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网帖爆武汉大学知名教授张在元病危遭校方解聘。校方派员到他病床前宣布：终止其与武汉大学的聘用合同，停止提供医疗费和住房。对此，武大宣传部回应称，按照聘用合同约定，张在元的医疗费用应由个人支付，建议其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有关劳动争议问题。
一边是道义，一边是合同。解聘病危教授，从前者的视角检视此事件的话，大多数人很轻易地就会举起道德审判的大刀，砍向“不仁不义”的武大。因为武大雪上加霜、冷血无情的这种做法，确实不符合国人传统的价值判断和道德秩序。但是，如果从后者解读的话，武大遵循规则，按照市场原则办事，其实也并无不妥。毕竟，张在元教授不是武大的正式员工，道义归道义，但住院的开销花出的也都是真金白银。从规则上讲，武大按合同并没有义务为这位病危教授养老送终。
所以，从情感上讲我们每个人都会同情病危教授的遭遇。但是从理智上讲，武大也并非面目可憎，不仁不义。因为，自2006年张教授重病入院后，武大已经垫付医疗费用68.6余万元，补贴16.5万元。虽然没有大包大揽，一包到底，但这近百万元的医疗费用，这对于一个老百姓来说，这已经是一个天文数字。甚至，武大也算是仁至义尽了。
因此，纠缠于道义之争，各执一词，只能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陷入口水之争。纠缠于道义之争，同样也可能遮蔽这一事件的一些本质问题所在。比如，我们完全有必要问一问：张教授本人有没有医疗保险？毕竟，张在元教授和武大只是一个聘任关系，并没有人事隶属。按照正常的逻辑，张教授得病之后，医疗保险制度应该发挥作用。作为社会精英，张在元教授是不可能没有医疗保险的，但为什么医疗保险没有为张教授兜底儿呢？医疗保险制度哪去了？
张教授的遭遇还让我们再一次见识和领教了“看病难”、“看病贵”。两年多的时间，武大就为自己聘用的张教授付出了近百万元的医疗费用。放在一个平民身上，这将是一个多么不敢想象的天文数字，多么残酷的不能承受之重。其实我们也可以这么认为，武大解聘病危教授的本质问题，不是道义，不是合同和规则，而是医疗费用的高低问题。国民医疗费用之高，已经高到让武大都不得不背负上了“不仁不义”和“狡兔死，走狗烹”的道德骂名。
想想，张在元教授已经够幸运了。得病了，张在元教授还有一个武大可以依托。可是，作为一个庶民，如果得了张在元教授一样的病的话，没有医保，也没有武大。在这天价的医疗费用面前，可能只有无奈地等死。
武大解聘病危教授事件，是一个挺好的标本。其实，这其中并没有那么多道义和道德，也没有那么多的不仁不义。在泛滥和虚无的道德口水中，我们应该看到，如果医保制度不兜底儿，如果“看病难”、“看病贵”的顽症不能解决，那么我们人人都是弱者，都是比张教授还惨的弱者。张教授还有武大出于道义的近百万元出手相救，我们呢？我们庶民有“不仁不义”的“武大”可以依托并指责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