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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留下证据，他和村里负责人的谈判，他都会记下要点。而他说，他最核心的证据是“法律政策”。

　　他喜欢用维权、话语权、平台，这样的词语。

　　他会说维权比生命还重要。当他的妻子说，害怕报复时，他吼了她一句，“什么时候了，还考虑这个”。

　　他说他妻子动不动就哭，就担心。5月25日，用土炮“开始打”施工队之前，妻子浑身发抖。他说不要怕。他的亲戚们都作为他的帮手，负责打110求助。他说到现在只有他一个人拿烟花打过仗，他不想连累亲戚。

　　他已经能很精确地使用礼炮，100米怎么打，80米怎么打。包括不同的礼炮会有怎样不同的射程。他说这些都是练出来的。

　　当他站在吊楼上，演示他如何对付来施工的队伍时，他说，有时候站在那上面，他也发抖。他不知道接下来的是什么。

　　是自己被拉下来，是伤了别人坐牢，还是房子和土地都被推平———在后果出现之前，他说“我只能拼了”。

　　我不要消极抵抗

　　新京报：什么时候决定造这个土炮来保护房屋？

　　杨友德：2009年12月份，他们通知我说要强拆我的房屋和土地，我才想到了这个办法。

　　新京报：为什么会采用这样的办法？

　　杨友德：对于强拆，我看到很多人用消极的抵抗办法。比如往自己或家人身上浇汽油，把家人烧死。我不愿这么干。我觉得这是不相信共产党的表现。我和他们不一样，我不想伤害自己。

　　而且我相信是下层瞎搞，上层是光明的。所以我不会烧死自己。

　　新京报：你觉得他们是消极抵抗，你呢？

　　杨友德：我觉得他们是不负责任的，受害的是家人。我听了他们的经历之后，很难受。我不是消极的，我曾经想到过死。但是我死，必然是他杀，我不会杀我自己。

　　外面强拆死亡的人，都是被拆迁人。轮到我身临其境的时候，我也在想这个问题。第一我不想死。不想死，又不想放弃自己的合法权益。这个办法是逼出来的。

　　新京报：怎么会想到用礼炮？

　　杨友德：我们这个家庭兄弟六个，没有进公安局的犯罪记录，我们是守法的公民。有些事情太违法的，不敢干。烟花，我估计还打不死人。

　　我们既要守法，又要保护自己，就要会想办法，看到利害关系。这个火炮不指望保护，只是推迟的作用。起码有了烟花，他们不敢和我争，我是在争取时间打110。

　　新京报：想这个花了多长时间？

　　杨友德：就几天时间就想出来了。虽然我是个农民，但是我也有自己的办法。礼炮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东西。有情的时候是为了欢迎，有气的时候是用来对付。

　　他们强大，我们弱小

　　新京报：你觉得这个办法管用吗？

　　杨友德：对这种拆迁，我希望用这个来阻止。虽然我把握不大，但这个指导思想比肢体接触好，肢体接触相当于送死。我也想过，如果我阻止不了，我也许就被打死了。为了这个我还写过遗书。

　　新京报：遗书的内容是什么？

　　杨友德：我的遗书是写给我儿子的。我告诉他，我死了之后，你不能可惜，不要管尸体。还是要依法维权，拿回我们应得的钱。

　　新京报：写遗书的时候是怎样的心情？

　　杨友德：我是为了防止万一。人到了50多岁，也看了很多事情，想好也要想坏。遗书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的。

　　新京报：你说让他依法维权，你觉得自己现在是在依法维权吗？

　　杨友德：我这种方法，讲起来和国家的治安管理条例不符合。但我没有办法，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方法。

　　新京报：为什么说是非常时期？

　　杨友德：一个是他们强大，他们主动。我们弱小，我们被动。

　　如果说他们一个月攻打一次，我们一个月都会提心吊胆，不能睡觉，不能生产。这种折磨，只有经过抗日战争的人才晓得那种恐怖。我们就生活在恐怖当中。

　　新京报：你有没有想过，如果稍有不慎，会死人，这样就犯法了？

　　杨友德：对。我想过。我想了如果犯法了，我就受法律制裁。我在受审判的时候，我仍然会揭露他们办事不公。到时候我起码有说话的机会，比自杀强。

　　只想阻止他们

　　新京报：那个吊楼有多高？

　　杨友德：本来是三米，后来我为了对付他们，增加了五米，有八米高。

　　新京报：那么高是为了瞭望吗？

　　杨友德：不仅仅是为了瞭望。最重要的是，他不能轻易把我从高空打下来。我在高空有砖头，有石灰，也有烟花礼炮，居高临下，可以抵抗。

　　新京报：有几箱烟花？

　　杨友德：两箱，48响。在房子里我还准备了一箱。如果我被控制住，我的亲兄弟来了可以拿起来和他们打。

　　新京报：打炮时想得最多的是什么？

　　杨友德：瞄准他们，调整礼花弹的高度和角度。那个时候脑子里是空白的，就想着打炮。我好歹是个初中生，50多岁的人了，我始终记不起我发了多少炮。

　　新京报：打炮之前会有什么准备吗？

　　杨友德：我有一个喊话器。我打之前会喊，我正在向你们开炮，希望你们不要再进攻。我说这些，是希望伤亡能减低到最小。

　　如果他们停止，我绝对不放炮。即使放炮，我也不冲着人。情况太危急，我为了镇住他们，一进入火力范围我就开始打。但是都是打到高处，或者打到人群的后面爆炸。

　　我不想伤人。我用礼炮，一个是希望他们停止，另外也是希望110快来。

　　真正打的时候不害怕

　　新京报：5月25日那次冲突，持续了多长时间？

　　杨友德：从下午三点到五点。直到他们最后一个人都撤走了，我才下来。事后我很高兴，我既没有伤到人，土地和房子也保住了。