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我带儿子回来想要寻找的东西。”姜涛说。
在儿子的教育上，姜涛有很深的思考，也很有计划性。
“中国的父母都是要倾尽全力给孩子一些东西的，这是没有办法的，反正要给，那么给什么就显得很重要了。”姜涛说，“我们根本不知道孩子长大的时候会面对什么样的生存状态”，因此，“我们要给孩子那些将来无论环境发生什么变化都能应对的最基本的素质”。他觉得这些能力应该包括解决问题的能力、创新的能力、沟通的能力、合作的能力、搜集信息的能力、解读金融和经济知识的能力以及全球观念和本土参与能力等等。
回国、进入普通学校，是姜涛教育计划中“本土化”的一部分，他希望儿子能认同中国文化，能认同自己其实是个中国人。
现在，姜涛觉得这“本土化”的计划不能再继续了，因为他看到儿子“会说流利的中文，但是文字中没有自己的观念；可以破解很难的奥数题，但是已经体会不到快乐”。
同样是逃离应试教育，姜涛的痛苦是双倍的。因为他是带着希望和期盼把儿子交给学校的，但现实是，他的期盼只实现了小小的一部分，换来的却是他对继续这样下去的恐惧：“我现在给孩子的可能是对他将来没有用的东西，而对他有用的那些东西我现在却给不了他。”姜涛说。
有人说，中国的教育是：希望进，绝望出。
这恰恰是姜涛目前的状态。
“我要让孩子在最好最正确的教育资源里寻找未来生存的答案。”姜涛开始考虑把他的一揽子教育计划中的“国际化”的部分提前。
姜涛已经物色好北京顺义的一家国际学校。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这所国际学校的幼儿园里看到这样一幕：孩子们都已经离园，老师却忙了起来，他看到一个老师正在挖开教室门前的沙坑，然后把一个个“恐龙蛋”埋进去。姜涛不解，老师回答，小朋友第二天会在玩沙子的时候“意外”地挖出恐龙蛋，“孩子们一定很欣喜”。
“我被这个老师感动了，我在老师身上看到了希望。”姜涛说。
逃离的路费很昂贵 这样做到底值不值
人们把这种进入国际学校接受教育的方式称为“本土留学”，因为免去了出国留学种种不确定的风险，近些年这种方式成为不少低龄留学者的选择。
其实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很多家长像杨寓晨的妈妈和姜涛一样，认为孩子应该有国际视野，适当的年龄应该到外面去看看。只不过这个“适当的年龄”已经有越来越低的趋势。有媒体统计，今年我国低龄学生出国留学人数达到近年来的最高峰，赴海外读高中的学生比往年增加两到三成，高中毕业参加“洋高考”赴海外上大学的学生，比往年增加一成多。
与那些还在应试教育中苦苦挣扎的孩子相比，杨寓晨和姜涛的儿子似乎即将进入“世外桃源”。但这个“世外桃源”的入门费用可是不低，按照目前市场上的普遍价格，国际初中的费用大约是每年四五万元，国际高中的价格要更贵，每年大约6万~10万元。而且，从国际中学毕业后，只有出国读大学一条路，再回到中国教育体制内参加高考是不可能的，这意味着要花更多的钱。
跟真正的出国留学相比，进入国际学校的费用还相对较低，但是对于大多数工薪阶层来说，一年近10万元的费用还是很高。
花这么多钱，让孩子早早离开国内的基础教育，这个逃离是不是太贵了？
姜涛的回答应该很有代表性。
“真正让我决定让儿子逃离应试教育的还不仅仅是怕压力、怕累。”姜涛说。
“中国和外国的教育真正看出差别的是在孩子进入大学以后，”姜涛说，国外的孩子进入大学之前都是在玩儿，在“不全面地发展”着，但是进入大学后，经过一年时间的思考，很多人在大二锁定了一个自己梦想的专业。然后这些孩子就会突飞猛进地发展，短短的几年内就能在自己的领域内达到很高的水平。
“同样是大学，国内的学生刚上大一时，懵懵懂懂比较安静，但是到了大二就开始玩儿了，很少有人认真思考自己的专业、自己的兴趣，真正把心思放在某个领域上。”姜涛说，这就是不同，人家开始学了，我们却开始玩儿了。“我们十几年的基础教育就是以进入大学为目标的，孩子们进入大学的门后，反而不知道该干什么了。”
如果说杨寓晨的妈妈和姜涛正带着孩子奔跑在逃离应试教育的路上，那么周志兴先生应该算带着儿子逃离成功了。
周志兴和爱人都是做文字工作的，他的爱人曾经在上个世纪80年代写下了脍炙人口的小说《女大学生宿舍》。
“儿子从一年级开始上的就是国际学校”，周志兴说。
他有3个孩子，最大的孩子大学已经毕业，老二正在上高二，都是在应试教育中历练过的。周先生对孩子的教育曾经非常困惑，他不知道应该给他们选择什么样的受教育方式、选择什么样的学校、选择什么样的专业、怎么才能让孩子既学到知识又有好的品质。为此，当小儿子到了上学的年龄时，他决定换一种教育方式，直接把孩子送入了国际学校。
国际学校有很多方面周先生都很认同：“孩子不用上课手背后面了”、“孩子班里一共十几个人，上课围成一个圈坐”、“孩子可以随便提问”、“可以走来走去，甚至可以坐在讲台上”。
最让周先生动心的是：“跟其他孩子比，儿子的眼神都不一样了。” 本报记者 樊未晨 实习生 崔力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