量品牌建设。“必须把提高产品质量作为关系民生、拉动消费、扩大内需、增强国际竞争力的一项长期任务，认真贯彻落实有关法律法规，严格管理，持之以恒。”李毅中说。
“中国的质量问题不是技术问题，而是缺乏诚信和认真的问题。”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迄今唯一的国际质量科学院院士，中国质量管理领域的开创者和奠基人刘源张，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其中，在质量监督管理方面，中国有世界独一无二的制度——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资料显示，从1984年第4季度起，全国出现了部分工业产品质量下降的趋势。到1985年上半年，全国主要工业产品质量稳定提高率同比下降了11.6个百分点。对此，原国家经委组织有关部门成立了16个质量调查组，开展了产品质量大检查。
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的朱镕基，代表国家经委向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了《关于扭转部分工业产品质量下降状况的报告》，措施之一便是实行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制度。1985年9月，这项制度正式确立。同年10月31日，国家经委向社会发布了第一号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公报。自2001年4月起，由国家质检总局主管此项工作。
1980年6月，刘源张关于开展“质量月”活动的提议被国家经贸委采纳；1999年，全国第二次质量工作会议召开时，刘源张在京西宾馆给时任国家总理的朱镕基写信，要求设立质量工程师职业资格，获准；2007年，他得知中国食品安全问题在海外受到非议，立即上书吴仪副总理反映情况。
“中国制造的产品质量总体水平是好的，而且在逐年提高。其中机电产品接近世界最好水平；电子产品，尤其是家电产品已经达到了世界最高水平；纺织、轻工产品也很不错。中国的产品堪称‘价廉物美’。”刘源张说，“与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是排头兵；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与主流水平相当。但中国产品有一个通病，就是‘三性’不尽人意。”
刘源张所说的“三性”，即一致性、稳定性和可靠性。首先是一致性难达到，很难做到同一厂家生产的大量产品质量一致；其次，稳定性较差，在分批交货中，更为明显，第一批货还可以，第二批货就差点，第三批货用户就无法忍受；三是可靠性较差，性能不稳定。
究其原因，刘源张一针见血地指出：缺乏诚信和认真，是中国质量问题的癌症。
“像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其实国外也都出现过，美国大概发生在100年前，日本发生在50多年前。而美国、德国、日本的质量问题都走过了不同的道路。”刘源张分析。
美国最早的一批工人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来自欧洲的移民。他们既无财产，也无文化。但是，美国大力推行标准化生产，科学家精心研究标准流程再加以推广。而美国产业工人经过了四代人的更替，用血和泪认识到了不遵守标准的代价：小则丢掉工资奖金，大则丢胳膊丢腿。现在的工人已经是非常娴熟的产业工人，按照标准化生产，一丝不苟，保证了产品质量。
德国则是工匠精神的传统使然。现代工厂之前是作坊，而作坊之前是工匠。工匠精神是德国制造的精髓。譬如，做鞋的工匠，他会在鞋上钉上一个本家族的姓氏标牌，其实就是最早的品牌意识。过硬的产品质量象征着家族的荣誉，容不得半点马虎。
日本作为一个岛国，资源非常匮乏，国民对资源特别珍惜，对质量的追求简直到了极致。“一辆汽车下线后，会摆放在一边，要求厂内工段长以上的人带着放大镜去仔细查看。一旦在某处发现瑕疵，立即插上一面小红旗予以标识。”刘源张说，“日本人对产品质量的要求几乎可以用苛刻来形容。”
据东京商工调查公司去年8月12日发表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日本创建时间早于100年前的长寿企业已经达到了2万多家，最老的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寺院建筑的金刚组公司，始建于中国隋唐时期，已超过1400多年。而这些企业长寿的秘诀之一就是在质量要求上的认真与诚信。
“质量是中国的生命，企业必须认识到这一点。产品的质量必须要用心来完成。只有以质立世，才能成就品牌企业，也才能成就品牌中国。”刘源张说。
质量经济是“中国创造”的关键
——访北京大学质量与竞争力研究中心副主任杨钢
中国质量万里行
文/本刊记者 汪仲元
“中国创造”的概念不知不觉中已成为新的口号。“创造”取代“制造”似乎已是大势所趋。但与此同时，美国在2009年下半年提出重振美国制造业，曾经的虚拟经济倡导者在回归传统经济模式的路上率先迈步。而中国的“创造”之路刚刚起步，路在何方？
质量经济新思维的积极倡导者，美国质量管理大师克劳士比的中国弟子，北京大学质量与竞争力研究中心副主任杨钢先生在日前接受本刊采访时表示：即使“中国创造”能在未来成为现实，“中国制造”在现阶段来说，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中国的优势，但急需提高的是质量。尤其是质量因素，不管是“创造”还是“制造”，质量都是关键。近年来，“质量经济”成为了一个新的热点名词，在现有的制造业中挖掘“质量经济”的新增长点，提高中国产品在全球范围内的美誉度和地位，可以说是当务之急。也是贯穿两个模式的不变真理。
美国意图重振制造业，一场打击中国制造业的战争悄然开始
杨钢先生列举了美国奥巴马政府在上台伊始提出的重振美国制造业的口号，他认为，在中国意图摘掉“世界工厂”、“中国制造”等帽子大踏步向创造前进的时候，美国却反其道而行之，大打制造牌，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场战争的开始，美国从传统的负债经济模式力图转向出口和制造业经济模式。并在争夺传统制造业上向中国进攻，中国欲丢弃的，美国却正要拾起。
国际市场上日本和中国的产品分别占据了两端，高端多由日本出产，而低端和廉价品多由中国制造，国际分工如此，已经是一个公认的事实。针对这种情况，美国分别采取两头打击的战略，丰田的质量事件正是美国在背后操纵的大手笔，而中国铺天盖地的出口商品，美国应对起来略显麻烦，于是转从汇率上做文章，促使人民币升值，打压中国出口，以降低中国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如何理解人民币升值导致出口下降？举例来说，假设人民币升值之前对美元的汇率为1:8，中国一件货品出口到美国的价格是10元人民币，相当于1.25美元。也就是说美国得到这件货品的价格是1.25美元。而在人民币升值后，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1:7，货品价格不变仍是10元人民币，但换算成美元就变成了1.43美元，在质量无变化的情况下，美国购买这件货品需要多付出0.18美元，那么中国出口货品的竞争力自然就下降，出口被迫减少。
“质量经济”是反击和自我提升的双赢选择
在目前的世界经济格局下，对美国的汇率招数中国办法不多，但也绝不是束手待毙。美国可以赢下汇率战，但另一个影响出口的关键：质量战的成败可以取决于我们自己。这也是针对美国发动的进攻最好的应对办法。
中国制造业一贯是以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取胜——在充分利用本国劳动力优势的基础上，降低商品成本，从而达到增加出口竞争力的目的。但随着社会文化和意识的进步，低廉的劳动力越来越难以取得，新一代的年轻劳动者越来越懂得主张自己的权利，甚至不惜与雇佣者发生矛盾和冲突，发展到极致就突出表现为富士康近期的悲剧。
此路渐难，彼路尚在。在现有貌似已经固定的经济模式中再挖掘新的质量经济增长亮点，是一条可行也是唯一的道路。中国的质量兴国意识早已有之，1995年提出的《质量振兴纲要》一度让具有质量意识的人们激动不已，但15年过去了，质量兴国之路依然漫长。
对比中国，世界经济诸强一直将质量问题视作生死大事，以举国之力规划质量战略和策略，不管是政府还是普通公民都极其重视。杨钢先生在此举了两个小例子加以说明：日本质量专家曾经获得天皇的接见和颁奖，在日本，这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誉。而在美国，布什总统曾经因故无法出席一次国家级别的质量会议，拟让副总统代替，顿时引起舆论一片哗然，认为这是给国民一个忽视质量的负面信号，不得已，布什总统还是按原计划出席了会议。
杨钢先生认为，虽然这是一个方面的例子，但反映出的是以日美为代表的经济诸强对质量的高度重视。
对手已然备战多年，中国的质量经济即使从现在才开始起步，也应该抓紧时间，晚动手也好过不动手。数据统计，中国制造业的利润平均为3%〜5%，最低仅为1%，纯粹是以数量取胜。如果美国成功遏制中国的出口，数量优势也就不复存在，那么中国现有制造业将面临一个极大的困境。
但即便如此，中国仍然不必为制造业的前途过于担心，多年来积淀的市场和印象，使得中国的低端制造地位暂时无人能够撼动。美国的国家战略实施起来也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何况中国一旦退出低端制造业领域，由谁来接班也是一个问题，世界需要“世界工厂”，现阶段的中国，仍然是这一角色的最合适承担者。但世界经济形势瞬息万变，我们不仅要看到眼前，更要看到未来的长远发展之路。
“我们身处的是一个世界性的经济体，未来的质量，将不止是‘最好能有’而已，质量将是进入市场的基本条件。管理层将必须促使质量成为公司文化的一部分，并使其成为日常的工作。”克劳士比先生的这一段话恰恰是中国未来的质量解决之道。而杨钢先生也认为：与欧美日相比，我们的企业缺乏全球化战略格局思维，缺乏技术和专利，资金、人才和能源资源严重不足，加之西方列强仍未摆脱“冷战思维”，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曲解和指责者多，极大限制了“中国制造”的国际生存空间，与国家的形象严重失衡。但有一个捷径，既可以得到认同和帮助，又可以为消费者、股东和员工带来价值，那就是——质量突破。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崛起之路，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品质”，从“质量管理”到“管理质量”。
杨钢先生的概念中，质量是一个理念问题而不仅是技术问题，质量是理性的，不多也不少；质量应该是预防，而不是检验和设计；质量就该零缺陷，每个环节都不应接受上一环节的缺陷，既不制造缺陷，也不传递缺陷；质量要从政策、系统、能力、文化全方位提升，深层次接受。
质量决定的“中国品质”正是“中国创造”的核心，也是对中国创造的要求。质量概念的运用之所以被独立成为“质量经济”，就在于良好地“管理质量”，能够从现有的利润空间中再辟蹊径，将之前隐藏在身边，没有被重视和发掘的“看不见的”利润找出来，减少因质量不过关而浪费的成本，提高产品美誉度，乃至重塑中国产品在世界上的形象。最后一点实现起来在现在看还比较遥远，但是杨钢先生认为，这是质量经济一旦落到实处的必然结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创造”也就是广义的“中国制造”中的一部分，当然，是优良的那一部分，所以，提出什么样的口号其实并不重要，“中国制造”同样可以再塑金身，改头换面。需要创造的是制造品中蕴含的品质，很遗憾，现阶段的中国制造产品，大多数并不具备这一点。
“以人为本”是保持“质量经济”健康发展的要素
在这里，杨钢先生着重提到了一点，也是他想给“质量经济”加的一个前提：无论在什么样的经济模式中，最基本的构成因子——人，他们的需求都不应该被忽视。
关于忽视这一点造成的危害，欧美国家在早期的发展中已经尝到了苦果。在统计学的概念里，一个过程中，造成不稳定的因素是什么，就应该消除什么，以保证该过程的正常运行。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生命和喜怒哀乐的人就是这个过程中最易出现偏差的因素。所以，在某些质量管理理论看来，应该把人的偏差降到最低，将人当做机器使用。
实际上，这个曾经在最初起到了一定效果的理论最终被证明是不可取的，因为人是社会人，有大量的需求。抛开他们的正常思想感情只强调人作为零件的功效性，势必导致矛盾的出现。发生在现代高压力企业员工身上的一系列悲剧已经揭示和放大了这一问题。
质量经济不能重蹈西方的覆辙，以人为本的概念应该贯彻始终，只有这样，才能称之为健康的质量，和谐的经济。
质量决定生死，质量是国际经济竞争的必争制高点。在西方灌输给中国企业的标准为王，管理圣经等一系列观念或失效，或让人无所适从之后，最应该也是最好理解的管理质量应该成为中国经济牢牢把持的方向舵。中国企业界在“六西格玛”等概念破产之后，对一切都表示出怀疑，但也不应矫枉过正。同样是源自西方的质量兴盛之道是身边一块实实在在的石头，摸着它过河，是向“中国品质”和“中国创造”道路上迈进的稳妥保障。“中国创造”应该是质量和品质而不仅仅是产品和利润。
全面质量管理没有过时
中国质量万里行
文/吕晓冬
这些新的管理手段和理念是全面质量管理在新的历史时期、新的经济条件下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对全面质量管理的创新和发展。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国开始引进并大力推行全面质量管理以来，全面质量管理活动在我国已经走过了整整30个年头。
经过这30年的积极推广和应用，我国的全民质量意识普遍增强，企业质量管理水平明显提高，产品质量整体水平有了很大改善。
企业质量管理陷入茫然
但是，随着近几年新的质量管理技术和方法层出不穷，许多企业认为全面质量管理现在已经过时，他们逐渐把目光转向了那些新的质量管理工具和方法，希望找到一把解决质量问题的万能钥匙，一会儿搞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一会儿引入六西格玛管理，今天学习精益管理，明天又开始导入零缺陷管理……每日里疲于奔命，陷入了追逐流行的泥潭。似乎只要掌握了这些最新最流行的质量工具就可以让质量水平一步登天了。
那么，结果真的如此吗？全面质量管理真的过时了么？全面质量管理和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六西格玛管理、精益管理、零缺陷、卓越绩效模式等这些新的管理手段和理念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全面质量管理适合当代需要
首先我们先了解什么是全面质量管理。ISO对全面质量管理（TQM）的定义是：“一个组织以质量为中心，以全员参与为基础，目的在于通过让顾客满意和本组织所有成员及社会受益而达到长期成功的管理途径。”
通过该定义，我们不难看出全面质量管理的几个重要特点：
以“质量”为中心。首先它要求无论是企业高层管理者，还是普通员工，都必须树立“企业要以质量为根本、以质量为生命”的观念，具有强烈的质量意识。其次企业的发展不但要建立在以满足顾客要求基础上，同时还要积极肩负相应的社会责任。
“三全”管理。即全过程、全员、全面质量的管理。全过程的质量管理是指对产品质量形成的所有过程进行管理。
产品质量控制、质量改进不仅仅局限于生产过程，还包括市场调研、产品设计、原材料采购、产品检验、销售及售后服务等全过程；全员的质量管理是将质量责任落实到上至高层管理者，下至普通员工的所有人，每个人都要承担质量相关的权利和责任；全面质量的管理指大质量的管理，它包括两层含义：首先质量不仅指产品的固有特性质量,还包括交期、售后服务、工作质量等；其次企业不但要满足顾客要求，还要履行社会责任，提高经营质量和绩效质量，满足股东和社会相关方的要求。
持续改进。企业要想达到长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必须要不断地改进自身整体业绩。通过建立系统的方法和机制，形成适合自身发展的质量改进模式。
全面质量管理起源于美国。后来，日本从美国引进全面质量管理，他们结合本国实际情况，通过开展质量管理小组的形式，使全面质量管理活动迅速发展起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引起世界各国的瞩目。
近几年，随着市场国际化、经营的多元化和技术高新化的趋势，以及以计算机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为企业实施全面质量管理提供了新的更加先进的工具和手段，丰富了全面质量管理的内涵，形成了更为系统的全面质量管理理论。
综上所述，全面质量管理是质量管理发展的最新阶段，它强调以科学的系统的观点为指导进行全面综合治理，以质量为核心开展组织的经营管理活动，并强调不断改进过程质量来达到不断改进产品质量，从而不断满足并超越顾客及社会的期望。
新质量管理模式的内涵没有改变
那么，全面质量管理和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六西格玛管理、精益管理、零缺陷、卓越绩效模式等这些新的管理手段和理念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首先，全面质量管理是这些管理手段和理念存在和发展的理论基础。
从以上的讨论我们得知，全面质量管理是现代企业管理理论的一项重要内容。全面质量管理提出的“全面的质量”的概念、持续改进以及质量需要全员参与的思想都为后来的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奠定了理论基础；另外，全面质量管理中的PDCA质量环、七大质量工具、关注顾客满意等思想，都可以在包括六西格玛管理、精益管理、零缺陷在内的质量理论中找到它们的身影。还有，卓越绩效模式中强调要关注企业整体经营业绩和质量也是从全面质量管理发展而来的。所以说，没有全面质量管理做理论基础，也就没有现在这些新的质量理念和手段。
其次，这些新的管理手段和理念是全面质量管理在新的历史时期、新的经济条件下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对全面质量管理的创新和发展。
它们在许多方面反映了全面质量管理的思想，但是它们也仅仅是全面质量管理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同时，这些新的管理手段和理念又是全面质量管理具体应用和实施的载体。全面质量管理是一个企业“达到长期成功的管理途径”，但成功地推行全面质量管理必须要有一个完善的管理体系作为基础。对大多数企业来说，利用ISO9000系列标准建立质量管理体系是开展全面质量管理工作的一种最有效的方法与手段。通过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能够使企业形成稳定的适合自身情况的组织结构、过程和资源，从而为企业有效地进行全面质量管理提供保证；通过卓越绩效模式更是将全面质量管理的内涵进行具体化和条理化，为企业不断追求卓越提供了可供实施的管理框架和具体要求；另外通过零缺陷的导入，可以帮企业制定和分解合理的质量方针和质量目标；而六西格玛又可以为企业提供一条有效的以项目管理为形式的持续改进的方法，它具有直观的可量化的目标评价手段；另外，SPC、DOE等统计技术又为企业了解现状，制定目标提供了有益的帮助，使得决策更加科学。这些管理手段和理念都是实现全面质量管理的有效手段和根本保证。
总而言之，质量体系认证、六西格玛管理、精益管理、零缺陷、卓越绩效模式等这些管理手段和理念其内涵还是全面质量管理，只是表现形式不同、具体实施中的侧重点不同，它们是全面质量管理发展的过程中对自身的不断补充和升华。所以不管是推广卓越绩效模式、开展六西格玛管理，还是导入零缺陷活动等，始终都是围绕着全面质量管理工作展开的。
关注形式更要注重实效
目前在实施全面质量管理过程中，许多企业存在着一些错误的认识和做法，主要表现如下：
首先，对全面质量管理的理论断章取义，一知半解，没有深刻理解全面质量管理的内涵与精髓。有些企业错误地认为全面质量管理就是对产品全检，还停留在仅仅靠检验来把关的操作层面上，导致质量问题层出不穷、重复发生，质量问题得不到根本上的解决。
有些企业则认为全面质量管理就是学会排列图、因果图，学会统计控制就可以了，结果由于缺乏系统的理论支持和科学的规划，导致图表报告列了一大堆，实质问题没触及到，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成果却微乎其微，最终是不了了之。
其次，只关注形式，不注重实效，实际运作中“两张皮”现象严重。一些企业将全面质量管理只挂在口头上，写在文件里，说一套，做的却是另一套。
先进科学的理论不能有效地指导实践。不苦练内功，甚至为了拿荣誉证书不惜在工作中弄虚作假，把质量管理活动当成“面子工程”，这些是不能真正发挥全面质量管理的作用的。
还有一些企业在实施全面质量管理中急功近利，不扎实做好基础工作，遇到困难不是积极找原因，而是一味地否定全面质量管理理论，继而又去寻找新的“质量万能钥匙”，这样做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了极大的冲击，也让我国的制造业一度陷入了困境。但同时，我们应该认识到，这次危机也给我们带来了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
在这个历史性的关键时期，通过推行全面质量管理，提高质量水平，调整经济结构，走质量效益型道路，以达到扩大出口、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的目的，也是增强综合国力和竞争力的必然需要。所以，我们说全面质量管理不但不过时，并且是我们目前必须要大力推广实施的。
（作者单位：河南省南阳市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
“质量经济”理论
美国质量管理专家朱兰和费根鲍姆等人提出的新的管理理论。主要揭示产品质量与组织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关系。并通过财务手段，发现和测算由质量问题导致的成本增加，从而组织质量改进。
这种理论认为，“质量成本”的构成包含了产品质量对产品销售、顾客利益、社会利益的潜在影响，具有社会性和经济性。
而传统的质量成本核计，只包括生产组织过程中的不合格产品和产品的其他损失（如运输成本），忽视了生产组织系统的低效率所造成的损失以及由顾客满意度下降产生的损失。
为了与传统的质量成本相区别，就把这种质量成本概念，称为“质量经济”。这是最新的一种有关质量管理的理论。
“零缺陷”质量管理
菲利浦·克劳士比（Philip Crosby），被美国《时代》杂志誉为“本世纪伟大的管理思想家”、“品质大师中的大师”、“零缺陷之父”、“一代质量宗师”。是他开创了现代管理咨询在质量竞争力领域的新纪元。在半个多世纪的质量管理文献中，克劳士比是这个领域内被引用得最多的作者之一。克劳士比的著作被公认为是质量与管理科学中最好的著作。哈佛商学院、沃顿商学院、耶鲁大学的管理学院等专门开设了“克劳士比管理哲学”（Crosbyism）课程。由于率先提出“第一次就做对”理念，掀起了一个时代自上而下的零缺陷运动。
六西格玛时代的质量成本管理新理念
传统质量成本理论产生于20世纪五十年代的质量管理3σ（西格玛)时代。随着质量管理六西格玛时代的来临，传统质量成本理论已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六西格玛质量管理实践中提出的劣质成本概念，代表着现代质量观。它扩展和延伸了质量成本的内涵和功能，把质量管理推进到新阶段，给我们带来了新理念。
“卓越”成为欧洲的质量新理念
欧洲质量基金组织（ＥＦＱＭ）是一个非营利性的以促进欧洲国家产品和服务“在全球竞争中获得优势地位”为主要目的的欧洲会员性组织。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该组织在借鉴发端于美国的“全面质量管理”理念的基础上提出了“卓越”这一新的质量理念，并将这一理念运用于欧洲质量运动中。目前，“卓越”作为一种质量领域的新精神在欧洲各国获得普遍接受，并传播到美国和日本等地。
日本的“今日品质管理”观念
上世纪末，日本企业放弃往昔对品质僵硬要求的高标准，导入TQM（今日品质管理），从而保持了本国产品的高品质和竞争力。
“今日品质管理”强调的是缺点及错误的预防，而过去强调找出并改正缺点及错误。此“嵌入式”（building in）的品质观念相对于旧式的“检验式”（inspecting）品质观念，是品质保证的新主流。而戴明（W. Edwards Deming）则是倡导这种品质预防理论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在二次大战后协助日本改善品质及生产力，让日本人终于享有严苛品质管理的盛名，但日本人似乎一直到20世纪结束前才落实这个道理。
质量强国 正在路上
——维权成本过高折射质量振兴之路艰难
中国质量万里行
文/本刊记者 李 颖
细细数来，从1996年12月24日至今，《质量振兴纲要》已经伴随着中国的经济社会走过了15个春秋。正是这份《纲要》，画出了中国质量发展的路线图，成就了我国产品质量、工程质量、服务质量的巨大发展。15年来，我们可喜地看到，我国全民质量意识和企业质量管理观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企业管理水平和整体素质显著提高，培养造就了一批质量管理的专业人才和专家队伍。
然而，中国的质量振兴事业远没有到可以松懈的时候，我们依然走在建设质量强国的路上。究其根源，我们不难发现影响中国质量事业的一个突出问题，便是违法成本与维权成本之间的矛盾，即在我国普遍存在着违法成本低，而维权成本高的现状。
中国消费者为何甘愿吃“哑巴亏”
据一项数据显示，同是消费者起诉经营者，中国消费者平均胜诉可以获得1000元人民币（约合不到200美元）赔偿，而美国消费者拿到的平均赔偿是35万美元。而更令奸商们开心的是，中国因为不鼓励集团诉讼，被诉概率通常不会大过千分之一，相对欺诈获取的暴利来说就是毛毛雨。
自1986年的3月15日起，中国消费者协会便开始举办一年一度的“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宣传咨询服务活动”。也正是从那一天起，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进入了一个法治化的时代，许许多多权益被损害的消费者受到了法律的保护。
然而无法否认的是，虽然背靠法律和消费者协会这两棵大树，大多数的消费者在维护合法权益时，依然是那么艰难、那么无奈。中国消费者平日里买到假货，依然只能甘愿吃“哑巴亏”。
以近段时间以来，电子产品的退货遭遇的“包装门”为例。商家规定，如果消费者在退货时不能提供完整的包装，那么商家将收取一定费用。这条规定似乎已经成为了行业潜规则。而对于这条看似不公平的退货规则，又有多少消费者对这项潜规则提出了异议？
还记得多年前，“杨连弟诉四大牙膏广告涉嫌违法宣传案”吗？消费者杨连弟向法院请求判决牙膏厂商退货并赔偿精神损失1元钱。为了使法院支持自己的诉讼请求，杨连弟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四处奔波获取证据，他诉讼支出的费用远远超过他的诉讼请求。这则维权案例由于具有公益诉讼的性质，提出的问题也与广大消费者的切身利益有关，所以曾引起过媒体和社会的广泛关注。
小到几元的食品，大到万元家用电器，消费者在购物过程中遇到假货的几率不知道有多大。但是在很多时候不是受到太大侵权的情况下，大多数的消费者吃亏以后都放弃维权。究其原因，是维权的成本太高使然。曾有消费者买到劣质食品后，仅检测费就花去上千元，最后却只得到几十元的赔偿。
消费者为了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付出与回报不成比例，使维权俨然成为鸡肋。长此以往，消费者的权利并不能够得到切实的维护，维权的热情也会大打折扣，维权的结果基本上成了赔本赚吆喝。
除了金钱这种经济成本明显过高外，还有一种成本，即时间成本也是消费者在维权过程中的不能承受之重。有的纠纷本来是很小的诉讼，消费者却要超过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得到结果或者根本得不到结果。维权成本如此之高，消费维权过程如此之难，这令许多消费者望而却步。
同时，随着商品中高科技含量不断提高，消费者举证的能力越来越弱。而谁主张、谁举证的法律原则无疑在无形中给消费者维权增加了一个坎，比如鉴定，费用要由消费者自己垫付，消费者往往因为无法举证或举证不力而败诉。沉重的举证责任，让有心讨回公道的消费者望而却步。而在国外通行的做法是，消费者举证责任倒置，这大大降低了消费者的举证责任。也只有这样降低消费者维权的成本才能实现消费者遇到侵害时可以主动揭发，而不是一个又一次的忍气吞声。
不法企业为何不惜铤而走险
纵观历史进程，我们不难发现，从人类社会的产生一直发展到今天，假货在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都存在，但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社会像目前的中国一样，假货无论在宽度高度或深度上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阶段。
记得曾经在某家论坛上看到过这样一段文字，而高人又给这段文字起了一个极具讽刺性的题目，叫做“中国人幸福的一天”。“早上醒来，先用二甘醇超标的田七牙膏刷牙，再用发臭的蓝藻水洗脸，给儿子冲一瓶添加三聚氰胺的三鹿奶粉，自己喝杯黑作坊的豆浆，吃几个硫磺熏白了的馒头，就点儿废旧油漆桶里腌的榨菜。中午跟同事一起到肯德基吃顿苏丹红炸鸡，喝了杯苯超标的可乐。晚上和朋友出来，到新开的菜馆吃顿地沟油炒的菜，来一盘避孕药催大的香辣鳝鱼，再来一盘臭水沟捞来的麻辣龙虾，还有个农药高残留的清炒菠菜，老板上一杯重金属超标100倍的碧螺春茶，再喝点含甲醛的啤酒。回家要睡觉的时候，被刚装修完的赠品甲醛呛得眼泪直流，只好把脑袋蒙到黑心棉被子里。想起房子还有40万贷款加利息，辗转反侧到天半亮都没眯。找安眠药吃了半瓶也没用，含在嘴里，哦，还好是糯米粉……”
“中国人幸福的一天”，看似只是一则笑话，但细细品来，我们都不得不承认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假货在当今中国状况。
目前，我国“消法”仅规定双倍赔偿，消费者浪费了无数的时间和精力去维权，最多不过是得到“退一赔一”的处理结果。对消费者来说维权意味着高投入低产出，对造假者来说造假意味着低投入高回报低风险。
于是乎，造就了消费者“算了”的心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给了不法分子无限的生存空间。而国外是用惩罚性赔偿制度制约经营者，令其不敢违法，否则一旦被发现，就是重罚。所以，解决维权成本与违法成本之间的矛盾，就要进一步完善惩罚性赔偿制度，惩罚性赔偿的数额应该大大高于不法商家所获得的利润。如果做到假一赔十，假一赔百，不法厂商在造假前恐怕就不能不有所顾忌了。
在美国，一位消费者花4000美元买了辆汽车，购买时商家说没有喷过漆，消费者后来发现是重新喷过漆的，就以欺诈为由提出索赔100万美元，最后法院裁定赔50万美元。这个赔偿是购车价格的120倍。试问，如果消费者的维权渠道能够通畅，如果经营者侵权面临重罚的风险，谁还敢制定不公平条款，谁还敢侵害消费者权益？
马克思说过：当利润达到10％的时候，他们将蠢蠢欲动；当利润达到50％的时候，他们将铤而走险；当利润达到100％的时候，他们敢于践踏人间的一切法律；当利润达到300％的时候，他们敢于冒绞刑的危险！
近年来，假冒伪劣药品、食品害人的事件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线中，但是执法机关对此类事件的处罚，并不能起到杜绝的效果。违法者甚至可能被抓到了也不怕，在某地受罚，又换个地方继续做。他们都是懂法的，懂法的人在犯法，因为他们知道成本不高。
跨国药企研发一种新药，一般需要投入10亿美元左右的费用，10年左右的研发。而在中国，当企业搞定药监局后，换个药名就可以当新药出售。而搞定药监局的成本无非几十万而已，全部也不过大几百万，而且没有什么风险。“郑筱萸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郑筱萸在1997～2006年担任国家药监局局长等职务期间，审批八家药厂的药品和医疗器械过程中，直接或者透过妻子和儿子，受贿649万多元人民币。2001～2003年，他擅自降低审批药品标准，其后被揭发部分药厂虚报药品资料，其中六种是假药。2006年齐齐哈尔第二制药有限公司亮菌甲素注射液事件，以及安徽华源生物药业有限公司“欣弗”注射液事件，导致10人死亡，多名病人出现肾功能衰竭。
最终，郑筱萸咎由自取，被执行死刑，但是他任期内批的“新药”都照样赚钱。不用研发投入就可以发财，自然没有人愿意去搞创新。
由此可见，质量不仅仅关系到百姓的日常生活，更影响到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中国人均投诉率仅为英国的1/30，
政府应鼓励消费者成为市场“清道夫”
消费是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不论这一比喻恰当与否，中国经济这趟时代列车要快速、平稳地前进，用制度为消费维权铺路架桥的现实选择已经无法回避。
然而，如何在现有的社会环境下，解决维权成本与违法成本之间的矛盾，是我们当前亟需考虑和解决的问题。
有什么样的消费者，就有什么样的经营者。如果消费者是锱铢必较的，经营者就必然是相对遵纪守法的；如果消费者是软弱可欺的，经营者就一定是有恃无恐的。消费者是市场的“清道夫”——这是中消协副秘书长武高汉的名言。
从中国和英国人均投诉率对比资料可以看出，中国人均投诉率仅为英国的1/30。英国的产品和服务质量远胜于我国，原因之一便是英国政府制定政策鼓励消费者投诉，旨在发挥消费者净化市场的清道夫作用。所以要解决维权成本与违法成本之间的矛盾，首先应从培养消费者的维权意识入手。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刘俊海认为，保护消费者权益要治本，从消费一开始时就要让消费者免于上当，“要关上水龙头再墩地，开着龙头，水永远也墩不干净。”刘俊海说，现在的消费者不缺维权意识，缺的是维权知识。比如，一个消费者每年都要丢两部手机，只知道丢在出租车上了，但他从来不要票，作为一个成年消费者，这点证据常识都没有，怎么维权？刘俊海认为：“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就像结婚一样，谁也不是专家，但事先多了解，多听别人的意见，成功率还是蛮高的。”
建议：建立最低赔偿金制度等
除此之外，北京汉卓律师事务所律师秦兵建议，在“消法”中增加“国家行政罚款分利制度”，即行政机关将对不法经营者的行政罚款的50%作为补偿款支付给受害者或者举报者。
这样一来，想必全社会打假的积极性就会提高不少。美国百姓之所以爱打消费官司，是因为他们一旦逮到经营者制假售假，收集证据马上起诉后，法院便会罚得经营者倾家荡产，举报人或消费者则会拿到高额赔偿。
同时，秦兵指出，消费者目前遇到的侵权，很多是日常生活中的小东西。东西小，危害不一定小。假药假食品，人命关天，可要较真索赔，就算“赔一罚三”可能也不过几十块钱。“因此，我建议建立一个最低赔偿金制度。”
十几年前，中国出口到美国的爆竹炸瞎一个小男孩的一只眼睛，美国方面提出赔偿500万美元的诉讼要求。后经多方调解，赔了9万美元。就在同一时期，国内一个厂家的瓶装啤酒爆炸，炸瞎消费者的一只眼睛。厂家表示，因为没有相关规定，赔偿肯定不行，但可以对他进行补偿，即10捆啤酒（约合人民币共200元）。
“在欧美国家有最低赔偿制度，比如在美国夏威夷，最低赔偿为1000美元，在一些经济不太发达的州，最低赔偿也达到25美元。这就保证了消费者在受到损害后，有投诉的积极性。”武高汉认为，要解决维权成本与违法成本之间的矛盾，必须建立鼓励投诉的政策，尽快将最低赔偿金制度纳入法律体系，制度要体现对消费者有保障性，对侵权者有惩戒性，对其他经营者有警示性。
消费者权利受侵害诉讼中，消费者利益难以保障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举证困难。消费者往往因为无法举证或举证不力而导致败诉。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吴景明认为，要解决维权成本与违法成本之间的矛盾，应建立一套公正、高效、方便的产品检验鉴定体系，使消费者在发生争议时更容易取得证据。
同时，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如在医疗事故纠纷中，就无需受害人负举证责任，而是应由医院负举证责任，如果医院不能证明它不是医疗事故，就应承担医疗事故的责任。
武高汉认为，消费者投诉的过程就是民主的过程，解决消费者投诉的过程就是法制的过程。培养消费者维权意识、惩罚性赔偿制度、国家行政罚款分利制度、最低赔偿金制度、举证责任倒置等国外好的经验，都应当逐步引入到中国的法律法规中。这不仅仅是为了消费者，也是为了中国经济长远发展。
如何让消费者满意？
——“国家质量奖”引出的话题
应该让广大消费者参与到中国的质量事业中来。政府部门要把消费者对质量的直观感受转化为改进质量工作的重要依据，将消费者对质量的意见转化为改进质量工作的终极目标。“终极目标就是让消费者满意。”
中国质量万里行
文/本刊记者 宿希强
中国质量事业需要全民参与
前国家技术监督局质量司司长郭若虚曾这样评价《质量振兴纲要》取得的巨大成就：“最大的成就应该是促进了全民质量意识的提高。这种质量意识才是中国质量振兴事业发展的基石所在。”
公众强烈的质量意识围绕一条“国家质量奖”的新闻再次得到了验证。7月中旬，《中国质量报》刊文称，为激励和引导企业不断提高质量管理水平，中国将设立质量管理领域的最高荣誉奖——“国家质量奖”。
一石激起千层浪。坊间围绕此话题的讨论热火朝天。知名杂文家刘洪波第一时间撰文表示：“但凡奖项前面冠以‘国家’，这就不只是一个评奖范围的设定，而且具有以国家信誉保证评奖公正、真实、可靠的特性。”
实际上，新闻中已披露——“国家质量奖的推荐、评审和授予除了要遵循公正、公平、公开和企业自愿申请等原则外，另一重要原则是要‘评审、监督、决定相分离’。同时，国家质量奖励委员会、质量奖评审专家委员会、质量奖评审监督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不得交叉任职，不能与申报企业有任何利害关系。国家质量奖工作机构的人员，凡因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收受贿赂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草案还明确，国家质量奖评奖不向企业收取任何费用。相关所需经费通过向国家财政申请解决。”
但这似乎仍不能完全打消公众的疑虑——如刘洪波所存疑的：这些条文会被执行得如何？
“新闻中显示的是，国家质检总局首先完成的是质量奖的程序公正，这展现了政府部门锐意去商业化的决心。”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姚海放认为，“不过，需要提醒的是，关键是落实程序公正，而落实程序又有形式和实质之分，这是舆论存疑的原因。”
此前，“围绕企业的一些奖项都或多或少地笼上了一丝商业色彩，这次国家质量奖的评奖成为国家行为，这是非常好的事情。”杨钢分析，“把质量奖从民间协会的公司性商业运作中解放出来，政府还要进一步提高奖项评选的门槛，毕竟各种民间协会、学会等组织在生存压力之下，要完全去商业化很难。”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姚海放认为，国家质量奖的评选过程、评选依据、评选结果只要完全公开，就足以打消公众的疑虑。“如果评选有任何猫腻，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必然混不过去。”
事实上，政府部门一直在“加强舆论宣传，努力营造人人重视质量、人人关心质量、有利于质量进步的社会环境”。
9月，又是一年一度的质量月。记者注意到，质量月的宣传语已经火热出炉。其中“质量关系你我他，涉及个人与国家”、“全员全过程全方位参与，全面提高质量安全水平”两条宣传语均是呼吁全民参与到中国质量振兴事业中来。
“中国质量事业的确需要全民参与。”一位地方质监局局长对记者表示，首先就是畅通渠道，不能漠视消费者的需求与声音，应该让广大消费者参与到中国的质量事业中来。政府部门要把消费者对质量的直观感受转化为改进质量工作的重要依据，将消费者对质量的意见转化为改进质量工作的终极目标。“终极目标就是让消费者满意。”
消费者怎样才能满意
“要让消费者满意，最基本的一点就是质量安全是可控的，消费者不需要为质量问题过多担忧。”杨钢表示。
而程虹从宏观角度强调：“质量安全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基础。”非安全的质量即是副投入，有效需求的起点是质量安全，保证质量安全是政府基本的公共服务之一。建立科学的质量评价体系，以及建设集成的质量公共服务共享平台，通过政府质量奖引领企业卓越绩效的集成创新，建设各领域实时质量检测的互联网和物联网集成平台，建设基于挖掘网络语义信息的质量决策支持预警平台，是确保质量安全的关键。
在杨钢看来，要让消费者满意，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让“消费者能参与到中国质量事业中来”。他认为国家质量奖作为提升中国质量水平最好的载体，应借鉴日美做法，由国家最高领导人颁奖，以示重视。“我建议胡锦涛主席或者温家宝总理来颁发国家质量奖，以示重视。”杨钢认为，如此“质量强国”的高度，必将唤起国人对质量的热情与追求。“这也是提高质量人地位的一种方式，在中国，目前质量人的地位与他们的位置不匹配。”
杨钢认为，更重要的是，以国家质量奖为契机，唤起公众学习质量管理的热潮。他建议，与国家质量奖对应，可以推出一套质量人才培养战略——
组建“全国质量教育联盟”。整合全国高校及研究机构的力量，建立全国国企党政干部、专业技术与职业技能的人才培养架构，必要时成立或整合一家质量学院，同时进行质量管理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就像美国那样，在中小学即推出“品质生活计划”，因为质量的背后是诚信，所以根基要从娃娃抓起；
把质量加入各级干部的学习目录。建议在各级党校系统增加干部“质量管理”，尤其是政府质量管理的课程，帮助他们加深对服务与流程、效率、效果的认知，进而从行政和控制等简单的思维，提升到战略和“国家竞争力”层面，有助于发挥经济督导作用；
成立中国品质智库，广泛吸收国内的企业人与质量人，及党政干部和专家学者组成“中国品质顾问团”，启动国家级的“质量竞争力指数”以弥补只有生产力指数的不足，设立国际质量专家论坛，定期互相交流，与经济学家互动，丰富对中国经济决策的视角；
建立“质量总监或质量特派员”制度。根据中国的企业管理成熟度现状，参考国际财务总监监管制度以及我国军品产品质量的军代表制度经验，从职业代表和专业道路两个方面发展，对涉及民生民计的产业强制性委派。如此，既可以落实各类组织领导者“质量第一责任人”，建立对中国品质的信任，又能提高质量人员的积极性和成就感；
制定国家注册质量人制度。像注册会计师与司法考试那样，在完整而统一的概念和术语基础上，完善组织形式和人才结构以及标准的衡量与评估、改进方法和工具，用国家注册考试机制整合现存的各种技术层面的质量专业人员，如质量工程师、可靠性工程师、质量审核员等。
在消费者眼中，参与质量事业有看不见的一道门槛。民众参与质量振兴事业建议权不通畅，每一项质量政策出台过程中，民意的表达渠道并不通畅。消费者的维权言行，是企业提升质量能力的最大动力与激励——消费者可以自由地选择产品，可以淘汰那些质量不好的企业。
“需要注意的是，全国各地质量发展的不平衡并不代表公众参与质量权利的不平等”。杨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