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和考生又怎样达成了某种协议，继而沦为“花钱办证”机构？这样的利益链不除掉，仅仅针对考生和考场的改变永远不可能奏效，毕竟治标要治本，而根本原因还在于学校迎合了当前社会人员的学历焦虑。
中国质量万里行
文/龙敏飞
文/龙敏飞
日前，北京广播电视大学50余分校、工作站正在进行统一的期末考试。记者暗访发现几乎每个考场都有学生作弊，考生带着A4纸以及各种小抄来回翻看。监考老师熟视无睹，甚至站在门口“放哨”防巡考，发现情况就发“暗号”。北京电大负责人表示，将调查具体作弊人数。（据7月11日《新京报》）
电大的作弊几乎成为一整套的程序——老师“把风”，学生“各显神通”。如此大范围的群体作弊事件，足以和吉林松原高考作弊产业化相媲“丑”。唯有产业化，才能有如此舒适的作弊环境。事实上，如果监考中有那么几个人在利益圈之外，那作弊绝不至于如此猖狂，由此可见，这群体作弊事件的背后，必然有着不为人知的巨大的经济利益圈子。
当前不少高校都有所谓的自考生，虽然名曰“自考”，但实际上并不是自己考，而是交钱给学校，继而学校把重点内容发出来。但由于参加自考的有在校学生，也有社会工作人员，前者作弊可能性较小，因为他们尚无足够的经济实力，而后者则不然，在一个崇拜学历的社会，能够花钱买到学历对自己来说无疑是一笔更为广阔的社会“通行证”，也是诞生利益圈的症结所在——学校正迎合了社会人员的学历焦虑。
有网友戏言，不妨将电大更名为“文凭买卖学校”，其实这对电大来说似乎有些不公平，虽然它是第一所被曝光的学校，但并不意味着它是唯一的一所有买卖文凭之嫌的学校。当前不少高校的自考生，很大一部分的社会人员考试都诞生着同样的作弊行为，只是没被曝光而已。
另外，我们也不能仅仅盯着考生和考场，他们能够明目张胆地作弊，其背后的问题更值得挖掘。在怎样的一拍即合的情境下，学校和考生又怎样达成了某种协议，继而沦为“花钱办证”机构？这样的利益链不除掉，仅仅针对考生和考场的改变永远不可能奏效，毕竟治标要治本，而根本原因还在于学校迎合了当前社会人员的学历焦虑。
近来沸沸扬扬的唐骏“学历门”事件，吊诡的是唐骏的学历修改后，一连串的名人也修改了自己在网上的简历，由此可见，上至社会名流，下到普通百姓，在一个学历崇拜的社会，都不得不低下高贵的头颅。而如果不对症下药，对学校的学历颁发不加强监督，那极有可能会诞生“今日‘电大生’，明日‘西大生’”的黑色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