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制衡

　　除了明确责任，立意于公众支持的权力制衡尤为各界期待。有学者即提出，经济责任审计是社会公众对“一把手”的公共权力进行权力制衡的需要。

　　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说，政府是“人性最大的反照”，在组织一个以人来管理人的政府时，最大的困难在于：你必须先使政府控制管理者；其次再强迫它控制它自己。有学者因此将权力制衡理论视为西方政府绩效审计发生的基础。

　　权力不受制约必然导致腐败，这是一条亘古不变的定律。为防止“一把手”因权力过于集中而滥用权力，必须采取分权和相互制约的机制。中共“十七大”报告就首次提出了“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这既是正确行使权力的必然要求，又是预防腐败的必然要求。  

　　“审计监督，就是专门用于制约与监督权力的权力。”杨肃昌认为，分权与制衡作为西方政治体制的特征之一，决定了其普遍将审计机关设置在政府之外。

　　而审计监督之所以具有政治性，关键就是审计监督本身及其所反映出的种种问题实质就是“围绕公共权力而展开的活动”。这也决定了无论何种审计监督工作，无不属于公共权力范畴的种种问题，审计监督及其制度创新也理所当然成为权力博弈的过程和结果。

　　由此，杨肃昌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鉴于与西方的体制差异，中国的审计监督权就要结合人大制度、党政领导体制等进行。

　　“但是，要让审议监督权真正对‘一把手’权力形成约束或者制衡，就一定要实现异体制衡，因为只有不同的主体范围才可能相互有效制约。”在杨肃昌看来，首先，审计必须立足于群众，方能生效；其次，审计结果必须为组织、人事、纪检等部门使用，才能真正将审计监督的作用发挥落到实处。

　　杨肃昌认为，兴起于2003年的“审计问责”本质上反映出一种“民本”思想和“有权必有责”原则，体现出政府和官员必须对公众负责的政治文化。也正是基于此，时任审计署长的李金华才强调：“人们期待，对这些违规违法行为，必须问责，给公众一个彻底的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