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质量万里行杂志

　　“质量月”

　　时间定格在1979年9月1日。初秋的北京已经有了丝丝凉意。全国第二次“质量月”广播电视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如期召开。

　　这是一次完全以质量为主题的大会。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方毅，国务院副总理王震、薄一波、姚依林、康世恩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大会主席台就座。从熙熙攘攘的热闹场面看来，会议规模比上年的第一次“质量月”活动增加不少，除了国务院有关部委和北京市相关部门的一千多位代表来到人民大会堂出席大会之外，全国各地有组织实时收听收看大会实况转播的干部群众逾千万。

　　此时，十一届三中全会落幕仅仅9个月时间，借着改革开放的思想冲动，会场气氛格外热烈。国务院副总理康世恩对第一次质量月以来的工作进行总结。他在讲话中指出，全国第一次质量月活动，对于加强质量管理的基础工作，整顿和提高产品质量，起了很大的作用。“百年大计，质量第一。”康世恩代表国务院号召各条战线再接再厉，乘胜前进，继续大打提高产品质量的进攻战，把我国的产品质量和工程质量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以此为时间节点，可以将新中国60年的质量发展历程一分为二：前30年，为迅速摆脱贫穷而走上了计划经济的道路，意识形态和政治运动是其主要特征，工业化进程一度停滞不前，各类物资依旧匮乏，产品生产连满足基本需要尚且困难，质量更是无从谈起；后30年，通过改革开放，我们逐步摒弃了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走向灵活、高效的市场经济，社会产品逐渐丰富起来，质量一跃而成为社会生活的中心话题。

　　可以说，正是从这一刻开始，中国人的脑海中才慢慢地有了“质量”这根弦。

　　“砸”出来的海尔

　　看到职工们还在观望，他走过去，亲手抡起大锤，对准全新的冰箱砸了第一锤！几位职工也只好拿起大锤开砸。没一会儿功夫，这76台冰箱就成了一堆废铁，很多职工砸冰箱时流下了眼泪，部分女职工甚至哭出声来：“这哪里是砸的冰箱，分明是砸在大家的心里啊！”

　　张瑞敏砸冰箱的故事相信谁都不会陌生。正是这一锤，砸出了员工的质量意识，砸出了“有缺陷产品就是废品”的质量理念，砸出了客户心中的一个世界品牌——海尔。

　　20世纪80年代初，“海尔”还只是一家欠债百万濒临倒闭的集体小厂。1984年12月，34岁的张瑞敏带领新的领导班子来到小白干路上的青岛电冰箱总厂，他是短短一年中被派来的第四位厂长，前三位都已负气离开。当时的冰箱厂亏空147万元，产品滞销，人心涣散。张瑞敏是到农村大队借钱，才使全厂工人过了一个年。

　　当时，冰箱市场供不应求，有人形容“用纸糊个冰箱都能卖出去”，此种情形之下，产品质量并不为大家所重视。像其他大多数企业一样，海尔的质量管理很乱：规定了一等品、二等品、三等品、等外品，甚至还有内部处理品。换句话说，既然所有的产品都有出路，对质量要求就无所谓了。张瑞敏回忆，这个企业过去生产过很多产品，比如说洗衣机、电动葫芦，都是因为质量问题最后被迫停产。

　　1985年的一天，一位顾客来到青岛电冰箱总厂——海尔，想要买一台冰箱，结果挑了很多台都有毛病，最后勉强拉走一台，这让张瑞敏心里很不是滋味。顾客走后，他就派人把库房里的400多台冰箱全部检查了一遍，结果发现有76台存在各种各样的缺陷。

　　张瑞敏把全厂职工叫到车间，把76台全新的冰箱集中在一起，问大家怎么办？大家七嘴八舌，纷纷发表各自的意见。

　　要知道，当时一台冰箱的价格800多元，相当于一名职工两年的收入啊。因此，多数职工提出，“虽然有些问题，也不影响使用，便宜点儿处理给职工算了。”

　　张瑞敏说：“我要是允许把这76台冰箱卖了，就等于允许你们明天再生产760台这样的冰箱。”他大声宣布，“这些冰箱要全部砸掉，谁做的谁来砸！”

　　于是，便出现了大锤砸冰箱的经典一幕。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张瑞敏发动和主持了一个又一个会议，讨论的主题非常集中：“如何从我做起，提高产品质量”。张瑞敏说：“长久以来，我们有一个荒唐的观念，好东西卖给外国人，劣等品出口转内销自己用，难道我们天生就比外国人贱，只配用残次品？这种观念助长了我们的自卑、懒惰和不负责任，难怪人家看不起我们，从今往后，海尔的产品不再分等级了，有缺陷的产品就是废品，把这些废品都砸了，只有砸得心里流血，才能长点记性！”

　　3年后，海尔人捧回了我国冰箱行业的第一块国家质量金奖。

　　如今，海尔在全球建立了29个制造基地，8个综合研发中心，19个海外贸易公司，全球员工总数超过5万人，已发展成为大规模的跨国企业集团，2008年海尔集团实现全球营业额1190亿元，海尔集团已经是世界第四大白色家电制造商、中国最具价值品牌。

　　晋江假药案

　　1985年6月16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专题新闻报道——《触目惊心的福建晋江假药案》，对晋江“假药案”进行了详尽、细致的披露。

　　一石激起千层浪，全国各大媒体纷纷转载报道，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东南沿海小县城因假药案而一下子闻名全国。这绝对是上了年纪的晋江人最不愿意提起却又是最难忘记的事件之一。

　　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晋江假药”一度成为最热门的词语，成为晋江人的尴尬。由于“假名远扬”，“晋江”二字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所有的晋江产品都无辜牵连成了“可疑货”，惨遭池鱼之殃。全国许多百货商场都明确表态拒绝接受晋江货，晋江经济面临严重威胁。

　　原来，市场嗅觉灵敏的晋江人，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办起了工厂，其中就有不少的药品加工厂。这些家庭作坊式工厂用一些中草药为原材料，加上简单的设备，生产的都是一包包的冲剂之类，如“胖大海冲剂”、“金银花冲剂”等等，还对外宣称是可以治病的“良药”。晋江地区从1982年9月到1985年4月，曾有58家假药厂，伪造卫生行政部门的药品审批文号105个，非法生产、销售药品142个品种，并销往全国各地，非法获利高达几千万元。

　　“假药案”曝光之后，中央领导对此极为重视，批示“要严厉查处”。到1985年7月，58个假药厂已全部停止生产、销售；烧毁和封存假药194箱；退赔假药款约142万元，并决定对生产假药的厂家实行经济处罚。

　　这场震惊全国的“假药案”，给起步中的晋江带来了一次锥心的阵痛，也客观地将晋江推上了品牌经济的发展道路上。1988年，晋江市政府提出了“质量下，晋江衰，质量上，晋江兴”的口号。1990年，晋江县委提出晋江精神时，将“诚信”排在“谦恭、团结、拼搏”之前。随后，晋江市委、市政府将“质量立市”写入了发展战略，先后成立了质量标准化和打假工作领导小组，把质量管理工作推向组织化、系统化、规范化。1998年，晋江市进一步提出“品牌立市”战略和自主创新战略，晋江由此进入了轰轰烈烈的“造牌”时期。

　　有一组数字让人惊叹：晋江现有中国驰名商标79个，中国名牌产品24项，中国出口名牌产品2项，国家免检产品76项，区域品牌14项；5个品牌入选亚洲500强，10个商标入选中国最有价值商标500强，3个品牌入选中国行业标志性品牌；6家企业成为国家标准起草单位，10家企业成为行业标准起草单位。

　　安踏、361°、特步、劲霸、七匹狼、柒牌……如此多的品牌聚集在一个县市区域，这是中国内地绝无仅有的，晋江“品牌之都”的美誉名副其实。不仅如此，晋江运动、旅游鞋产量占全国同类产品总产量的40%，占世界总产量的20%；外墙砖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65% ，琉璃瓦基本垄断全国市场；糖果产量占全国总产量20%；雨伞产量、出口量分别占全国的18%和26.7%。

　　回顾“品牌之都”的发展历程，我们发现其每一次凤凰涅槃般的转型背后，都有一只无形的手在引导和支撑。这只无形的手，就是“质量”和“诚信”。

　　火烧温州鞋

　　1987年8月8日，杭州武林广场，5400多双温州鞋堆成一座小山。只听得“点火”一声令下，无数皮鞋的碎屑连同“温州制造”的狼藉名声一起，被翻卷着浓烟的火舌送上天空。几百名群众见证了这个历史时刻，其中还有不少是温州人。
随后，武汉等10多个城市相继将温州鞋驱逐出境，掀开了拒售活动，大小商店都不约而同地帖出了“本店无温州货”的告示。

　　杭州武林广场，记载着温州人的耻辱，也因此在温州人的心目中留有特殊意义。

　　和晋江人一样，温州人对市场也有先知先觉的本领。改革号角响起，市场混沌初开，就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的家庭小作坊和小规模的加工厂，它们设备简陋、工艺粗糙，其经营思路就是想方设法把产品卖出去，很少有心思花在对产品的质量管理上，粗制滥造的残次品比比皆是，“温州皮鞋”就是最为典型的例子。

　　1987年4月，杭州市工商局、标准计量局等4个单位，根据消费者投诉情况，对杭州各商店销售的5大类鞋进行抽查，发现许多劣质皮鞋用包装纸甚至马粪纸做主后跟内衬，用旧布料和桃花纸做包头内衬，有的女高跟鞋底内衬甚至用烂铁皮和旧竹片，严重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同年，杭州再次对8个主要商业区进行抽检，发现5402双劣质纸板衬皮鞋。后经调查，这批劣质鞋90％以上出自温州。

　　武林广场的一把火，让这批劣质鞋成为灰烬，也让温州市政府和企业从此真正关注起产品“质量”来，“质量是温州的生命、质量是温州的政治”成为全市共识。1992年，温州市制订了“质量立市”的地方性法规，实施“质量立市”工程，“诚信”成为温州人最重要的品格。

　　温州人用诚信重新拾起产品质量的尊严，经过数年卧薪尝胆，温州市的“质量立市”取得了显著成效。到90年代中期，温州“鞋佬”卧薪尝胆，重振雄风，为温州鞋业树立起全新形象，在“中国十大鞋王”中，温州皮鞋有三大品牌名列其中。
同时，“质”的飞跃也带来了“量”的突破，温州市4000多家皮鞋企业销售额达到了300亿元，总产量最保守估计也在6亿双以上。这时候，温州人显然比他们生产的牛皮鞋还要牛气：“全国平均每两个人穿一双温州鞋。”

　　温州皮鞋走俏全国后，一些不法商贩竞相仿冒，使温州鞋再次蒙受不白之冤，大批假温州鞋充斥市场。温州人从假冒别人转入被别人假冒。1999年12月15日，还是在杭州武林广场，还是一把火，烧掉了2000多双收自各地的假“温州鞋”，温州制造彻底走出了“假冒伪劣”的阴云。

　　知耻而后勇，是温州质量发展的最好写照。为了铭记这一事件，温州人在自己的城市矗立起一座象征温州鞋耻辱的“火烧温州鞋雕塑”，警示温州企业记住这惨痛的历史教训。

　　在温州社会各界的不懈努力下，温州产品质量不断提高，一批批质量品牌不断涌现：正泰、奥康、康奈、天正电气、森马、华峰、报喜鸟、德力西、美特斯邦威、庄吉、红蜻蜓、双鹿啤酒、法派、人民电器、吉尔达……截至2008年末，温州已经拥有中国名牌产品38个、中国驰名商标165枚。如今，温州已经拥有“中国鞋都”、“中国电器之都”、“中国服装城”等34个国字号产业基地，成为先进制造业的重要基地和中国知名品牌最多的城市之一。

　　质量万里行

　　1992年2月11日，对很多人来说，只是很普通的一天，但对于中国质量事业来说却是极不平凡的日子。

　　这天上午，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正式启动。

　　由人民日报社经济部牵头，联合新华社、经济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家技术监督局、中国消费者协会等首都四十多家媒体机构一起举办的中国质量万里行，无论从规模还是从层次上看，难有类似的事件能出其右。

　　很快地，第一批关于产品质量的报道同时在报纸、电视、广播发出，以前所未有的舆论监督声势曝光假冒伪劣产品，其声势之浩大、影响之强烈，令所到之处的假冒伪劣产品制售者胆战心惊，极大地震慑了制假售假者，获得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20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进入第二个十年，市场意识逐渐在社会上形成气候，但企业经营和管理远没有达到精细化的程度。从全国范围来看，“赚快钱”的短视心态仍是社会的主流，民众的质量意识依然不高，假冒伪劣的产品随处可见，质量形势依然严峻。

　　中国质量万里行就是在此种情形之下应势而生。1991年，在艾丰同志的倡议下，经国务院批准，以打假扶优为主题的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次年便在全国声势浩大地开展起来。

　　活动开展后，消费者反映非常好，他们纷纷写信给组委会，给各新闻单位，给各主管机关，直至写信给当时主管经济工作的朱镕基副总理。群众来信的内容归结起来就是三句话：“大快人心事，质量万里行”，“这是党和政府为人民办的一件好事、实事”，“希望万里行天天行”。

　　刚刚从国外访问归来的朱镕基同志，在看到质量万里行第一期工作汇报之后，当即做出批示：“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一炮打响，效果甚佳，可喜可贺。”随即，李鹏总理也给予了高度称赞：“干得好，震动不小。希望再接再厉，搞好质量品种效益年。”在全国质量工作会议上，李鹏总理再次肯定了质量万里行活动，认为这是政府为人民办的件好事，政府有责任办这样的事情。

　　为了进一步巩固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的成果，把质量万里行活动引向深入，已就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再次亲自批示：“质量万里行，要天天行。”

　　1993年元月，《中国质量万里行》杂志创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薄一波同志担任杂志社名誉社长。

　　质量工作是千秋万代的民族事业，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意义是深远的。它对全民族质量意识的树立和强化，对质量法制的制定和完善，对企业质量工作的改进和提高，对中国名牌事业的发展，都起了明显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