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3时男婴呛奶，家属多次拨打120求救，指挥中心电话指路却未发车，最后男婴送院抢救无效死亡。婴儿家属一纸诉状将广州市急救医疗指挥中心告上了法院，案件于昨日在越秀法院一审第二次开庭，双方就120接到求助电话后是否必须出车等问题展开激烈辩论。
昨天，姬先生事发当天打给120的两段电话录音被当庭播放。虽然事发已过去整整四个月，可当电话录音在法庭上播放时，姬先生夫妻俩依旧难掩哀伤，情绪一度失控。双方的说法仍然南辕北辙，多个争议焦点无法统一。在庭审中，原告律师指出此案涉及公共利益，案件的审理和判决将规范日后120的工作准则。“现状是120的责任监管处于真空状态，因为120不是医疗机构，和患者不能形成合同关系。这样，无论120工作失误造成多大的损失，都无法追究它的责任。”
事件回顾
求助120未果，婴儿惨死医院
姬先生家住在开发区勒竹新村，今年7月18日凌晨3时，他3个月大的宝宝半夜饿醒，妈妈给宝宝喂过奶后，却发现宝宝的呼吸越来越困难。姬先生急忙拨打120，可当时接电话的工作人员对他说，120出车没有那么快，建议他自己打车去医院还快一点。姬先生遂求助房东开车送宝宝就医，不过房东在途中迷路，姬先生又拨打120请求派车救助，急救中心仍坚持“电话带路”。最终延误救治时机，宝宝在送院一小时后，经抢救无效死亡。
庭审焦点
焦点1：首次求救同意自找车？
“是是是，快快来”，“好好好”几句急促的对白，令庭审气氛骤然紧张起来，旁听人员也能清晰地从电话录音中感觉到四个月前的那个凌晨，初为人父的姬先生怀抱病儿时焦灼不安的心情。
而正是那一句“好好好”，庭审上成为了被告广州市急救医疗指挥中心重要的“免责法宝”。被告认为，当时在接到姬先生电话求助，调度员得知其情况紧急，故建议求助人“要快的话自己送去医院”，告知其“救护车来的话需要一定时间”。在得到姬先生“好好好”的回应后，调度员还再次确认，可此时对方已挂电话。在这种情况下，急救医疗指挥中心认为原告同意自己找车。
姬先生却不这么认为：“打120就是请求派车的，当时情况紧急，我还哪里有时间跟他们理论那么多？他们就是在推卸责任！”
焦点2：120接报是否必须马上出车？
原告方强调120接到求助后必须出车。原告律师认为，120是一个承担公共义务的单位，当政府将120的服务功能向社会宣告时，就已经形成了合同中的要约。而120接到姬先生的电话时，就自动形成了合同中的承诺，从而构成了一个强制缔约合同。“因此，急救中心无论什么情况都应该派车前往救助，否则即构成违约。”
被告方则反驳道，120急救指挥中心有其一套严格的发车规范。接到电话急救中心还要去核实求助人的姓名、地址，确认无误后再向其下的医疗机构发达出车指令。被告律师说：“我们120不是‘打的’，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当天是考虑到效率问题，才建议原告自己找车的。”
焦点3：自己找车快还是120派车快？
面对姬先生找不到路，急救指挥中心认为，仅电话指路而不发车是“结合当时实际考虑的”。被告律师表示，当时原告的地点仅距医院一公里左右，自己送院会更省时。被告律师也表示，事后他们分别把三种送治情况都模拟一遍，结果为：同为凌晨3时，由原告家中开车至开发区红十字医院需时9分多钟，到开发区医院需时11分钟，到电力医院需时12分钟。被告认为，若考虑接报后需确认、医院发：车准备等因素，至少需要二三十分钟才能把婴儿送到医院，而当晚姬先生自己只花了20分钟就赶到电力医院了。
原告对此解释并不能满意，“救护车来了可以当场救治，也就是15分钟的事。”原告律师反驳道。
焦点4：到底打了几次电话？
被告律师辩称，姬先生前后一共只给120打了三次电话，最后一次是婴儿死亡后打来的投诉电话，故选取头两次作为本案证据，并不存在姬先生之前诉说的四次拨打求救的情况。
“录音在他们那里，他们想怎么样都行，明明我就打了四次电话，怎么就变成两次了？”录音播放完后，姬先生当即表示急救中心只提供了部分录音，使得证据令其有利，“我们就是普通打工仔，根本不可能搞这些！”记者庭后了解到，由于120属于免费电话，所以有关120通话，并没有在手机运营商里记录，唯一的录音只能从急救中心调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