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难、公共安全、卫生状况、扰民等问题并非群租房所独有。再说，难道管理难，职能部门就可以粗暴地以硬性规定挤压弱势群体的生存权？难道被打扰，市民就可以把穷人赶出城市？不是早就有了《物权法》吗？
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颁布了新的《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其中新增规定：出租住房的，应当以原设计的房间为最小出租单位，人均租住建筑面积不得低于当地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标准。厨房、卫生间、阳台和地下储藏室不得出租供人员居住……违者——罚款。
这被普遍解读为“禁止群租房”。
设置“人均租住建筑面积”红线的原因是，按官方的解释，主要有两条：一是出租屋内人员居住过多，易导致各类隐患的发生，二是不利于流动人口管理工作的开展。
谁绞杀了弱势群体的利益与此同时，多年来支持“禁止群租”的民间声音也很是庞杂，如：群租人员混杂，带来治安问题；卫生、噪音等扰民问题；改造房间带来的隐患及群居本身的安全等问题；使用公共设施的人增多，带来设施损耗报废加快、配套资源可能不够用等问题。
仔细分析，官方和民间两种禁止群租的声音，其核心分别是为了“方便管理”与“避免扰民”。也许，正缘于此，“基于民意”的禁止群租规定最终得以出台。
这不免让人有些后背发凉。因为，这意味着，强大的公权力和市民力量“合谋”绞杀了城市阶层中最底层的以农民工为代表的最弱势群体的利益。需要强调的是，公权力阶层的强势人们司空见惯、容易理解，但相比农民工等城市最底层的弱势群体，市民（包括中产和非中产）阶层的相对强势却往往不易察觉。于是，本身就掌握不了多少话语权的社会最底层、最弱势群体（也许他们属于“少数人”）的利益一次又一次地被忽视、被切割了。
“公平”是制定法律法规的第一要义现代社会的一个常识是，管理问题、公共安全、卫生状况、扰民等问题并非群租房所独有。再说，难道管理难，职能部门就可以粗暴地以硬性规定挤压弱势群体的生存权？难道被打扰，市民就可以把穷人赶出城市？不是早就有了《物权法》吗？
实际上，此前已有不少地方出台了类似规定，如《深圳市出租屋管理若干规定》就明确规定：住宅出租屋人均租住建筑面积不得低于6平方米。否则，每超出1人罚款500元。也许设计者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弱弱地问一句，规定的设计者需要租房吗？
不得不说，这是不知民生疾苦的、相当冰冷的一个规定。
就以深圳为例，目前其月平均租金大约50元/平方米，6平方米租金不过300元——在一些漂亮的中国经济数字之下，也许有人会问，300元钱租金都付不起吗？让自己住得舒服一点不更好吗？
正应了中国的那句老话：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是的，真有人租不起，或者说，有不少人愿意在房租上多做些节余——这也是蚁族、蜗居族涌现的原因。据网络调查，这部分人主要是：农民工等低收入群体；刚毕业的大学生；单位集体宿舍员工，而且，这一人群的数字不小。虽然尚无全国的准确统计数据，不过以北京为例，媒体数据显示，北京选择合租或者群租的人起码有20万，住地下室的有10万人左右。管中窥豹，可见一斑。
任何法律法规的制定，“公平”乃第一要义，但就“禁止群租”这一规定来说，实现了在一个伪问题基础上的伪公平，颇有些黑色幽默的味道。
比照历史与现实，我们只能说中国城乡二元社会模式的惯性思维犹在，中国公民意识的成长、公民社会的建设仍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