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院鸟瞰图，当年北大中文系所在地（北大档案馆提供）。 西南联大中文系1946年师生合影（北大档案馆提供）。 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1957年毕业合影（杨铸提供）。 沈从文在昆明（1938年，选自《沈从文全集》）。 1910年—2010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建系100周年。作为中国最早的中文系，其建立标志着中国语言文学开始形成现代的独立的学科。中文百年变迁，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创办肇始 不是重要，而是人才多、花钱少 新京报：1910年3月31日京师大学堂成立的“中国文学门”，是我国最早的中文系。在西方现代大学的学科中，法学、医学和神学是三大最古老的学科，那么中国现代大学创建中文学科的初衷是什么？ 陈平原：晚清提倡“新教育”者，一开始并没把“中国语言文学”作为相关诉求。时人普遍贬考据、辞章、帖括为“旧学”，尊格致、制造、政法为“新学”，教育改革的重点在“废虚文”而“兴实学”。 新京报：可“文学教育”最终还是进入了改革者的视野，为什么？ 陈平原：因为不管是举人梁启超，还是大臣张百熙、张之洞，一旦需要为新式学堂（包括大学堂）制定章程，只能依据当时的译介略加增删。而西人的学堂章程，即便千差万别，不可能没有“文学”一科。于是，不被时贤看好的文学教育，由于大学堂章程的制定，居然得以“登堂入室”。 新京报：有点阴差阳错的味道。 陈平原：对比晚清三部大学堂章程，不难感觉到文学教育的逐渐浮出。1898年的《总理衙门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开列十种“溥通学”，十种“专门学”。前者“凡学生皆当通习者也”，故有“文学第九”之列；后者培养朝廷亟须的专门人才，故只有算学、格致学、政治学（法律学归此门）、地理学（测绘学归此门）、农学、矿学、工程学、商学、兵学、卫生学（医学归此门）。也就是说，“文学”可以作为个人修养，但不可能成为“专门学”。 新京报：问题在于“文学”还是成了一门“专门学”。 陈平原：因为在1902年，张百熙奉旨复办因庚子事变毁坏的大学堂，并“上溯古制，参考列邦”，拟定《京师大学堂章程》。此章程对“功课”的设计，比戊戌年间梁启超所代拟的详备多了，分政治、文学、格致、农学、工艺、商务、医术七科。文学科又有经学、史学、理学、诸子学、掌故学、词章学、外国语言文字学等细目。将“词章学”列为大学堂的重要课程，不再将其排除在“专门学”之外，总算是一大进步。 新京报：是什么原因让“文学”从“专门学”变成了一门重要学科？ 陈平原：第二年，也就是1903年，张之洞奉旨参与重订《大学堂章程》，规定大学堂内设经学科、政法科、文学科、医科、格致科、农科、工科、商科等八个分科大学堂（接近欧美大学里的“学院”）。 其中，文学科大学分九门：中国史学、万国史学、中外地理、中国文学、英国文学、法国文学、俄国文学、德国文学、日本国文学等。不用说，后五者纯属虚拟。与中国文学门从课程安排、参考书目到“文学研究法”都有详尽的提示截然相反，英、法、德、俄、日这五个文学专门，均只有不着边际的寥寥数语。单有设想不行，还得有合格的教师、学生、校舍以及教学资料。1910年京师大学堂各分科大学正式成立，其中有虚有实；中国文学门之所以步履比较坚实，不是因为它格外重要，而是因为我们这方面的人才很多，而且花钱较少。 学科初衷 担心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失落 新京报：当时设立中文系的初衷是什么？ 陈平原：设立中文系的“初衷”是什么，这很难说。到底是根据“上谕”、“章程”，还是主持其事者的论述？一定要说，我推荐张之洞的思路。 1903年，晚清最为重视教育的大臣张之洞奉旨参与重订学堂章程，“参酌变通”的指导思想，在同时上呈的《学务纲要》中有详细解释。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强调“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以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著称的张之洞，强调“中国文辞”不可废弃，与其说是出于对文学的兴趣，不如说是担心“西学东渐”的大潮过于凶猛，导致传统中国文化价值的失落。 新京报：经过一百年的发展，目前的中文学科体系是否完善，与初衷是否一致？ 陈平原：历经百年的演进，中国文化依旧屹立，而且时有创新，并没有因西学输入而失落，这点很让人欣慰。 而中文系的教学与研究，虽说以我为主（这是学科性质决定的），但从一开始，就有“世界史”、“西洋文学史”、“外国科学史”、“外国语文（英法俄德日选习其一）”的课程设计。 至于学科体系，不用说大家也明白，不可能永远停留在晚清照搬西方及日本学校课程表的水平。 新京报：能否举例说明一下？ 陈平原：我曾举过一个例子，1915—1916年京师大学堂“中国文学门”的课程总共有九门：中国文学史、词章学、西国文学史、文学研究法、文字学、哲学概论、中国史、世界史、外国文；而2009—2010学年第二学期北大中文系开设的研究生课程，总共是57门。课程并非越多越好，我们正在自我评估；但这起码说明一点，所谓“学科体系”，不可能一成不变。 新京报：一个有趣的现象，很多大学里的中文系都“升级”为学院，包括专业设置也不统一。 陈平原：今天中国大学里，很少有像我们这样依旧还叫“中文系”的，绝大多数都升格为“文学院”或“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了。这是自我定位的问题，无所谓好坏。之所以选择相对保守的路径，与我们定位于精英教育有关，本科生80%进入中外各大学的研究院继续深造，不适合做“短平快”的设计。 中文价值 要产生影响社会进程的“思想” 新京报：中文学科这一百年，最大的启示是什么？ 陈平原：我不只一次提及，不能将我们的中文系跟国外著名大学的东亚系比，人家是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我们是本国语言文学研究，责任、功能及效果都大不一样。 作为本国语言文学的教学及研究机构，北大中文系的独特之处在于：我们除了完成教学任务，还有效地介入了整个国家的思想文化建设。这是一种“溢出效应”。也就是说，我们的教师和学生，不仅仅研究本专业的知识，还关注社会、人生、政治改革等现实问题，与整个国家的历史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这个传统，在我看来，永远不能丢。 新京报：这一观点基于什么考虑？ 陈平原：我们要出容易获得承认的学科体系内的科研成果，也要出不太容易被承认的跨学科著述，还希望出不怎么“学术”但影响社会进程的“思想”。这就需要一种开阔的视野以及从容淡定的心态。 新京报：恕我直言，现在这种心态已经是非常罕见了，是不是有点理想化？ 陈平原：我承认，这一追求，跟目前的评估体系不太吻合，会有很多遗憾。到底是“快马加鞭”好，还是鼓励“十年磨一剑”，我相信老大学的著名院系都面临这个问题。 当领导的，顶住压力，给老师们创造尽可能宽松的学术环境，前提是，同事大都认同这一理念，且自觉地奋发图强。若不是这样，外无评估的压力，内无奋斗的动力，回到吃大锅饭的时代，注重“人情”而不是“学问”，那也很危险。 新京报：一直以来，社会上包括高校内都以“万金油”来形容中文系科，您同意吗？ 陈平原：称中文学科为“万金油”，大概是指其适应面广，专业性不强。这大体属实，但并非缺陷。 文革前，中学生就算“知识分子”；现在呢？中国的高等教育已经大众化，大学生毛入学率（即同龄人中能够上大学的人口），1998年是10%，现在是25%，教育部定下目标，2020年达到40%。这种状态下，我们反省本科教育的专业化程度到底应该多高。 在我看来，有些技术性的活，岗前培训就行了，根本用不着念四年；有些高深的学问，到研究院再学，一点都不迟。像中国这样，高中就开始文理分科，而且本科阶段就设商学院、法学院，我以为是不妥的。 新京报：你认为大学应该怎么学？ 陈平原：大学四年，能获得人文、社会或自然科学方面的基本知识，加上很好的思维训练，这就够了。 问题在于，在中国，大部分人还是把“上大学”等同于“找工作”。假如有一天，念大学和自己日后所从事的职业没有直接对应联系（现在已经有这种趋势，尽管不是自愿），我相信，很多人会同意我的看法：了解社会，了解人类，学点文学，学点历史，陶冶情操，养成人格，远比过早地进入职业培训，要有趣、也有用得多。 这样来看中文系、数学系等基础性学科，方才明白其在本科教育阶段的作用及魅力。 新京报：有数据表明，现在每年报考中文的学生逐年呈下降趋势，报考北大中文系的学生人数（主要指本科生）也下降吗？是中文系科的问题，还是社会发展的问题？ 陈平原：这个问题本不想多说，你既然追问，我如实汇报：托北大这块金字招牌的福，我们的本科招生情况很好。最近三十年，北大中文系没有扩招，一直稳定在80至100人，视每年考生水平而略为上下浮动。今年情况尤其好，最后录取了106人。本来我们在京计划招收5人，可录取线上共有27人报考，最终录取了13人。 社会认知 要相对脱离一时一地的就业市场 新京报：学科就业率应该也算是学生报考时的一个重要参考。温儒敏教授（原北大中文系主任）曾说，“文气”应该是中文系学生的强项。您认为“文气”是中文学科的优势所在吗，为什么？相对于其他学科，中文系毕业生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陈平原：中文系学生的竞争力，用一句话说，那就是“厚积薄发”。因我们的课程设计全面，注重基础训练，要求同学潜心读书，避免过早介入实务层面。因此，一旦进入实际工作，上手也许不是最快，但后劲肯定很足，发展前景比较广阔。 当然，正如温儒敏教授说的，“会写文章”也是中文系学生的一大特长。只是这里所说的“文章”，包括文学创作，也包括学术论文，还有一般性写作。因北大中文系本科毕业生80%进了研究院，故对学术论文的强调更多一点。 新京报：作为中文系主任，您怎么看待和解决中文系学生就业难的问题？换句话说，一个高中生在高考后，面临着多个学科的选择，您认为最值得他选择中文系的理由是什么？ 陈平原：六年前我写过《我看“大学生就业难”》，大意是说，大学扩招，专家们大都主张应注意专业对口。这一点，我不无疑虑。 如果原本就是以技能训练为中心，这样的学校容易与就业市场对上口；可又讲提高学术水准，又提瞄准市场需要，这“口”到底该怎么“对”？ 在我看来，与其在研究型大学里增设许多实用专业，弄得不伦不类，还不如放手一搏，相对脱离一时一地的就业市场。这里的基本假设是：社会需求瞬息万变，大学根本无法有效控制；专业设置过于追随市场，很容易变成明日黄花。学得姿势优美的屠龙术，没有用武之地，还不如老老实实地强身健体。 新京报：现在，这个“预言”真的实现了。 陈平原：对。2010年5月5日《文汇报》上有一篇《工商管理：“热门”专业风光不再》，说根据调查，十个失业率最高的专业包括工商管理、计算机、法学、英语、国际经济与贸易等“热门专业”。 在我看来，中文系这样的长线专业，没有大红大紫，也不会大起大落。并非北大情况特殊，去年在杭州的全国重点大学中文系系主任会上，我问了一下，大家都有这个感觉。 新京报：我们还是以招生为例来谈谈吧。 陈平原：上世纪八十年代，北大中文系学生中，各省市文科第一名的很不少；九十年代以后，家长都希望孩子念能赚大钱的院系，中文系风光不再。可最近几年，情况又有变化，开始有各省市文科第一名报考北大中文系。今年我们总共招了四名各省市文科第一名（北京、新疆、内蒙古、云南），让很多人跌破眼镜。 新京报：您以前似乎并不看重大家所说的“状元”？ 陈平原：不是说第一名就比第二、第三好很多，那只是一个象征意义，代表社会上开始重新看好中文系。我稍做分析，成绩顶尖而愿意选择北大中文系的，大都是大城市的孩子（如北京、上海）。 新京报：为什么？ 陈平原：一是视野比较开阔，二是家庭相对富裕，故更多地考虑个人兴趣而不是就业前景。 因此，我有个大胆判断：随着中国人日渐“小康”，中文系等人文学科，开始“触底反弹”了。 所谓大师 “大师”要甘冒被边缘化的危险 新京报：清华的老校长梅贻琦曾说，大学之大在大师之大。北大中文系历史上出现了不少知名的大师，但是今天再提到“大师”，估计会有不少人怀疑。 陈平原：不做词语溯源，今人所说的“大师”，主要是指在某一专业领域做出突出贡献，且品德高超，得到世人尊崇的人。当然，因时、因地、因论述框架的差异，“大师”的标准不一样。 比如，为了纪念北大中文系建系一百周年，我们推出“北大中文文库”，为曾在北大中文系任教、现已去世的名教授，编纂适合于大学生/研究生阅读的“文选”，让其与年轻一辈展开持久且深入的“对话”。开列名单时，以1952年院系调整为界，前面是姚永朴、黄节、鲁迅、刘师培、吴梅、周作人、黄侃、钱玄同、沈兼士、刘文典、杨振声、胡适、刘半农、废名、孙楷第、罗常培、俞平伯、罗庸、唐兰、沈从文等（按生年排列，下同），后面则是游国恩、杨晦、王力、魏建功、袁家骅、岑麒祥、浦江清、吴组缃、林庚、高名凯、季镇淮、王瑶、周祖谟、阴法鲁、朱德熙、林焘、陈贻焮、徐通锵、金开诚、褚斌杰。 具体操作时，碰到很大困难，只好先集中精力，完成后二十种；好在前二十位声名显赫，业绩广为人知。在北大中文人的立场，他们就是我们敬仰的“大师”了。但放在更大的政治史或学术史视野，他们中有的依旧是“大师”，有的则称不上。 新京报：您认为是“大师”的标准变了，还是时代不需要“大师”，或者我们这个时代很难产生“大师”？ 陈平原：我们这个时代能否产生“大师”？这一追问本身，隐含着某种批评。短期内，人类智商不会发生突变，没人规定“大师”只能出在哪个时代。但回顾历史，有时天才成批涌现，让你目不暇接；有时又十分沉闷，即便那些被捧为“大师”的，也都不够精彩。这里有外在环境的限制，也跟整个思想/文化/学术潮流的演进有关，强求不得。 当今中国社会，风气浮躁，“大师”的帽子满天飞；希望有更多的人沉得住气，别整天记挂自己是不是或能不能成为“大师”（那样活得很累，而且效果不好），甘冒被边缘化的危险，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磨一剑”，出大成果，做大贡献。明白什么是学术的最高境界，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新京报：在历史上，某种程度上“中文系”似乎就是“知识分子”的同义词，但是，今天二者的关系似乎愈发疏远。是“中文系”的角色意识与责任担当发生了变化吗？ 陈平原：你这么说，未免太抬举中文系了。虽然我是中文系教授，但我承认，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在中国，社会科学比人文学科发展得好；影响国计民生以及政府决策的，是经济学家、法学家，而不是哲学教授、文学教授。 中文系师生会写文章，在社会上也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更多的是体现“位卑未敢忘忧国”。有“责任”，有“担当”，但“力量”不太大。 新京报：以北大为例呢？ 陈平原：具体到现在的北大中文系师生，或许没有当初的思想活跃，因其大都转入专业研究。这是整个社会环境决定的，不能怨老师或学生。“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依旧是很多人的梦想———能实现多少，那是另一个问题。 母语教育 “大学语文”有必要成为“必修课” 新京报：现在社会上出现了“国学热”，比如北大就有各种各样的“国学研修班”；出现了“汉语热”，比如不少外国人热衷学习汉语；还出现了“汉学热”，比如海外汉学家受到热捧等，在这种背景下为何会出现“中文冷”（主要是指报考和就业）？ 陈平原：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有点缠绕。“国学热”、“汉语热”、“汉学热”以及“研修班”不在一个层面上，有的是政治思潮或学术风气，有的则是经营策略，不好放在一起讨论。上面已经说了，“中文”并不冷，所谓中文系的招生与就业“有问题”，很大程度是外界的误解。 新京报：与其他国家相比，您认为我们的“母语教育”是重视过度还是不够重视？ 陈平原：这个问题问得好。怎样进行“母语教育”，确实值得我们好好想想。“母语教育”不仅仅是读书识字，还牵涉知识、思维、审美、文化立场等。我在大陆、台湾、香港的大学都教过书，深感大陆学生的汉语水平不尽如人意。普遍有才气，但根底不扎实，这恐怕跟我们整个教育思路有关。 新京报：产生这种差距的原因在哪儿？ 陈平原：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前的中国教育，中学没有文理分科一说，所有大学生都得上“大一国文”。这个制度，台湾坚持下来了。而大陆呢，高中实行文理分科，大学又没有强制性的中国语言文学教育。 记得九十年代初，北大几个著名的理科教授站出来，说现在的学生中文不好，影响其日后的长远发展。于是，请中文系为全校开设“大学语文”。可这个制度，在一次次的课程改革中被逐渐消磨掉了。因为，必修课时有限，每个院系都希望多上自己的专业课。政治课不敢减，“大学语文”又不是教育部规定的，就看各院系领导的趣味了。 新京报：前些年，在理工科大学里推广“通识教育”掀起了热潮，现在似乎冷了下来。 陈平原：我记得华中理工大学（现改名华中科技大学）在校长杨叔子的强力主导下，1994年春创办了系列“人文讲座”，第二年秋天又组织全校新生参加“中国语文水平测试”，且规定“过了语文关，方可拿文凭”。不知道后来情况如何。只知道目前教育部在推“素质教育”，也有模仿国外大学做“通识教育”的，这些都很好。 只是“素质教育”面很广，且容易演变成“营养学分”。在我看来，针对目前社会上对于母语的忽视，以及高中的文理分科，确实有必要在大学里设置类似“公共英语”那样必修的“大学语文”。 新京报：曾有人提出，汉语没有针对公民语文基本能力的标准，所以学生们都把精力放在学习可以标准化检测的外语上，母语教学需要这个标准吗？ 陈平原：我不赞成对公民进行语文基本能力的测试。设想每个中国人都怀揣一本“汉语十级”证书，那不很好笑？关键是如何提高大家学习中国语言文学的自觉性。 本报时事访谈员 高明勇 以上图片均选自温儒敏主编《北大中文系百年图史》（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