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日报》记者近日在北京市朝阳区、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和江苏省盱眙县三地基层法院采访时了解到,购物卡以节庆日、金额小为“掩护”,逐渐成为贿赂犯罪青睐之物。仅盱眙县人民法院近3年来审结的10起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件中,8起涉及购物卡。

　　节庆日往往成“受贿日”

　　2009年,盱眙县法院审理了淮安市淮阴区土地管理部门负责人李某受贿案。法院认定李某受贿总额为89000元,其中35800元为购物卡。  

　　“经审理了解,那35800元购物卡都是李某在节庆日收取的。如中秋节、元旦,一些开发商上门拜访,临走时通常留下一张购物卡给他。”审理此案的盱眙县法院法官王吉祥回忆说,李某收取的购物卡,有超市卡、商场鞋子提货单、烟酒提货单等,金额多为一两千元,最大的一笔3000元。

　　王吉祥说,盱眙县法院3年来审结的8起购物卡涉贿案件中,购物卡几乎都是在节庆日收取的,“对贪官而言,节庆日往往成了‘受贿日’。”

　　人们对江苏省财政厅原副厅长张美芳一案仍记忆犹新。张美芳于去年年底“落马”后,调查组从其家中搜出银行卡、购物卡多达几十张。据称,其一个节日就能收取10万余元购物卡。

　　“购物卡披上节庆日的外衣,让贿赂犯罪更加隐蔽,也让受贿者降低了防范的敏感度。”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法官殷东伟分析说:“很多受贿者认为,节庆日收张购物卡是正常的人情往来,便欣然接受了。”

　　让殷东伟印象深刻的是,今年他审理了一起教育部门负责人王某受贿案。王某被认定受贿7万多元,其中有5000元购物卡,分别是去年他孩子考上大学时别人送的2000元超市卡和今年过年收的3000元汽车加油卡。

　　“孩子考上大学,逢年过节,朋友间送些东西再正常不过了,收张购物卡怎么能算受贿呢?”庭审期间,王某提出这样的疑问。

　　殷东伟解释说,我国有礼尚往来的传统,法律也并不禁止亲朋好友间的馈赠行为。但根据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就商业贿赂作出的司法解释,王某所谓“朋友”和送购物卡的行为,全部是建立在王某职务之上的,是借馈赠之名行贿赂之实。

　　收受购物卡“洗赃易”

　　购物卡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贿赂犯罪中,成为贿赂犯罪的“新宠”。“2007年至今,北仑区法院审结了12起购物卡涉贿案件。今年以来,北仑区法院已审结两起贿赂案件,全部涉及购物卡。”殷东伟说。

　　据了解,2009年审结的浙江省嵊州市政协原副主席杜洪苗案,除一块手表外,杜洪苗受贿均为购物卡,总计18万余元。

　　殷东伟表示,受贿人之所以钟情购物卡,除打着人情往来的幌子外,一些受贿人法律意识太淡薄,认为收购物卡跟收现金不同,不构成犯罪。

　　王吉祥告诉《法制日报》记者:“庭审中,一些行贿人说,一两千元给钱拿不出手,买烟酒不知是否合对方口味,送张购物卡正好；也有受贿人说,拿钱觉得‘烫手’,收张购物卡更安心,将来要是被发现了,顶多也就是个违纪处分。”

　　“由于购物卡通常是一两千元一张,少的三五百元,一些受贿人觉得拿这么点钱也没事,没想到积少成多啊。”殷东伟说,他2009年审理的一起建设部门负责人陈某受贿案,其受贿的8万元中有5万多元是购物卡。庭审中,陈某也直言没想到自己竟然收了那么多购物卡。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曾对购物卡涉贿犯罪问题进行调研,该院法官辛祖国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相对于文物、贵金属、储蓄卡等物品,受贿者收受购物卡更“安心”的原因还在于“洗赃易”。

　　“收受购物卡后,处理卡的方式多样,可以自己拿购物卡或给亲朋好友去商场、超市消费,而不会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同时,大量‘黄牛党’的存在,受贿者只要自己出让小部分利益,就可以轻松的将购物卡兑现,简便快捷,不留痕迹。”辛祖国解释说。

　　完善机制切断洗钱途径

　　辛祖国表示,朝阳法院调研发现购物卡涉贿犯罪呈现出“三易”特征,除“洗赃易”外,还有“办卡易”和“交易易”。他认为,购物卡涉贿犯罪增多固然有当事人认识上原因,但客观上购物卡管理机制不健全也是重要的推力。

　　“在7部委意见出台前,购物卡管理长期处于无序状态,加剧了购物卡涉贿犯罪的增多。”辛祖国说。

　　3位法官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均表示,从禁止到管理,是一种务实的做法。但法官们普遍担忧,意见不足以有效遏制购物卡涉贿犯罪。意见虽要求“不记名卡面值不超过1000元、个人购买1万元以上要实名登记”,但“实名制起点太高,而行贿者一次购买的卡面值可能不需要1万元,送的卡也可以‘少量多批’”。

　　“意见并没有要求购物卡使用者进行身份登记,这对受贿者的威慑力不够。建议使用购物卡时与身份证一同使用,留下电子凭证,以利于今后查处其中的违法犯罪行为。”法官们对此充满期待。

　　辛祖国认为,应加大对各商场超市的执法检查,保证其严格按照意见执行实名制,并强化对“黄牛”的打击力度,切断洗钱销赃途径。

　　“当前应通过专题讲座、制作警示片等形式,积极开展购物卡涉贿犯罪法制教育,破除认识误区才能更好地自律。”辛祖国最后说。本报记者周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