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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京报：这是唯一一次用吊楼打炮吗？

　　杨友德：是的。2月6日那次，虽然也用了礼炮，但是用手推车，而且不是一个炮一个炮单放，是一起放，一会就打光了。结果被他们抓到了。

　　所以第二次我就研究了策略，炮要分开打，人要在高处。一个战斗，什么细节都要考虑。

　　说实在的，我能成功也是有原因的。他们命贵，他们怕死。我命贱，不怕死。这样我才有了机会。如果他们不怕，我十个吊楼也会被他们拆掉。

　　新京报：你不怕死？

　　杨友德：不是不怕死。是只有不怕死，才能破釜沉舟。

　　新京报：如果还有下一次呢？

　　杨友德：有下一次我还会这样守着。把我的烟花没收了，我就去买。如果他们逼我逼到最后，我也只能照着人打。我没有办法。

　　新京报：你平时每天都呆在这个吊楼上吗？

　　杨友德：外面有亲戚朋友，如果有保安在集合，挖土机在挪动，我得到这个信息，就会24小时呆在上面。吃饭就用吊桶吊上去。睡觉就在上面的躺椅上睡。

　　新京报：站在吊楼上往下发射炮，是什么样的感觉？

　　杨友德：打仗没开始之前，有点害怕。但是真正开始，就不害怕了。我的头脑还是很清醒的，就是要守住我的家。能守一分钟是一分钟。

　　我是打完了才后怕，想着早点结束这种生活。

　　保护好现场才有话语权

　　新京报：这一二十亩地对你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杨友德：这是我后半生的生活来源，太重要了。没有地，我就只能流落街头要饭。

　　新京报：你想要的是什么？

　　杨友德：我只有一句话，这是我的核心。第一我是农民，靠土地生存。你征收我的土地,我没有意见，但要按政策拿回我的补偿费。不这样做，我就只能去偷去抢。我一个人去偷去抢，法律可以来制裁我。大家都去这么做，这会是个社会问题。

　　农民靠土地生存，不管什么时候，我都是这个要求。我不多要，按政策给我应得的。

　　新京报：你有没有想过其他的办法？

　　杨友德：我们想过很多。用烟花是唯一的。第一，他们强大，不阻止不行。他们给我的是霸王条款，没有谈判的平台，没有我的话语权。第二，不守住，将来是一分钱得不到。这是唯一的办法，现在我依然认为这是唯一的。

　　我和他们讲过理，也上访过。

　　新京报：没用吗？

　　杨友德：我不能再上访，我去上访，房子和土地就没了。只要一个小时，整个地就挖平了。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守住。我跟他们打交道太深了。我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只有保护现场才有话语权。

　　如果地被推平了，我去上访，人家跟我要证据。我的证据呢？证据被推平了，谁承认？

　　新京报：尝试过去法院吗？

　　杨友德：法院这条路我走不通。我没有钱，打官司要诉讼费，我拿不出来。我也跟他们说过，让他们去告我。我是被告的话，我就不用拿诉讼费。但是他们不告，我也没办法。

　　新京报：你还相信法律吗？

　　杨友德：我相信。我相信法律条文都是好的，只是有些人执行的不对。我看了好多法律和政策，不看我没勇气，心中没有底，法律和政策让我心里有了底。

　　我不是暴民

　　新京报：你说你觉得自己不是钉子户？

　　杨友德：我不是。我觉得钉子户是想多要。我不是，文件规定多少我要多少。我是农民，我希望按政策补偿我。我所有的行为都是维权。

　　什么叫钉子户？门上没有眼硬往里插，那是钉子户。我是门上有眼，有政府规定的条条框框，我按规定插上去。我怎么能叫钉子户呢？

　　新京报：你采用这种方法不怕有人说你是暴民？

　　杨友德：我不同意。一个人在暴力的方面，你要看他产生的环境。我不是强买强卖，国家有法律有政策规定，我不是多要，我不是暴民。

　　还有人叫我刁民，我也不是刁民。我要回自己的利益，维护自己的利益，我并没有把别人的东西抢为己有，我不是刁民。

　　新京报：在整个过程中，你绝望过吗？

　　杨友德：伤心有过，绝望没有。大家明明是一样的人，却同地不同价，我会觉得伤心。

　　新京报：我看到你在房前屋后贴了很多标语？

　　杨友德：这是我发泄内心压抑的一种方法。

　　我“投降”没有出路

　　新京报：对这个事情，你最期待的结果是什么？

　　杨友德：我希望能按政策给我补偿。然后我好好活着。如果是这样，我就去买台电脑。我听说网上很多人支持我，我以后也要上网支持别人。

　　新京报：你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杨友德：我是一个喜欢交朋友的人，官方说我是个刁民。老百姓说我是个好人。我靠土地吃饭。我不贪国家的任何费用，我没有任何违法记录，我还送孩子去了军队。

　　新京报：你觉得自己倔强吗？

　　杨友德：我就是一个农民。农民是朴实的，这是堂皇一点说，其实就是说，农民是比较愚笨的。

　　新京报：你们村子里大部分人最终还是同意了补偿标准，为什么你一直要坚持？

　　杨友德：有两种情况。完全靠土地为生的家庭，不管怎么样，都是要抗争的。有的人不抗争，因为他们不是百分之百的农业人口。也有很多人后期“投降”了。但是他们投降了都有一些出路。

　　我百分之百是农业人口，一切生活来源都是土地。而我“投降”没有出路。

　　他们把我当作鸡，把群众当作猴子。我以前上访投诉过他们。他们是把我杀了给别人看，所以我没有选择。

　　新京报：你觉得自己能守多久？

　　杨友德：不知道。有一天算一天。现在有媒体关注，总比原来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