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画:谢正军
作假已成国之痛 78.8%的人认为全社会应该零容忍
作假为何成为普遍现象？公众首选“以财富论成败的价值观过于盛行”
9月7日，中国青年报刊发报道《民调显示99.5%的人曾遇作假不该引国人戒惧吗》，引发广泛关注和讨论。有人表示，“全民遇假”的背后是“全民爱假”甚至“全民造假”。上周，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再次针对“作假”话题，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新浪网对2485人进行的调查显示，78.8%的被调查者认为作假已成中国之痛，全社会应该对作假“零容忍”。
72.9%的人承认曾参与作假
北京市某高校硕士研究生李大伟(化名)最近在准备一篇论文，查找资料时他发现不少数据都对不上，“有关能源消耗的数据几乎一本书一个样，也不知道该信哪个。”
李大伟说，如今在学生中，花点钱找论文代理公司“帮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还有一些老师为了评职称竟然也去找代理公司，真不可思议。”
本次调查显示，72.9%的人承认自己参与过作假，其中35.6%的人“曾有意参与”，36.3%的人“曾无意参与”。
“对于作假行为，不能单一地看，这是整个社会链条出了问题。”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团长邱宝昌，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很多人觉得成功就是有钱有权，于是为了追求财富地位不择手段，不惜投机甚至违法。他举例，不少女孩子认为背名牌包就是身份的象征，可她们的收入又达不到买真货的水平，在爱慕虚荣的心理支配下，就去买假包。
作假为何成为普遍现象？调查中，60.2%的人认为是由于“以财富论成败的价值观过于盛行”；60.1%的人表示是“作假的巨大利益充满诱惑”；56.0%的人认为是因为“作假者受到的惩罚过轻”；49.8%的人判断是“公众人物作假带来大众跟风”。还有44.6%的人表示，正是因为人们普遍爱虚荣，才导致种种“假”现象层出不穷。
“在当今社会，成功压倒一切的价值观下，人们普遍缺少约束和敬畏之心。”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于海指出，中国传统上是一个熟人社会，如果作假，口碑不好，就会失去支持，在特定的社群中混不下去。现在进入一个开放、流动的社会，作假带来的风险越来越具有隐匿性，人们就会缺乏畏忌，面临利益诱惑时，难以坚持诚信。
65.8%的人容忍作假是“担心举报没用”
从事销售工作的范先生经常出差，他发现国内城市都有一些相同的“伤疤”：比如到处都是办假证、卖假发票的小广告。火车站附近，经常有人兜售假发票。范先生收到过类似的广告邮件，还曾向有关部门转发过，但没回音。
公众对作假持什么态度？调查中，62.4%的人表示“无可奈何”，51.6%的人“深恶痛绝”，32.6%的人“习以为常”，15.7%的人会“主动打假”，4.3%的人表示“无所谓”。
“我们社会对作假的道德压力和舆论压力都太小小了！”作为外聘专家，于海参加过一些高校的研究生论文评审。有一次，他按照评审程序否决了一个研究生的论文。事后，却被一位朋友找上门来要他改分放行。“在欧美学术机构里，没有人敢提出这样的请求，更没有人会答应，因为提出者和接受者都会因此名誉扫地，在同行中成为被耻笑的对象。而在国内这样做，却好像没什么。如果你不答应，还会有不好交代和在同行中不大好混的感觉。”
于海把这段经历连同一个地方官员利用假介绍信公费旅游的例子，写进一篇文章里，发表时编辑删掉了官员的案例，说只要自我批评就行了，“媒体行使正当的监督权，尚且这样避重就轻、不痛不痒，普通人又能做什么？我们的社会怎么能提高警觉？”
9月7日的调查显示，当遭遇作假时61.7%的人选择“忍了”。本次调查在一定程度上也显示了原因所在：65.8%的人“担心举报没用”；56.7%的人表示“对作假处罚太轻，不值得”；49.8%的人“担心打击报复”；47.9%的人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36.6%的人认为“不影响自己的利益，不关心”。
民意确认作假最严重的后果就是扰乱价值观
“对于作假，人们总是期待严刑峻法重拳出击，但是法律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邱宝昌指出，比如诈骗是刑事责任，轻微的欺骗是民事责任，没有造成后果就没办法惩罚，所以还是要从道德上进行约束。现在的问题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认为作假是可耻的。“像一个有名的青年作家抄袭的案子，法院已经明确判了，还是有很多粉丝，说抄袭也喜欢他、崇拜他。到底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是非完全混乱了。”
作假会造成哪些严重后果？调查显示，排在第一位的是“影响公众价值观，导致观念混乱”(78.8%)；其次是“损害法律和制度的权威”(67.1%)；“习惯成自然，作假越来越猖獗”排第三(63.9%)；接下来是“影响政府威信”(58.8%)。
“被作假伤害最大的是青少年，像唐骏一样的‘青年导师’都倒下了，他们还能相信谁？”于海认为，目前打假应该从“零容忍”做起。但单靠个人道德自律是不够的，需要迅速建立起衡量人们行为信用的制度，“这不仅涉及个人信用的制度管理，还包括公共信用的制度建设。”
“公共机构恪守本分、忠于职守、履行职责，也就为社会提供了最大的信用，为社会诚信作了最好的示范和引导。”于海认为，在信任体系的建构上，集体行动、社会心理和社会环境对于个人观念和行为的影响，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只有在制度信用上用力，在社会公信上用力，才是最有效的。 (记者 王聪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